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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漢間西域與中原的文學藝術(shù)交流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yǎng)蠶織絹的國家，商周時代，我國內(nèi)陸已能生產(chǎn)華美的暗花綢和彩色的刺繡，隨后又發(fā)明了羅紗和織錦。春秋戰(zhàn)國時，絲綢生產(chǎn)已遍布黃河、長江流域。漢初絲綢的織造和印染技術(shù)有了發(fā)展和提高，所產(chǎn)絲綢品種更加繁多。這種華美的絲綢，由于深受人們的喜愛而成為東西交流中的重要物品，西域的大宛、大月氏、安息都曾經(jīng)是重要的轉(zhuǎn)輸?shù)亍?/span>

西漢末期，羅馬帝國是中國絲綢的最大主顧。英國學者斯坦因言：“中國出品中為使臣攜至西方者以細絲為最著。自是以后，希臘及羅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織絲之西利斯人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羅馬語，對于中國人之稱呼也。其后數(shù)世紀間，西方絲業(yè)皆為中國所專利?？芍z織品通商與中國關(guān)系之重矣”。 絲織品在羅馬市上價格高至與同量重之黃金相等。凱撒大帝曾身穿絲綢長袍去看戲，引得在場的貴族羨慕不已。此后不久，絲綢便風行羅馬，公元后的幾個世紀中，羅馬城內(nèi)的托斯卡區(qū)開設(shè)了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4世紀羅馬歷史學家馬賽里努斯宣稱：“過去我國僅貴族才能穿的絲服，現(xiàn)在各階層人民普遍服用，連搬運夫和公差也不例外。” 羅馬帝國的貿(mào)易中心泰爾、培盧特等城的絲織業(yè)多以中國絹絲為原料。甚至有的歷史學家認為，羅馬帝國的滅亡同它與中國絲絹貿(mào)易中的巨額逆差而帶來的國庫空虛密切相關(guān)。

我國是最早發(fā)明生鐵冶煉技術(shù)的國家，冶鐵技術(shù)長期居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戰(zhàn)國時代我國就已能生產(chǎn)滲碳鋼，漢代則進一步發(fā)明了鑄鐵脫碳的百煉鋼以及低硅灰口鐵與球墨鑄鐵，鋼鐵的應用日漸普及。南北朝時代我國又出現(xiàn)了灌鋼法，可生產(chǎn)出優(yōu)質(zhì)的高碳鋼。至此，除合金鋼鐵外，我國的鑄鐵已基本達到現(xiàn)代的品種，煉鋼技術(shù)也十分先進。從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秦、漢的一些著名寶劍，如干將、莫邪等名劍，便是用優(yōu)質(zhì)鋼制成的。中原的冶鐵技術(shù)對西域產(chǎn)生了了很大的影響，為了維護統(tǒng)一并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西漢政府對西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軍事行動，調(diào)動漢族士兵戍邊，并組織西域軍隊，生產(chǎn)精銳武器?！稘h書》第70卷記載西域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公元36年，張湯到西域時，見到胡人武器遠不如漢兵，“矢刃樸鈍，弓弩不利”，進而西域兵士“頗知漢巧”，可以“三而當一”，“弓矢漸利”，（《漢書》）這具體證明了古代中亞的冶鐵技術(shù)是由漢人傳過去的。此后漢人先進的冶鐵技術(shù)不斷輸入西域。冶鐵技術(shù)在西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得到廣泛應用，較大的提高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鑿井術(shù)在中國出現(xiàn)很早，甲骨文中已有了“井”字。鑿井術(shù)的發(fā)明為中國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及人們生活帶來莫大便利。大約在秦與西漢初年，鑿井技術(shù)由流入匈奴的漢人帶入塞北，后又隨匈奴勢力的伸展而向西方傳播。公元前103年，漢武帝遣李廣利率3萬人征討大宛，包圍了大宛城，《史記》記載當時“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李廣利“遣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可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 李廣利遂與大宛議和。說明了當時得“秦人”把打井技術(shù)傳到西域的事實。而李廣利所帶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的工程又是更加先進的井渠法。井渠法是中國人的發(fā)明，武帝時所修龍首渠即用此法，此法是沿水脈間隔打井，“深者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用來控制水源和防止沿岸崩塌。這種技術(shù)隨著西域屯田與征戰(zhàn)的需要，由大批隨軍水工 帶到西域，并進而流傳到中亞、西亞諸地。

造紙術(shù)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之一，105年蔡倫改進造紙法后，紙張率先傳入西域各國，繼有西域的商胡販客轉(zhuǎn)向更遠的地區(qū)。近代以來，西域各國的城邦中屢屢出土這一時期的紙張殘片。如斯文赫定在樓蘭遺址中發(fā)現(xiàn)大批的古紙，有粗糙的、網(wǎng)狀的，也有精致的微黃色信箋。斯坦因曾在甘肅西部古長城的一座烽燧遺址中找到幾封2世紀中葉的粟特文紙信，可見紙張在西域地區(qū)十分流行。漢朝統(tǒng)一西域以后，漢字流行于西域，從政府文告到民間書信契約，多用漢字書寫?？脊虐l(fā)掘出大量且內(nèi)容豐富的漢代木簡。西域的國王有許多取漢文名字。漢字還出現(xiàn)在西域所鑄造的錢幣上，如和闐等地出土的東漢時的和闐馬錢，并且其貨幣單位也采用了與內(nèi)陸相同的“銖”。

在中原文明傳入西域的同時，西域文明也逐漸東來，與中原文化相融相濟如水乳之不可分。西域的舞蹈和雜技，在兩漢時代陸續(xù)傳入內(nèi)陸。西域的舞蹈以矯健的姿態(tài)，表現(xiàn)跳躍翻騰的動作，傅毅《舞賦》有“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的描繪。中原漢家音樂，很早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地吸收了西域伊州樂、龜茲樂的精華，不少西域民間音樂家長期入居中原，對漢樂的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豆沤褡ⅰ氛f：“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麾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生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后漢以給邊將軍?！奔词敲髯C。其他還有來自西域的胡笳、胡角、琵琶、笛子、箜篌等樂器傳入中原，加入中國民間樂隊。雜技在漢武帝時，已由傳統(tǒng)的角抵戲，發(fā)展成節(jié)目繁多的“百戲”，走索、倒立、扛鼎、緣桿、弄丸、弄劍、魚龍變化、戲獅搏熊等。陳暘《樂書》曾列舉“漢世之撞末伎、舞盤伎、長蹻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舞輪伎、透峽伎、高晅伎、獼猴幢伎、緣桿伎、椀株伎、丹朱伎、唐世并在”。有些還一直流傳倒今天，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張騫出使西域后，西域各游牧部落的馬匹源源不斷輸入中原。公元前105年，烏孫王曾以良馬千匹為聘禮，求娶漢公主。這一時期大宛的特產(chǎn)汗血馬也傳入中原?！妒酚?/span>·大宛列傳》記載，武帝“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云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庇捎谖涞邸昂猛瘃R，使者相望于道”漢武帝，曾遣使通大宛，知其產(chǎn)駿馬，欣然遣使赍千金求換駿馬，大宛惜馬，不與，且劫殺漢使，漢武帝大怒，于公元前104年，任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兵攻大宛，因不清大宛詳情，漢軍失利。公元前102年，李廣利再征大宛，獲勝，得大宛良馬三千余匹，號為天馬，又名汗血馬?！稘h書·武帝紀》記載，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武帝)作《西極天馬之歌》”。逯欽立先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引《廣文選》，記其詞曰：

天馬徠兮從西極，徑萬里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跋山涉水、跨漠越壁、來自西方的天馬會給邊疆帶來安定團結(jié)。寄托了漢武帝的遠大抱負?！稘h書·武帝紀》還記載，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屋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但《漢書》并未記載歌詞內(nèi)容，逯欽立先生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引《武帝集》，載有《天馬歌》，其詞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逝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

另外，《樂府詩集》載漢郊祀歌，其中也有一首《天馬》，據(jù)傳也是漢武帝所作，對《寶鼎天馬之歌》又作了進一步地增飾，歌曰：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儻，精權(quán)奇。笞浮云，晻上馳。

體容與，逝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

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天馬徠，執(zhí)徐時。將搖舉，誰與期。

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

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這首詩將天馬的特征寫得生動形象，是西域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相融合的具體表現(xiàn)。

西域的各種觀賞動物和牲畜，也隨著絲路的開通而傳來中原。漢武帝專門建有畜養(yǎng)奇禽異獸的博望苑。西域的“天馬”、驢、騾、毛牛、駱駝的引進，為內(nèi)陸社會生產(chǎn)和交通運輸帶來了明顯效益，對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動力。安息的獅子、天竺大象、中亞駱駝、南海珍禽等觀賞動物的輸入，則為中原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內(nèi)容和樂趣。

原產(chǎn)西域大宛的葡萄、苜蓿，亦為漢使所帶回?！妒酚?/span>·大宛列傳》說，“宛左右以薄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葡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離宮別館旁盡種葡萄、苜蓿極望?！边@種大宛種的苜蓿，是很好的營養(yǎng)豐富的飼料，傳入漢朝后，“離宮別館旁”種植極望，并迅速普及于各地。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28卷說，“雜記言苜蓿原出大宛，漢使張騫帶歸中國，然今處田野有之，陜隴人亦有種者”。葡萄也是出使者自西域帶回，始在中原推廣，又學習西域果酒釀造技術(shù)，制出甘淳的葡萄美酒。唐代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出籠，恐怕還得感謝黃泉之下的漢朝使者呢。

紅蘭花，產(chǎn)于埃及、印度、克什米爾等地，可用作染料以制絲綢，又可用為中藥以活絡(luò)經(jīng)血。據(jù)張華《博物志》云，此物乃“張騫得種于西域”而在中原廣泛移植。胡麻，乃“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故名胡麻”，既可食和又可入藥，即今之芝麻。大蒜，“張騫使西域始得?！焙?，“張騫使西域得種?！笔?，原產(chǎn)波斯、阿富汗，張華《博物志》說“張騫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國榴種以歸”。胡桃，本波斯特產(chǎn)，“漢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歸，植之秦中，漸及中土，故名之?！焙?、胡蘿卜，皆為張騫使西域得歸。據(jù)乾隆重修《肅州新志》云，胡蘿卜“有黃紅二種，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題去：‘不是張騫通西域，安得佳種自西來?！w出西域，故云”。

佛教也隨著絲路交通而從印度經(jīng)西域傳入中土。張騫出使西域時，從大月氏人那里“始聞浮屠之教”。此后，隨著中原與西域交往的日漸發(fā)達，佛教逐步輸入中原?！度龂尽|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傳口授《浮屠經(jīng)》?！边@表明佛教及其經(jīng)典引起了中國士大夫們的注意。東漢時代，佛教流傳甚廣，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即“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泵鞯鄣脑t書中也稱他“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保ā逗鬂h書》卷四十二《楚王英傳》）《洛陽伽藍記》稱：“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傳入中國之始?！睎|漢末年，不僅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民間崇佛立寺者亦時有出現(xiàn)。靈帝時，丹陽人笮融就在徐州廣陵之間“大起浮屠之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閣堂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涂象，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shè)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后漢書》卷七十三《陶謙傳》）佛教傳入并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shù)、文化教育、哲學、醫(yī)學、建筑、雕塑等都產(chǎn)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漢賦中有許多地方涉及到西域。班固《兩都賦·西都賦》曰：“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贝颂帯按笸稹?、“條支”、“昆侖”，皆為西域古國名、地名?！按笸稹保瑵h代西域國名，在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nèi))；“條支”，漢代西域國名，在今伊拉克境內(nèi)；“昆侖”，漢代既為山名，又指西域邊塞之地。

張衡《西京賦》曰：“珍物羅生，煥若昆侖。”“既乃珍臺蹇產(chǎn)以極壯，磴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贝颂帯伴侊L”乃昆侖之第二層，“西洫”即西海，“金墉”即金城，二者當泛指西域之地。

張衡《東京賦》曰：“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薄白箢珶龋翼?。眇天末以遠期，規(guī)萬世而大摹?！贝颂帯捌焉摇奔次饔虼笸鸷寡R，《史記.樂書》曾記載：“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薄稘h書·西域傳贊》又載：“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顏師古注引孟康注此曰：“四駿馬名也。”“玄圃”即閬風，為昆侖之第二級，屬西域之地。王褒《九懷》有言曰：“朝發(fā)兮蔥嶺，夕至兮明光?！薄跋蛭崧焚馐[嶺，連五宿兮建旄?！薄笆[嶺”，是秦漢時期人們對于帕米爾高原和昆侖山、喀喇昆侖山脈西部諸山的總稱，處于古代西域的中部。

劉向《九嘆》曰：“登昆侖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于太陰兮，登閶闔于玄闕?；仉捃囐挛饕?，褰虹旗于玉門。馳六龍于三危兮，朝西靈于九濱?！薄芭诺蹖m與羅囿兮，升縣圃以眩滅?！贝颂幧婕拔饔虻孛挠小袄觥薄ⅰ坝耖T”、“三危”、“縣圃”等等。昆侖、玉門、縣圃，皆西域地名。關(guān)于“三?！保f法不一，較普遍的是認為即今敦煌附近的三危山。這些辭賦是西域與中原經(jīng)過長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相互交流的必然結(jié)果。

漢武帝時期，曾派驃騎大將軍霍去病兩次攻擊匈奴，一次逾焉支山，一次過祁連山?；羧ゲ∫蚬Ψ庥诶蔷玉闵?。詩歌中對此事件有所描述。如《史記·匈奴傳》顏師古注引《西河故事》稱：“匈奴失祁連、馬支三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鋺懴巳绱恕?。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雜歌謠辭》據(jù)唐末梁載言撰《十道志》，其歌辭是：“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痹娋淝『脙蓛傻怪?。

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西域地區(qū)得到實施。公元前60年，漢宣帝在西域設(shè)置“西域都護”，“西域都護”直屬中央政府，由中央委派騎都尉或諫大夫充任。它是西域最高長官，代表中央對西域行使權(quán)力。西域和內(nèi)陸的交通要道――絲綢之路得到保護，有力地促進了西域與內(nèi)陸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兩地互相來往的人數(shù)大為增加。西漢時派往西域的使者“一歲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史記》第123卷）東漢時“馳命走驛，不絕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保ā逗鬂h書》第118卷）絲綢之路得到空前的繁榮，兩地的文化交流日趨頻繁。派往西域的 各級官員、屯戍將士和屯田民眾以及往返的少數(shù)民族，都成為漢文化的積極傳播者。

西域文化的傳播在東漢晚期達到了高潮。漢靈帝深好西域藝術(shù)和風俗習慣，《后漢書》載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喜愛域外的東西成為風尚，成為上層社會所追求的奢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