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休謨和杰弗遜都試圖弄明白人類的心理構造，但他們手中都沒有一個用以闡釋生物構造的最強有力的工具，即達爾文的進化論。達爾文癡迷于道德，任何生物間合作的例子都要用他一貫強調的競爭和“適者生存” [5] 理論來解釋。對于道德可能是如何進化的，達爾文提供了幾種解釋，其中大多涉及諸如同情之類的情感，他認為這些情感是人類社會本能的“基石”。他也寫到了羞恥感和榮譽感，它們與人們對聲望的追求相關。達爾文是道德先天論者：他認為自然選擇賦予了我們與生俱來的道德情感。

然而，社會科學在20世紀的發(fā)展受到了兩波道德主義的影響，先天主義因此成了一種道德冒犯。第一波是人類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恐懼，這一主義由達爾文提出，但他并未支持它。其大意是，最富有、成功的國家、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適者”。因此，向弱者施與寬仁救濟，使之能繁衍下去，就等于是干涉了自然進化的過程。 [6] 某些種族天生就優(yōu)越于其他種族，這一說法后來受到了希特勒的擁護。如果希特勒是先天主義者，那么所有先天主義者都是納粹分子。（這個結論的邏輯有誤，但如果你不喜歡先天主義，這樣說就很過癮。）

第二波道德主義是曾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卷席美國、歐洲和拉美的激進政治。激進的改革者們通常相信，人性是一塊白板，在上面可以繪就任何烏托邦圖景。比如，如果進化賦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需求和技能，那么想要在很多職業(yè)中達到兩性平等就存在困難。如果先天主義可用來為既存的權力結構辯護，那么先天主義就是錯誤的。（這里又出現了一個邏輯錯誤，但正義之心就是這么運作的。）

20世紀70年代的哈佛研究生、認知科學家史蒂芬· 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2002年的著作《白板說：對人性的現代否抑》（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里描述了科學家們如何背叛科學價值以忠誠于進步運動?？茖W家們在演講廳里都變成了“道德表現癖患者”，他們妖魔化自己的同事，還要求學生們將是否與種族、性別平等等進步論調相一致作為評價各種思想的標準，而不是從實事求是的角度出發(fā)。

對科學的背叛在對愛德華· 威爾遜（Edward O.Wilson）的攻擊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此人終生致力于研究螞蟻和生態(tài)系統(tǒng)，1975年他出版了《生物社會學：新的綜合體》（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一書，該書探討了塑造動物形態(tài)的自然選擇（這一點毫無疑問）是怎樣同時也塑造了動物的行為。這個觀點本不具爭議性，但是威爾遜在最后一章大膽地宣稱，自然選擇同樣影響了人類行為。他相信，所謂人類天性是存在的，它劃定了我們在撫養(yǎng)后代和設計新的社會制度時所能達到的界線。

威爾遜用倫理學來闡釋他的觀點。和勞倫斯· 科爾伯格以及哲學家約翰· 羅爾斯（John Rawls） [7] 一樣，他也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因此，他相當熟悉后兩者著力論述的權利和正義的理性主義標牌。威爾遜心中清楚，進化是道德直覺的最佳解釋，而理性主義者實際做的則是為道德直覺創(chuàng)造巧妙的正當理由。大家相信人權是因為這東西像數學定理一樣真正存在嗎？它正陳列在宇宙貨架上，挨著畢達哥拉斯定理，等待柏拉圖式的理性者去發(fā)現？還是只因為人們在讀到對酷刑的記述時感覺到憎惡和同情，所以才發(fā)明了一個關于普遍權利的說法以將這種情感正當化？

威爾遜和休謨站在一邊。他指控道，在“請教自己大腦的情感中心”后，道德哲學家們實際上在做的是捏造理由。 [8] 他預言，哲學家很快就會失去倫理學研究，這一研究將“生物學化”，或將發(fā)生改變以適應關于人類天性的新興科學。哲學、生物學和進化之間的聯(lián)結便是威爾遜設想的“新綜合體”之一例。他后來使用“協(xié)調體”這一說法，即各種觀念雜燴，造就知識的統(tǒng)一體。

先知們對現狀的質疑經常會招致掌權者的仇恨。這樣說來，威爾遜應當被稱為道德心理學的一個先知，他在刊物上和在公共場合中都遭到憎恨和譴責。 [9] 威爾遜被稱為法西斯分子，這一稱呼令（有些人）對他的種族主義指控，以及（有些人）禁止他公開發(fā)表言論的行為具有了正當性?？棺h者們打斷威爾遜的科學演講，沖上講臺呼喊道：“法西斯分子威爾遜，你躲不了的，我們以種族屠殺罪指控你?！?/p>

[5] 這個著名的術語是赫伯特 ·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首創(chuàng)的，但達爾文也使用過。

[6] 這一觀點是赫伯特 · 斯賓塞在19世紀后期發(fā)展出來的，但可以追溯至18世紀的托馬斯 ·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達爾文確實認為部落之間存在競爭（見第9章），但他并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7] 羅爾斯至今仍是最經常被引用的政治哲學家，因其1971年的著作中的思想實驗而聞名。他讓人們設想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設計這個社會，也就是在事先不知道自己會在這個社會中占據什么位置的情況下看人們會怎么設計這個社會。理性主義者傾向于喜歡羅爾斯。

[8] 威爾遜的原話太有預見性了，準確到令人難以相信：“倫理學家們通過請教自己大腦的情感中心直覺式地知曉了道德的義務性準則。這也適用于發(fā)展主義者（比如科爾伯格），盡管他們已經盡力做到客觀。只有將情感中心的活動看作是生物學上的適應，才能破譯這些準則?！?/p>

[9] 一些著名的生物學家如史蒂芬 · 杰伊 · 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 · 雷威?。≧ichard Lewontin）都寫文章嘲諷生物社會學，反對其將科學與社會正義的政治議題聯(lián)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