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秉勛

　　我寫《八卦占卜新解》那陣，正逢中國文化熱興起，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想了不少問題。那時候最時髦的詞就是“文化”，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但卻有一種文化，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深深扎根于中國從最高統(tǒng)治者到最底層民眾的的意識中，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卻視而不見。儒、釋、道而外，中國文化實際上還有非常大的一塊，如卜筮、星命、八字、堪輿、占候、相學、符簶、禁咒、風角、望氣、祝由、扶乩、厭勝、民間禁忌、降妖伏魔等等，一直在民間盛行不衰，這不為那一個階層所專有，各階層的人都搞這些事，而從西周到明清的宮廷中，干脆就養(yǎng)著這一幫子人。這一大塊中國文化，我當時定了一個名稱就是“中國神秘文化”。但中國的文化精英們，為什么對如此廣泛存在的文化掛口不提呢？原因是他們的奴性決定著他們的言行。西方在文化方面搞“歐洲中心論”，文化得以歐洲文化為標桿，歐洲人說的話就是真理，一切按他們的標準來。但中國五千年文明，歐洲人知道多少呢？這是兩種文明，西方靠分解研究的科學，根本無法籠蓋中國的靈性文明，中國文化精英，唯西方祖師們的馬首是瞻，所以對自己身處其中的本土文化，就只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了。這樣研究來研究去的所謂中國文化，將是不完全的，殘缺的，從中并不能反映中國人意識形態(tài)的真實。

　有了這些想法，我就決定組織編寫一套叢書，叫“中國神秘文化叢書”。我考慮的作者隊伍是剛剛從高校文科畢業(yè)的碩士研究生（當時全國還沒有博士研究生），一般在高校和社科單位工作，這些人能讀懂古籍，也有研究能力，這套叢書一定會搞得很好。我很亢奮，騎車跑到陜西師范大學，很快就把這個隊伍組織起來了。當時自報課題的，我記得有：陜西師大的臧振、劉久生、劉學智、梁道理，陜西省文聯(lián)的李昺，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的郭慶華。其中郭慶華畢業(yè)于南開大學哲學系，曾考過我的研究生，因外語分數(shù)不夠，未能錄取，此人的舊體詩寫得很好，也善研究。

　　陜西旅游出版社對這套叢書非常感興趣，但選題報到出版局，卻遲遲不批。在等待期間，山西省人民出版社聽到這個消息，就派一個中層領導跑到西大來找我，讓把這套書放在他們出版社出版；我一來是為了校對方便，二來因為都是暢消書，放在身邊出版也好監(jiān)督印數(shù)，所以沒有答應。沒過多久，廣西古籍出版社一個編輯室主任也來找我，希望把這套書放他們出版社出版。這個編輯室主任是一位女士，正是畢業(yè)不久的碩士生。誰知她回去之后在當?shù)亟M稿，一年之后她組編的這套叢書出版了，使人懊喪的是，這套叢書正是用了我給叢書擬的名稱——“中國神秘文化叢書”。這期間陜西旅游出版社用了許多手段，都沒有獲得出版局的批準。作者們也很著急，有的人為了升職稱，還要靠出書報成果。我萬不得已，就化整為零，有的我?guī)退麄冋页霭嫔?，有的自尋出路，把一束火力猛烈的手榴彈，東一個西一個地甩了出去。等陜西省出版局想通了，允許出這套叢書時，卻只能出我的《八卦占卜新解》一本了，一本書猶標為“中國神秘文化叢書”，并還用了我撰寫的《中國神秘文化叢書》的總序。這看起來像是在向廣西邯鄲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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