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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光中 主播|潮羽 開始語：生活里有許多東西在瘋長，長到充滿了我們的眼睛和耳朵，充斥著我們的思想和心靈。這冥頑的枝蔓，遮掩了生命的色彩，刺痛了本真的神經(jīng)。 與您分享余光中的散文《你的耳朵特別名貴?》 七等生的短篇小說《余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面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 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們把聲浪放低， 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為借口加以拒絕。 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適于山間。 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如訴 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余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余，而是因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無形，有時甚于刀槍。 噪音，是聽覺的污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  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并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 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quán)利。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diào)，認為 好靜乃是聽覺上的優(yōu)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閑階級的“富貴病”。 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 投訴，一定無人理會。 “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 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會之常態(tài)，而干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tài)，反而破壞了鄰里 的和諧，像余索一樣，將不見容于街坊。 詩人庫伯（William Cowper）說得好：吵鬧的人總是理直氣壯。
其實，不是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怕吵嗎？《水滸傳》里的魯智深總是大英雄了吧，卻也聽不得垂楊樹頂群鴉的聒噪，在眾潑皮的簇擁之下，一發(fā)狠，竟把垂楊連根拔起。
叔本華在一百多年前已經(jīng)這么畏懼噪音，我們比他“進化”了這么多年，噪音的勢力當然是強大得多了。 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誕》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見那時的余 索已經(jīng)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十年以來，我們的聽覺空間只有更加臟亂。 無論我怎么愛臺灣，我都不能不承認臺北已成為噪音之城，好發(fā)噪音的人在其中幾乎享有無限 的自由。 人聲固然百無禁忌，狗聲也是百家爭鳴：狗主不仁，以左鄰右舍為芻狗。 至于機器的噪音，更是橫行無阻。最大的兇手是擴音器，商店用來播音樂，小販用 來沿街叫賣，廣告車用來流動宣傳，寺廟用來誦經(jīng)唱偈，人家用來辦婚喪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變本加厲，擴大了殺傷的戰(zhàn)果。 四年前某夜，我在臺北家中讀書，忽聞異聲大作，竟是辦喪事的嘔啞哭腔，經(jīng)過擴音器的“現(xiàn)代化”，聲浪洶涌淹來，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間，只憑其凄厲可怕，不覺其悲哀可憐。 就這么肆無忌憚地鬧到 半夜，我和女兒分別打電話向警局投訴，照例是沒有結(jié)果。
 噪音害人，有兩個層次。 人叫狗吠，到底還是以血肉之軀搖舌鼓肺制造出來的 “原音”，無論怎么吵人，總還有個極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為公平。 但是用機器來吵人，管它是收音機、電視機、唱機、擴音器，或是工廠開工，電單車發(fā) 動，卻是以逸待勞、以物役人的按鈕戰(zhàn)爭，太殘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兩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爾（Richard Steele）就說過：“要閉起耳朵，遠不如閉起眼睛那么容易，這件事我常感遺憾。” 上帝第六天才造人，顯已江郎才盡。 我們不想看丑景，閉目便可，但要不 聽噪音，無論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靜。更有一點差異：光，像棋中之車，只能直走；聲，卻像棋中之炮，可以飛越障礙而來。 我們注定了要飽受噪音的迫害。臺灣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間相對縮小。 大家擠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幾架可發(fā)噪音的機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認真取締，未來的聽覺污染 勢必造成一個半聾的社會。
每次我回到臺北，都相當?shù)亍敖l(xiāng)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羅地網(wǎng)，怯于一上了計程車，就有個音響喇叭對準 了我的耳根。 香港的計程車里安靜得多了。英國和德國的計程車里根本不播音樂。 香港的公共場所對噪音的管制比臺北嚴格得多，一般的商場都不播音樂，或把音量 調(diào)到極低，也從未聽到誰用擴音器叫賣或競選。
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后，便是集權(quán)。曾有人說，一出國門，耳朵便放假。 這實在是一句沉痛的話，值得我們這個把熱鬧當作繁榮的社會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結(jié)束語：或許，面對不屬于你我的熱鬧，我們只有努力修煉出一顆強大的心靈之盾，才能以孤獨的姿態(tài)，走向生命的寧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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