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近代歐洲各國的財政一直是財政史學家和社會史學家研究的重點內(nèi)容之一。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財政史不僅沿襲了熊彼特的財政社會學觀點－－即國家發(fā)展與財政體系發(fā)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而且沿襲了熊彼特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即把財政置于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綜合研究國家財政行為產(chǎn)生及其歷史影響。

1967年，英國歷史學家P.G.M.狄金森出版《英格蘭財政革命：對于公共借貸發(fā)展的研究》。他認為18世紀的英國的發(fā)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是由于國家借貸體系的完善和議會提供保障的國家公共財政的支持。在英法長期對抗中，英國的國家財政體系明顯優(yōu)于法國。以強大的國家財政能力作為基礎(chǔ)，英國得以建立強大的海軍和陸軍以及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建立聯(lián)盟與法國對抗。而龐大的軍事開支不僅僅是英國每年的稅收能夠支持的，為了支持英國的軍事行動，國家借貸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如此，英國還確立了“能夠確保商業(yè)與金融行業(yè)進行安全穩(wěn)定的投資和減資的一系列機制”，這些機制促進了倫敦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發(fā)展，并且為工業(yè)革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資金基礎(chǔ)。

約翰·布魯爾《大國的肌腱：戰(zhàn)爭、財富與英格蘭國家，1688-1783年》（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受迪金森著作的影響，1989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教授約翰·布魯爾出版《大國的肌腱：戰(zhàn)爭、財富與英格蘭國家，1688-1783年》。受到迪金森的影響，但布魯爾不同意迪金森所主張的18世紀英國的成功是建立在國債基礎(chǔ)之上的觀點。他認為18世紀英國對外戰(zhàn)爭開支中只有30－40%是由公債支付的，稅收在軍事開支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作為一部標志性的著作，布魯爾在《大國的肌腱：戰(zhàn)爭、財政與英格蘭國家，1688－1783年》里首次提出了“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state）這個概念。

布魯爾所謂“財政－軍事國家”，是指處于長期或劇烈軍事沖突時期、為了維持強大的武裝力量而迫使公民交納高額稅收的國家。他認為“財政軍事國家”是英國從都鐸王朝的改革到19世紀最重要的轉(zhuǎn)型，他稱這個時期為英國反對法國的“第二次百年戰(zhàn)爭”，英國由一個小國變成一個全球大國。布魯爾的英國“財政－軍事國家”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常備軍（特別是海軍）的發(fā)展，海陸軍作戰(zhàn)軍隊的總數(shù)從“九年戰(zhàn)爭”（1688－1697年）中的每年超過11.6萬上升到美國獨立戰(zhàn)爭期間的每年超過19萬；

第二，戰(zhàn)爭開支急劇增長，從九年戰(zhàn)爭期間平均每年近550萬英鎊增加到美國獨立戰(zhàn)爭期間平均每年2000多萬英鎊，并且和平時期還維持著這支被擴大的軍隊；

第三，政府借貸規(guī)模急劇擴大，國家公債從1697年的1670萬英鎊上升到美國獨立戰(zhàn)爭結(jié)束時的近2億4300萬；

第四，稅收的擴大，從九年戰(zhàn)爭的360萬到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期的1200多萬，以彌補其他越來越不能支付的戰(zhàn)爭開支不足；

第五，稅收（起初是直接稅）負擔被政府轉(zhuǎn)移為間接稅（特別是消費稅，因此收入服務(wù)在布魯爾的研究著作中隱約可見），直到18世紀80、90年代，威廉·皮特的第一屆聯(lián)合政府加強了財政制度并實行收入稅；

第六，相當有效的行政結(jié)構(gòu)的精細化，以便管理不斷擴大的常備軍和財政機構(gòu)，財政機構(gòu)的全職雇員的數(shù)量從1690年的2524名增加到1782－1783年的8292名；

第七，這些發(fā)展主要依靠政治穩(wěn)定（從1688年起）和新型的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的出現(xiàn)而取得的，這種新型政治與社會關(guān)系確保正在發(fā)展的財政和國家機構(gòu)得到全體人口的承認。

布魯爾的“財政軍事國家”概念一經(jīng)提出，歷史學家們立即把它廣泛應(yīng)用于描述18世紀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歷史，雖然有人稱之為“財政－軍事國家”，但是也有人稱之為“軍事－財政國家”。

為了支持英國的軍事行動，國家借貸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著名學者帕特里克·卡爾·奧布萊恩（Patrick Karl O’Brien）則更傾向于使用“財政國家”（fiscal state）來描述早期近代英國。他認為布魯爾過于集中地關(guān)注英格蘭而忽略了蘇格蘭在英國發(fā)展中的影響，尤其是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使英國將更多的視線轉(zhuǎn)移到與歐洲大陸國家的關(guān)系。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合并對于當時英國的發(fā)展具有戰(zhàn)略重要性，它使英國免除了最接近英格蘭本土的威脅，從而使英國能夠在歐洲和海外獲得更多的國家利益。在理查德·邦尼主編的《歐洲財政國家的興起：1200-1815》一書中，帕特里克·奧布萊恩與菲利普·A·亨特（Philip A Hunt）撰寫了“英格蘭”一章。他們指出，截止到19世紀，英國是歐洲唯一的財政國家，因為只有英國才能保衛(wèi)自己國家的安全，并且能在長期的戰(zhàn)事中維持經(jīng)濟增長和發(fā)展。英國之所以能夠維持巨大的軍事開支是因為英國國家稅收逐漸由依賴間接稅轉(zhuǎn)變?yōu)樵絹碓筋l繁地征收直接稅。

1803 年的英國漫畫：英國人會在多佛爾海岸邊挑落拿破侖

簡·格列特《早期近代歐洲的戰(zhàn)爭與國家：作為財政－軍事國家的西班牙、荷蘭共和國和瑞典，1500－1660年》

200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歷史學教授簡·格列特出版《早期近代歐洲的戰(zhàn)爭與國家：作為財政－軍事國家的西班牙、荷蘭共和國和瑞典，1500－1660年》一書。他認為，“作為復(fù)雜組織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xiàn)是歐洲歷史上的一次決定性變化……作為一種新型社會結(jié)構(gòu)，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改變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國家從政治互動和社會經(jīng)濟力量的合法性源泉的舞臺發(fā)展成一個人為的、中央集權(quán)的、擁有征稅機構(gòu)和擺脫地方權(quán)力而使用武力的組織……16、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力量在于它能夠集中和再分配資源給職業(yè)集團，從而控制了武力的使用，加強了中央集權(quán)的決策者的權(quán)力。”

在格列特看來，“歐洲財政－軍事國家可以當做一種新的人類合作形式加以分析，其根本特點之一是它以統(tǒng)治者與社會之間、統(tǒng)治者與軍隊之間的雙重契約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統(tǒng)治者以保護國家、控制暴力、穩(wěn)定社會為條件來換取社會各界的稅收收入?！备窳刑剡M一步認為，“從14世紀后期到17世紀后期，西歐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重大而決定性的變化，國家取得了有效的‘暴力壟斷權(quán)’”。該書“主要分析西班牙君主國、荷蘭共和國和瑞典這三個率先發(fā)展出強大常備陸軍和海軍的國家的轉(zhuǎn)變過程，解釋這三個地理位置不同、政治和憲政傳統(tǒng)差異很大、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迥異的國家為什么變成了歐洲財政－軍事國家的先驅(qū)?！?/p>

2006年，西班牙歷史學家拉斐爾·托雷斯·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發(fā)表論文《18世紀西班牙財政國家與公債的發(fā)行》，探討為什么西班牙面臨財政緊急需要時沒有順其自然地轉(zhuǎn)向公債市場。桑切斯認為18世紀的西班牙與英國一樣具有財政－軍事國家的性質(zhì)，具備了“財政－軍事國家”的特征：像英國一樣，18世紀西班牙能夠建立直接控制國家大部分財政收入的中央集權(quán)國家；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自間接稅，而且其大部分收入用于戰(zhàn)爭。18世紀西班牙與英國的真正區(qū)別是公債：英國越來越倚重公債市場籌措戰(zhàn)爭和其他緊急情況的經(jīng)費；而西班牙國庫則更喜歡收支平衡，回避公債。后來，桑切斯把這種觀點進一步在《18世紀西班牙建立財政－軍事國家》一書中。

克里斯托弗·斯托爾主編《18世紀歐洲的財政－軍事國家－－紀念P.G.M.迪金森論文集》

2009年，英國鄧迪大學歷史學教授克里斯托弗·斯托爾主編了《18世紀歐洲的財政－軍事國家－－紀念P.G.M.迪金森論文集》一書。斯托爾在本書的“導言”里說，雖然并非18世紀所有歐洲國家都是財政－軍事國家，但是所有大國都是，因此本書將討論18世紀歐洲大多數(shù)財政－軍事國家。

在“18世紀的財政－軍事國家與國際競爭”一章中，哈米什·司各特（Hamish Scott）在18世紀歐洲背景下討論了財政－軍事國家。

在“哈布斯堡君主國：從財政－軍事國家到‘軍事化’”一章中，邁克·霍切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認為，到18世紀末，奧地利已經(jīng)變成了一支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看似矛盾的“普魯士化”其實是它采取的各種18世紀財政－軍事國家措施。

在“作為財政－軍事國家的普魯士：1640－1806年”一章中，彼得·H·威爾遜（Peter H. Wilson）通過與英國進行比較而得出了一個貌似悖論的結(jié)論：作為一個財政－軍事國家，普魯士的成功不是相當專制或者強大到能夠強加軍事義務(wù)和稅收于它的臣民，而偏偏是由于它成功地避免了戰(zhàn)爭。

在第四章“作為財政－軍事國家的俄羅斯”中，簡內(nèi)特·哈特利認為，俄羅斯是否是財政－軍事國家還值得爭論。

在第五章“法國經(jīng)歷：1661－1815年”中，約珥·菲利克斯和弗蘭克·塔利特考察了法國從路易十四統(tǒng)治下建立獨特而高效的財政－軍事國家到18世紀后期它的終結(jié)、以及1789年后在新的外衣掩蓋下法國財政－軍事國家的重新興起。

在第六章“英國財政國家的勝利和終結(jié)：反對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的戰(zhàn)爭中的稅收：1793－1815年”中，帕特里克·卡爾·奧布萊恩仔細考察了英國在反對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中的財政收支情況。他認為在此期間英國的財政－軍事國家基礎(chǔ)從戰(zhàn)爭借款轉(zhuǎn)向征稅。

在本書最后一章“18世紀薩伏伊財政－軍事國家”中，斯托爾認為，直到1748年，薩伏伊公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財政－軍事結(jié)構(gòu)精細化。但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像其他類似小國一樣，薩福依公國得到了其他許多財政－軍事國家提供的補貼。對這種國家來說，有效的外交政策也許是其財政－軍事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鍵。

彼得大帝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近代東歐大國俄羅斯的財政－軍事國家問題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在英語世界的歷史學中，切斯特·鄧寧（Chester Dunning）是第一個把“財政－軍事國家”應(yīng)用于莫斯科公國的歷史學家，在他的《俄國的第一次內(nèi)戰(zhàn)：動蕩時代和羅曼羅夫王朝的建立》（2001年）：“17世紀初出現(xiàn)的統(tǒng)一的俄國是一種簡單但高效的、適合戰(zhàn)爭和生存的財政－軍事國家?！?006年，鄧寧發(fā)表論文《早期近代俄羅斯是一個財政－軍事國家嗎？》他認為“財政－軍事國家”概念是在早期近代歐洲背景下研究俄羅斯國家建設(shè)的一種可行方法。

匈牙利佩奇大學歷史學教授安德烈·薩夏爾密在《作為財政－軍事和復(fù)合王朝國家的俄羅斯：1654－1725年》一文中，把“財政－軍事國家”定義為：

第一，大型而永久武裝力量（陸軍和海軍）的建立；

第二，行政人員的增加；

第三，稅收和政府活動的增加以負擔這些開支－－不僅通過增加直接稅，而且通過借貸、甚至通過榨取教會財富等方式。

根據(jù)這些標準，薩夏爾密認為，從17世紀中期到彼得大帝去世是俄羅斯財政－軍事國家出現(xiàn)的重要時期，1700年俄羅斯在納爾瓦戰(zhàn)役中被瑞典打敗之后的幾十年是決定性時期。

受瑞典學者格列特的影響，在《俄羅斯文化背景中的彼得大帝改革》（2004年）一書中，詹姆斯·克拉克萊弗特也認為，常備陸軍和海軍的存在是財政－軍事國家出現(xiàn)的標志，俄羅斯財政－軍事國家出現(xiàn)于18世紀初，它與彼得大帝的軍事和行政改革緊密相連。（本文作者施誠，編輯：吳珊瑩、王星星。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于網(wǎng)絡(luò)，合作、轉(zhuǎn)載請留言。）

1，J. Brewer, The Sinews of the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and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xvii.

2， Christopher Storrs,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4

3，C. Jones, The Great Nation. France from Louis XIV to Napoleon (London, 2003), p. xxi; J. Swan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W. Doyle, ed., Old Regime France (Oxford, 2001), p. 151; Richard Bonney,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p.10.

4，F(xiàn)or the most part, the precise formulation is not important, not indicating any fundamental divergence: Braddick, State Formation, p. 7, refers to the military-fiscal, and elsewhere to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Similarly, C.A. Bayly, ‘The British Military-Fiscal Stat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India 1750–1820’, in L. Stone, ed.,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London), p. 32, clearly has in view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5， P. K .O’Brien,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H.T.Dickinson edited, 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Richard Bonney edit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3—100.

7，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2, p.2.

8，Ibid, p.4.

9，Ibid, p.6.

10， Ibid,p.6.

11，Rafael Torres Sánchez, “The Spanish Fiscal Stat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Deb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XVI Encontro de Associa?ao Portuguesa de História Económica e Social. Universidade dos A?ores, Ponta Delgada, 17 and 18 November, 2006.

12，Rafael Torres Sánchez,Constructing a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pain,Palgrave Macmillan Pubilisher, 2015.

13，Christopher Storrs,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p.9—10.

 14，Chester. L. Dunning,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19.

 15，Endre Sashalmi, 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and a Composite-Dynastic State, 1654–1725.

 16，James. Cracraft, 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施誠，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承擔本科生、研究生多種課程（含雙語）教學，2012年，獲得“首都師范大學優(yōu)秀主講教師”稱號；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等國內(nèi)外報刊雜志上發(fā)表多篇學術(shù)論文，出版?zhèn)€人專著2部、參著3部；獨譯1部、主譯1部、參譯2部； 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項、北京市哲學社科重點項目1項、教育部重大攻關(guān)招標項目子課題1項、北京市委組織部優(yōu)秀人才資助項目1項，參與省部級科研項目2項；獲得過國家級、省部級、校級科研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