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小伙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張永煥致其被火車撞擊身亡，隨后朱振彪遭張永煥家屬索賠60萬元。該案2月12日在河北省唐山市灤南縣法院開庭審理，5小時后法院當庭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朱振彪的追趕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其追趕行為與逃逸者撞車身亡之間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駁回原告張永煥家屬的所有訴求。(2月12日《法制晚報》)

這一判決可以概括出這樣的裁判要旨：“肇事逃逸者”被追身亡，“追趕者”不負法律責任！該判決的社會導向意義明顯，人們將來遇到有人嚴重違法犯罪后逃跑，“追不追”的心理糾結不復存在了。

前不久，河南鄭州中院也有一起充滿正能量的此類判決。醫(yī)生楊某某在電梯里勸阻老漢吸煙，后老漢心臟病發(fā)作不幸死亡，其家屬以生命權糾紛為由將楊某某告上法院，索賠40萬元并要求其下跪道歉。一審法院雖認定楊某某無過錯，但適用公平原則判處其承擔1.5萬元的補償責任。楊某某雖認為自己沒有任何過錯，不應承擔任何責任，但對于老人的意外辭世也表示難過，愿意補償老漢家屬一些錢款，其認為只當認捐了1.5萬元就沒有上訴，反而是老漢的家屬上訴了。

鄭州中院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其終審判決適用法律精準，判決結果公正。終審裁判明確指出，公平原則的適用前提是行為與后果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被告楊醫(yī)生的勸阻行為正當合法，該行為與老漢死亡之間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或許存在生活上的因果關系，但那不是法律思維)，因而在楊某某無上訴請求的情況下，為了公共利益考慮，“不請而判”楊某某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如果說該案一審判決仍然讓人們在面對公共場合吸煙時有“勸不勸”的糾結(因為有可能承擔上萬元的后果)，那么終審判決則讓這種糾結徹底釋然了。這就是正確裁判所產生的良好社會導向作用。

勿庸諱言，曾有法院錯誤適用舉證規(guī)則判決扶人者擔責，社會上相當長一段時間廣泛出現(xiàn)了“扶不扶”的糾結，至今尚未痊愈。其實，被扶者想訛人賠償，在法律上是有障礙的，因為法律規(guī)定了“誰主張，誰舉證”，訛人者起訴扶人者索賠，必須提供足夠證據(jù)證明對方確實撞了人，因為這不是事實，除非他偽造證據(jù)，否則他無法完成這種舉證，敗訴是必然的。但有的法院錯誤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guī)則，反過來讓扶人者承擔證明自己未撞人的責任，證明不了就推定其撞人，而扶人者難以完成這個“倒置的舉證”，就被判擔責了。這類法律適用錯誤的社會殺傷力實在太大了，應極力避免。

回到本案，朱振彪“該不該追”，“追的度在哪里”，灤南縣法院作出判決前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為張永煥的家屬提到一個重要情節(jié)和觀點，張永煥在被追時表達過“再追就尋死”的意思，朱振彪仍窮追不舍是導致張永煥死亡的重要原因。這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公民追拿“犯罪嫌疑人”時，如果嫌疑人以死相威脅，公民就應停止追拿嗎？

我們來看看相關立法。法律規(guī)定，正在實行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時被發(fā)覺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這里的“犯罪”，只能是行為人實施了很嚴重的違法行為被認為可能“涉嫌犯罪”，由于沒有立案，甚至連“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也難以安上。因此，不能苛求公民對扭送對象的行為已構成“犯罪”作出準確無誤的法律判斷。

本案中，肇事者張永煥騎摩托車撞倒張雨，致使張雨躺倒在血泊中，這是一種很嚴重的交通肇事違法行為；依照法律規(guī)定，肇事者張永煥本應依法救治受害人并立即報警，但他選擇了騎車逃逸而后又棄車繼續(xù)逃逸。這顯然加重其違法行為的性質。唐山公民朱振彪認為其行為嚴重(已構成犯罪)，行使法律賦予的扭送權，而追趕并捉拿到行為人是“扭送”的應有之義，若追拿之中受到行為人以死相威脅即應罷手，則扭送權就會大打折扣，扭送的立法目的就無法實現(xiàn)。

刑法規(guī)定，交通肇事致1人死亡負事故主要責任的，即構成犯罪；若致1人重傷，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xiàn)場，負事故主要責任的，也構成犯罪。摩托車撞人沒輕沒重，致人躺倒在血泊之中，生死未卜。本案事故責任認定，恰恰認定了張永煥肇事后逃逸，負事故主要責任；哪怕受害人張雨最后連重傷也未達到，也不能否認朱振彪行使扭送權的正當性。

灤南縣法院的判決鄭重指出，“朱振彪作為現(xiàn)場目擊人，及時向公安機關電話報警，并驅車和徒步追趕張永煥，敦促其投案，其行為本身不具有違法性”，這就是對公民面對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人行使扭送權的充分肯定。判決還稱，“從朱振彪的行為過程看，張永煥的死亡結果與朱振彪的追趕行為之間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也注重了判斷因果關系上的法律思維，同樣難能可貴。

期待這樣正確導向的判決越來越多，使得社會上“追不追”、“勸不勸”、“扶不扶”之類的糾結越來越少，正氣不斷上升，濁氣相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