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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曹芳芳 中國象牙雕刻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之后,象牙雕刻一直傳承在七千年的歷史當中,連綿不絕。而實際上,由于地球氣候的變化,幾十萬年前在黃河流域曾有象群活動。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5000多年前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較多的象牙制品出土。在商代時,中原地區(qū)氣候比今天溫暖濕潤,仍然盛產(chǎn)大象,河南省簡稱“豫”,即與大象有關(guān)。到了周代晚期,由于氣候變化及土地開墾等原因,黃河流域已難覓大象的蹤影。漢末,大象活動區(qū)域已退到長江以南地區(qū),至唐代,長江流域的大象也基本絕跡。明清時期,大象的棲息地繼續(xù)南遷至云南南部地區(qū),成為中國境內(nèi)的一種瀕危動物。 從漢代以后,中國所需象牙多依靠進口。由于象牙色澤白嫩,屬于上等的雕刻材料,其藝術(shù)品雕刻精美、價格昂貴,一直是王公貴族追捧的對象。另外,象牙還具有很大的藥用價值,《藥性論》記載象牙“甘,寒。清熱鎮(zhèn)涼,解毒生肌”。明清兩代是牙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的藝術(shù)珍品。尤其是到了清代,形成了廣作牙雕風格,廣州成為當時牙雕制作與生產(chǎn)的中心之一。象牙雕刻類文物是廣東省博物館館藏中一個優(yōu)勢且據(jù)特色的品類,明代象牙文物雖不如清代豐富,但多數(shù)為精品且極具時代特色。 通過梳理館藏象牙文物,廣東省博物館收藏明代象牙雕刻類文物共計30件。就種類而言,有象牙笏、牙雕人物、筆筒、蓋盒、爐蓋頂、掛牌等,其中前四類為牙雕大件,為館藏明代牙雕的代表,以下主要介紹與研究這四類牙雕藏品。 精品解析 圖1 明代象牙笏 長56厘米、上寬4.5厘米、下寬6.7厘米,為本館三級藏品。由整片象牙制作而成,整器依象牙走勢而成弧形,邊緣有小磕缺。笏面經(jīng)過拋光處理,光滑平整,有自然裂紋,紋理清理,細密均勻。象牙質(zhì)地縝密,包漿肥厚,形制碩大古雅。本館共收藏明代象牙笏22件,此件是其中形制最大的一件。 圖2 明代象牙笏 長54.5厘米、上寬5.4厘米、下寬7厘米,為本館二級藏品。長條片狀,上窄下寬兩端翹,通體光素無紋。此件象牙笏器形與象牙紋理特點與上一件象牙笏類似。不同之處為:一是這件牙笏四角稍截去一小角,而近似圓角;二是這件牙笏顏色較上一件淺,泛白。 笏板,又稱手板、朝板或朝笏,是古時大臣面君的必備之物,是官員禮儀的重要表現(xiàn)。笏的起源甚早,《史記·夏本紀》中已有用笏的記載,周代時已形成用笏規(guī)制。最初笏是一種在面君時記錄的工具,可記錄君命或旨意,也可記錄上奏之事以備忘記。隋唐時期,明確規(guī)定五品以上官員持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員持竹木笏。宋代之后,笏的記錄功能逐漸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禮儀工具,不僅是大臣上朝時的必備之物,也是祭祀、朝會等大典時的重要禮器。明朝建立之初,對整頓和恢復傳統(tǒng)的漢族禮儀十分重視。朱元璋認為元代服飾皆胡服,其男戴胡帽,女不服衣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于是下令廢棄了元朝服制,恢復唐宋服制。大臣們參考周、漢、唐、宋的服飾形制,并加以修改,推行并試用了二十多年,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確立了明朝官員服飾制度,其中亦包括相關(guān)的佩飾。《明史·輿服志》載五品及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用象牙笏”,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員“用槐木笏”??梢姡笱荔耸敲鞔迤芳拔迤芬陨衔奈涔賳T的必備之物。 由用笏還引申出一個我們皆熟知的名詞—縉紳。古代大臣持笏奏事完畢,就將笏板插于腰帶之上,這一動作被稱之為“縉紳”。“縉”主要指“插”,“紳”主要指腰帶。于是人們常常將這一特定的動作指代為當官之人,也就是我們所長說的“縉紳”。 圖3 明代象牙雕壽星 館藏牙雕人物共有2件,均為壽星像,兩壽星像大小、形制、紋飾大同小異。此件寬6.5厘米、厚6厘米、通高30厘米,為本館二級藏品。此壽星像為立體圓雕擺件,擺件以象牙尖部隨形雕制,中空。老壽星頭微側(cè),高額,長眉長須,面微露笑容,雙目有神平視,耳垂下垂較長而肥厚,腦后梳一髻,發(fā)帶飄垂。雙襟寬袖長袍,于胸前連結(jié)。左手持杖,手部以上拐杖斷缺。右手執(zhí)扇自然垂放置腹前。衣左下角缺失一大塊。壽星開相細膩、光滑圓潤、質(zhì)地細密、包漿肥厚、色澤古雅,象牙紋理清晰可見。 圖4 明代象牙雕壽星 此件寬6.5厘米、通高24.5厘米,為本館二級藏品。壽星依象牙形狀和紋理雕刻,頭形細長,微凸,高額聳立,長眉彎垂,目微睜,闊鼻垂耳,長須及肩,面容慈祥,略帶微笑,身著對襟寬袖長袍,手持一杖。壽星雕工雖然不復雜,但是線條十分流暢,面容雕刻尤為突出,那微微一笑仿佛能夠穿越時空,直達人心。 兩件壽星雕像雖雕工簡練,但是線條圓熟流暢,人物造型極其生動。雖然表面有裂紋,但更添其歷史韻味感。明代牙雕人物最為出色,常見有仕女、觀音、八仙、福祿壽三星和十八羅漢等,常善于利用象牙料的自然彎曲之行塑造人物的動態(tài)之美。 壽星是中國民間信仰中的長壽之神,其形象一般為一位頭長身短、額頭隆起、須眉飄飄的老翁,其面目慈祥,手持龍頭拐杖或系有葫蘆的拐杖。這個笑容可掬、和藹可親的壽星形象家喻戶曉、人見人愛,早已成為幸福安康的象征,是中國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形象之一。明代《西游記》中詳細刻畫與塑造了壽星這一神仙人物,由于《西游記》在當時社會上的廣泛傳播,使得壽星更加受人喜愛。在道教中,壽星稱為南極仙翁或南極真君。在明代嘉靖、萬歷時期,由于皇帝非常崇尚道家,許多工藝美術(shù)品為道教人物形象或裝飾上都彌散著極重的吉祥如意的氛圍。 ![]() ![]() ![]() ![]() ![]() 圖5 明代象牙庭院人物筆筒 館藏明代象牙筆筒共有3件,皆為本館二級藏品。此件高14.9 厘米、底徑9厘米。筆筒以一節(jié)象牙為材料制作而成,直腹,筒壁上厚下薄,泛黃棕色,下面缺底。筆筒表面未刻花紋處,包漿肥厚,光滑油潤,象牙紋理猶如層巒疊嶂,清晰可見。筆筒上端筒壁較厚,顯示出質(zhì)地非常細膩,截面上有類似圓圈紋的裂紋,期間布滿細小豎向裂紋,平添了一股歷史滄桑感。筆筒表面采用減地淺刻的技法,刻人物故事圖。一男一女在庭院中喝酒吟詩,一侍女持壺站立身后,庭院中有假石山、芭蕉樹、竹子、花卉等。蝴蝶在采花蜜,天空飄著云朵,遠處群山隱隱可見,一派寧靜悠閑的感覺。在筆筒上端一側(cè)刻有詩句及題款,詩句內(nèi)容為“獨酌芳春酒,余興有誰知”,落款“鏜江山人”。詩句內(nèi)容與人物故事圖內(nèi)容遙相呼應,更添瀟灑悠遠之感,與明代文人氣質(zhì)完美契合。 ![]() ![]() 圖6 明代象牙山水人物筆筒 此筆筒高14.5厘米 、口徑9厘米,為本館二級藏品。筆筒以一節(jié)象牙為材料,直腹微彎曲,表面包漿深厚呈棕褐色。紋飾由淺浮雕制作,腹壁剔地淺浮雕山水人物圖,圖中仙人云海、亭臺樓閣、蒼松、梅枝。畫面雕人物共五人,一邊是頭戴官帽,身穿長袍,手持朝笏的朝廷官員,前面有手提宮燈的引路童子,后面站著手持長羽扇的侍者,另一端松樹下,二隨行者,一人手持權(quán)杖,另一人則一手牽著馬匹跟隨著。此筆筒剔地淺浮雕和陰刻線修飾的手法雕刻畫面,人物面部處理很簡練。晚明時期,山水人物圖是一種十分流行的紋飾,充分表現(xiàn)了士大夫縱情山水的閑情雅趣。蒼松、梅花為“歲寒三友”中的兩友,松象征常青不老、梅象征冰清玉潔,皆是君子所寄求。 筆筒是盛放毛筆的器具,雖然毛筆起源甚早,但是筆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現(xiàn)得較晚,目前所見最早的圓筒形筆筒考古實例是宋代出土的。在明代中晚期之前,置筆的方式或平放、或擱置、或插入,各有不同,因而筆具的形式多樣,有筆簍、筆插、筆船、筆床、筆格等,筆筒只是筆具之一,并沒有成為一種主導樣式,筆筒在明代中晚期才成為筆具的主流。象牙在明代為外來舶來品,需要進口而來,早期政府對象牙的使用控制也較嚴,中晚期之時社會發(fā)生轉(zhuǎn)變,文人士大夫崛起,而筆筒從誕生之初就與文人生活密不可分,當時的文人崇尚自然的生活觀,講究做人的品位,追求生存的格調(diào),尋覓案頭文玩清供便成了他們生活中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內(nèi)容。文房用品也追求實用性、觀賞性與藝術(shù)性于一體,各種材質(zhì)都被拿來制作筆筒,因此珍貴的象牙也走進筆筒世界。 ![]() ![]() ![]() ![]() 圖7 明代象牙人物故事瓜形盒 館藏明代象牙蓋盒僅此一件,但為精品。此盒長9.8厘米 、寬6.2厘米、高4.3厘米,為本館二級藏品。瓜形盒,牙色深黃。由盒、蓋上下兩部分扣合而成,子母口,盒、蓋身為瓜棱狀,蓋面淺浮雕藤蔓、花蝶、昆蟲。打開盒蓋,盒內(nèi)雕《西廂記》人物故事圖。盒內(nèi)雕《西廂記》崔鶯鶯與張生月下相會的故事,只見圖中張生攀柳樹夜會,崔鶯鶯在兩丫鬟手持燈籠陪伴前來約見。蓋內(nèi)雕下棋圖,崔鶯鶯與另一女子坐于鼓形鏤空高凳,她們二人一人手執(zhí)棋子正欲落棋,一人手扶下頜做思考狀,一侍女立于桌旁,另一侍女端茶具及點心正邁步前來,四人皆刻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此蓋盒融圓雕、鏤通、淺浮雕、陰刻技法于一體,人物刻畫細膩生動,景物雕刻精美。蓋盒基本完整,唯盒內(nèi)燈籠燈桿斷缺,有小裂紋。 《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是元代大劇作家王實甫的名作,該劇一經(jīng)問世即受到普遍關(guān)注?!段鲙洝肥俏覈诺鋺騽〉默F(xiàn)實主義杰作,其所體現(xiàn)出素樸之美、追求自由的思想,及它華艷優(yōu)美的曲詞,富于詩歌的意境,對明清以來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戲劇創(chuàng)作影響極為深遠。但是《西廂記》作為“誨淫”代表,歷史上長期受到攻擊、詆毀,被列為禁書。明初官方雖然沒有直接禁毀《西廂記》的文字記載,但是對戲曲演出進行干涉。明后期,啟蒙思潮影響下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人”被重寫、“情”被肯定,揚情抑理、去假存真成為小說和戲曲創(chuàng)作的指導和追求?!段鲙洝纷鳛閼蚯鷮懬橹鞯拇? 作為“北曲之冠”“南戲之祖”,在明代社會具有廣泛的市場,各種刊本層出不窮,劇壇《西廂記》演出風靡,崔張故事家喻戶曉,眾多名家和批評者參與到《西廂記》的批評中來。特殊的社會思潮、文學思潮給了《西廂記》以繁衍的土壤。也因此才使得使用象牙創(chuàng)作同類題材成為可能,這件牙雕人物故事瓜形盒無疑是此時期《西廂記》風行的極佳例證,同時也反過來推斷了該件牙雕作品的相對具體的年代。 …… (本文作者任職于廣東省博物館) (節(jié)選自《藝術(shù)品》2017-07 總第67期) 本文授權(quán)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平臺榮寶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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