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符號學研究開展得較早，目前已形成各種理論體系和研究流派。與西方相比，中國的符號學研究起步較晚，真正成規(guī)模的符號學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的。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起點較高，并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基本上追趕上了國際研究潮流；同時，由于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極為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因此根植于這種文化背景中的中國符號學研究，從起步就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勃勃生機?？梢哉J為，中國符號學研究正在成為也必然成為世界符號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在研究西方符號學的同時，必須關注本國符號學的研究狀況，不斷促進中國符號學的進一步發(fā)展。

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三個階段

縱觀中國符號學研究20余年的發(fā)展歷程，大致可以把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1980-1986年——起步階段（發(fā)表論文約45篇，年均不足7篇）。

自80年代初起，中國學者開始參與國際符號學學術活動，及時地向國內傳達、介紹國際符號學研究動態(tài)。從研究內容上看，這個階段的研究重點是對國外各符號學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對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論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紹索緒爾、巴特等符號學家理論思想的文章占了總數的近40%。

2.1987-1993年——平穩(wěn)發(fā)展階段（發(fā)表論文約87篇，年均12余篇）。

從1987年開始，我國的符號學研究重心逐漸發(fā)生轉移。第一，從對符號學、語言符號學基本理論的總體的、粗線條的論述轉而開始對符號學具體理論的更細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對符號的線性、任意性的討論，對各符號學家理論的比較研究。第二，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及嶄新的學說開始被應用于具體的語言學研究中，如語義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第三，符號學研究開始涉及語言學以外的領域，如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用符號學觀點來闡釋文學作品的語言藝術等。第四，一些學者開始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學思想，例如對公孫龍、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號學思想的論述。在此階段，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漸成氣候。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召開了京津地區(qū)部分學者參加的符號學研討會，會后，中國邏輯學會和現代外國哲學研究會分別成立了符號學研究會。

3.1994年至今——全面展開階段（至2000年發(fā)表論文約280篇，年均40余篇）。

1994年后，符號學的研究明顯地上了一個臺階，符號學的探索在各個領域全面展開。這一階段的符號學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

(1)除了繼續(xù)對一般符號學和語言符號學理論進行深入的探討外，還注重引進諸如敘述符號學、社會符號學、電影符號學、話語符號學和主體符義學等其他分支符號學思想。

(2)對語言符號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特別是關于索緒爾語言學思想的研究：我國學者開始對索緒爾的某些觀點提出質疑（如符號的任意性問題）；隨著《普通語言學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緒爾的某些觀點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對索緒爾語言學觀點再認識的熱潮。

(3)符號學向各個學科的滲透進一步加強，符號學作為一門方法論已被應用于越來越多的領域和學科的具體研究中，符號學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可以說，符號學研究在語言學、哲學、文學、文化、藝術、傳播學、民俗學等各個領域已全面展開。

(4)對非語言符號的地位、功能開始予以關注，如對體語符號交際功能的探討和研究。

(5)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典籍中符號學思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化，嘗試用符號學方法闡釋中國的歷史文化現象。在這個階段，學術研討蔚然成風。1994年在蘇州大學召開了首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1996年在山東大學、1998年在西南師范大學、2000年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02年在南京師范大學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四、五屆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討會。這標志著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步入正軌。

      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歷史雖短，但進步較快，時至今日，在符號學的諸多領域里我們已經基本上追趕上了國際研究潮流。

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中國學者對國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欤欢且驗橹袊幕寥乐刑N有極為豐富的符號學內涵，它隨著符號學的興起不斷給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注入新的營養(yǎng)。從研究領域看，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已經涉及到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美學、民俗學、傳播學、國情語言學及中國傳統文化、電影等諸多領域。其中，在哲學、語言學、邏輯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符號學研究已經具有相當的規(guī)模和深度。

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

如上所述，中國的符號學研究雖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但成果不菲，用了2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符號學用了40余年所走過的路。中國符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個，分別為符號學基本理論研究、語言符號學研究、符號學應用研究、文化藝術符號學及文學符號學研究。

國外符號學名家理論的引介及研究

中國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緒爾、皮爾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號學家的思想理論上。研究從最初的翻譯、介紹逐漸發(fā)展起來，對國外符號學專著的主要譯介作品有：

《普通語言學教程》（〈瑞士〉索緒爾著，高名凱譯，1985）、《符號學入門》（〈日〉池上嘉彥著，張曉云譯，1985）、《結構主義與符號學》（〈英〉霍克斯著，瞿鐵鵬譯，1987）、《符號學與文學》（〈美〉司格勒斯著，譚大立等譯，1988）、《符號學概論》（〈法〉吉羅著，懷宇譯，1988）、《指號，語言和行為》（〈美〉莫里斯著，羅蘭、周易譯，1989）、《符號學理論》（〈意〉艾柯著，盧德平譯，1990）、《符號學原理》（〈法〉巴特著，黃天源譯，1992）等。這些譯著的出版，為我國學者借鑒國外符號學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對上述名家理論引介的同時，中國學者還對各家理論展開了較為深刻的獨立研究及對比研究，研究的內容更多地集中在對其語言符號學理論的闡述方面。比如，“略論羅朗·巴爾特的符號學”（李廷揆，1986）、“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劉潤清，1992）、“巴赫金與社會符號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