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系所證明。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zhí)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后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并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tǒng)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眻虻蹖嵲跊]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于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尸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征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眻蛩粗g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于后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于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借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zhí)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借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耙詧驗槭д?，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彼吹墼谄较Ⅴ叺呐褋y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后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tǒng)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 至于，我們前面提到的關于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后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采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斗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于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鑒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