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狀元博物館

坐落于蘇州市姑蘇區(qū)鈕家巷3號潘世恩故居內。一座院落，一方天空，卻承載了蘇州深厚的文化內涵。每一塊匾額、每一塊方磚上面都留存著科舉歷史的記憶。 據(jù)有關資料記載，科舉從隋朝大業(yè)元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為止，經歷了1300年。清朝時期，全國共出狀元114人，蘇州一府就占有26人。從全國講，江蘇名列第一，占總數(shù)的43%以上；從府一級來說，蘇州在全省、全國均居第一。 清康熙十八年，長洲人汪琬與朋友在翰林院里聊天，各自夸耀家鄉(xiāng)的土產時，汪琬一本正經地說：蘇州的土產極少，只有兩樣東西而已。眾人急忙問道：哪兩樣？汪琬說：一是梨園子弟，一是狀元也。眾人皆結舌而散。可見蘇州“狀元之鄉(xiāng)”名副其實。 那蘇州為什么狀元輩出，它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第一、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經濟富庶繁榮。在今日民間還有一句俗語：蘇湖熟，天下足。蘇州處于長江三角洲，素稱“魚米之鄉(xiāng)”，是人們印象中富庶而文明的“江南”。明朝成化年間蘇州已成為東南經濟中心，經濟實力的強盛為考生學習、考試提供了保障。童生——秀才——舉人——貢士——進士（第一名狀元），經過層層考試，重重關卡，不亞于今天考985、211等名校，甚至更難。這中間所花費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可想而知。第二、社會安定，為讀書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南宋時期，北方戰(zhàn)亂頻繁，而南方的局勢相對穩(wěn)定，經濟繁榮。既然社會穩(wěn)定，減少了戰(zhàn)爭的干擾，這就為人們安心求取功名創(chuàng)造了穩(wěn)定的環(huán)境。第三、蘇州人重視教育，教育資源豐富。蘇州書院興盛和藏書豐富。歷史上蘇州著名的書院有宋代的和靖書院、學道書院，元代的鶴山書院、甫里書院、文正書院，明代的金鄉(xiāng)書院，清代的紫陽書院、正誼書院、平江書院等。紫陽書院就培養(yǎng)了彭啟豐、錢棨、吳鐘駿、翁同龢等清代狀元。蘇州民間藏書十分豐富，依靠宋代印刷技術的發(fā)展，書的刊印變得十分便利。

在唐代蘇州就有刻書業(yè)，至明代，蘇州成為全國刻書的中心，藏書成為蘇州的一種特有的風俗。書院的興盛以及藏書豐富為讀書人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教育條件。 第四、強大的家族力量與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蘇州的狀元具有明顯的家族性，這在明清科舉的興盛時期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同一個家族出的狀元，有的是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或者叔侄關系，家學淵源深厚。 蘇州狀元博物館的展廳以門廳、轎廳，西落的鴛鴦廳、紗帽廳和后廳為載體介紹了以潘世恩為代表的整個獨具特色的姑蘇狀元群體，展出了與蘇州狀元文化相關的珍貴文物。經過200多年的風風雨雨，潘世恩狀元府給人一種十分蒼老的感覺，但昔日那種雍容華貴的風貌仍依稀可見，似乎能想象到有人曾在這里辦公、閉門耕讀、偶爾即興作詩、作畫，音容笑貌猶存。走在已長滿厚厚青苔的臺階上，溢出古樸的綠色書寫著歷史的滄桑，想必在很久之前這里也是門庭若市，光鮮亮麗吧。穿過狀元文化長廊，恍若隔世，從清朝穿越到現(xiàn)代。白色方形內嵌花紋的窗戶既講究又簡單大方，墻壁上掛著蘇州有特色的桃花塢木刻年畫，圖案豐富多彩，代表了蘇州的文化和蘇州人的美好愿望。另一側的墻壁則是一些狀元書法畫。身為狀元，大多是詩、文、書、畫的高手，雖然在考試中他們都要寫“館閣體”，但是也有不少狀元可以寫出具有個人風格的字。潘世恩狀元府身處鬧市，卻里外連接著兩個世界，它與繁榮的觀前街相鄰，那里一片喧囂和嘈雜，而在這座院落中卻能享受到難得的安靜，一杯茶、一本書、一案幾，足以偷得浮生半日閑。在小巷中訪古探幽，在暗且長的里弄跨過兩個多世紀，心里只有竊喜和歡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