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jīng)》為《三墳》、《五典》之精華。
?《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是楚靈王十一年東征伐徐，楚靈王對右尹子革說的話。 孔穎達《尚書序》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洞呵镒笫蟼鳌吩唬?/span>‘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就是在春秋時期，也只有周柱下史老聃、楚左史倚相這樣專門的史官才有機會目睹和看懂，連孔子這樣的文化大師也沒有看到過，更遑論戰(zhàn)國諸子了，這無疑蒙上了一層特殊的神秘色彩，成為中國文化最深奧、最不可思議的一部分。 所謂墳書，即泥版文書，當和距今5000余年的蘇美爾人泥版文書類似?！度龎灐?，伏羲、神農(nóng)、黃帝的泥版文獻，我們今天還能夠一睹它美麗的倩影嗎？如果有的話，《三墳》的影子在哪里呢？
?《三墳》的精華，事實上就輯錄在《道德經(jīng)》一書之中。因為《道德經(jīng)》一書是《三墳》的縮影，所以才如尼采所言：“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楚靈王十一年是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左史依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作為周柱下史的老聃，應當比左史倚相更有條件和能力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老聃生于前580年前后，卒于前500年前后，與左史倚相是同時代的人物，左史依相都讀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老聃精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沒有疑問的。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言老聃系周守藏室之史，是專門負責掌管三皇五帝之書的圖書館館長?！吨芏Y·春官宗伯第三》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三皇五帝之書，到春秋時期，仍由周室史官所保存，這一點確為信史。 左史倚相是楚國著名史官，歷經(jīng)靈、平、昭、惠數(shù)代楚王，被稱為“良史”和“楚國之寶”。王孫圉聘于晉，對趙簡子說：“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yè)；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國語·楚語下》） 周室史官老聃的水平當在楚左史倚相之上，那個時代《三墳》、《五典》的最高權(quán)威應當是老聃，所以才有孔子問道之說?！妒酚?span>·老子韓非列傳》載：“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孔子問的人，肯定是三皇五帝，老子說這些人連骨頭都已朽爛，惟獨他們的言論還在，也就是說只有三皇五帝的書還在。
?由于孔子不是史官，是無緣目睹《三墳》這樣的重要典籍的?？鬃铀鶆h定的《尚書》，其唐虞夏商之書，今天已經(jīng)有明顯的證據(jù)證明屬于偽造。只有西周的文獻，才是可靠的。這足以證明孔子是沒有見過《三墳》與《五典》的真容的，造成孔子對中國文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皮毛不知精華。這是因為保存和傳承中國文化，是史官的專職，孔子只是一個民間的文化教育工作者，這是孔子不可克服的巨大局限。 孔子作為春秋末期的一代文化大師，他和老子的水平應當是差不多的，不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我們今天來看《道德經(jīng)》和《論語》，兩者之間的水平差距卻是巨大的，《道德經(jīng)》之博大精深，是《論語》所望塵莫及的?！墩撜Z》只不過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一些瑣碎之言，而《道德經(jīng)》卻包裹著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永恒的智慧。這里面出現(xiàn)了一個悖論，盡管老子擁有《三墳》《五典》的知識背景，但作為同時代的文化大師，孔子和老子之間的水平差距不可能有《論語》和《道德經(jīng)》那樣的巨大鴻溝。老子的水平應當和孔子不相上下，唯一可以解釋這個悖論的，就是《道德經(jīng)》輯錄的是《三墳》《五典》的精華，而不是老子的個人著述。
?《道德經(jīng)》是《三墳》、《五典》的精華，有著直接的文獻證據(jù)。《道德經(jīng)》輯錄有黃帝《金人銘》、《黃帝四經(jīng)》等黃帝書的大量言論，其中黃帝《金人銘》是明確早于老子和孔子的遠古文獻?！兜赖陆?jīng)》之“谷神不死”章，《列子》明言為《黃帝書》。這是《道德經(jīng)》作為《三墳》精華在文獻上的確鑿證據(jù)。 從內(nèi)容上來看，《道德經(jīng)》顯系三皇五帝之言，而非史官之言?！兜赖陆?jīng)》多處直言“我”如何如何，如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這些言論，與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之“我”是一致的。從《道德經(jīng)》直引《黃帝書》來看，《道德經(jīng)》中所有稱“我”者，均為軒轅黃帝之自稱。
《道德經(jīng)》第二十章“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等，即是軒轅黃帝的內(nèi)心獨白。“我”是最高統(tǒng)治者之自稱，與甲骨卜辭中的“唯余一人”類似，作為史官的老聃，根本沒有資格自稱“我”，這是從內(nèi)容上判斷《道德經(jīng)》系《三墳》精華的直接證據(jù)。 另外一個證據(jù)是，黃帝書中還有一部和《道德經(jīng)》類似的《黃帝君臣》，《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要最終解開《道德經(jīng)》身份之迷，就需要找到失傳已久的《黃帝君臣》。地下材料如能發(fā)現(xiàn)《黃帝君臣》，將最終結(jié)束關于《道德經(jīng)》的長期爭論。 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中，把老子和莊子、申不害、韓非列在一起，是寓意深長的。司馬遷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我們知道，老子編篡的《道德經(jīng)》是沒有刑名學說的，包含著刑名學說的是黃帝之學，因此申不害與韓非“本于黃老”事實上是指“本于黃帝”。 老聃編篡《道德經(jīng)》，明顯是根據(jù)“道德”的主題來編篡的，黃帝書中關于法和刑名的言論就沒有進入《道德經(jīng)》之中，而只是編選有關“道”和“德”的內(nèi)容與言論，并作了部分詮釋。
?《道德經(jīng)》分為《德經(jīng)》和《道經(jīng)》上下兩經(jīng)，《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這明顯是道聽途說。《德經(jīng)》和《道經(jīng)》是歷代史官根據(jù)《三墳》《五典》進行編篡，作為周王室的政治指南。清道光年間陜西歧山禮村出土的大盂鼎，其銘文有關于《德經(jīng)》的記載：“余乃辟一人，令我隹即型稟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女盂召榮，敬雍德經(jīng)，敏朝夕入諫，享奔走，畏天威。”意思是“我是你的君王！現(xiàn)在我就以文王純正的治國方式為榜樣，像文王策命兩三名頭號長官那樣，委派你輔助榮，恭敬謙和地執(zhí)行《德經(jīng)》的要求。你要不分早晚及時納諫，為祭祀和各種奉獻事宜到處奔走，時刻警惕上天的懲罰。”大盂鼎是周康王時期所鑄造，其銘文是周康王對貴族盂的言論。說明早在成康時期，就已經(jīng)有《德經(jīng)》這樣的文獻。 我們傾向于《道德經(jīng)》是史官系統(tǒng)長期工作的結(jié)果，老聃在《道德經(jīng)》的定調(diào)方面是發(fā)揮了關鍵作用的。根據(jù)郭店楚簡《道德經(jīng)》甲乙丙三種分頭流傳來看，到太史儋之后，五千言《道德經(jīng)》尚未成型。到太史儋時期，《道德經(jīng)》仍處于《三墳》的分散的摘錄狀態(tài)，當時的學者就是透過這些摘錄本來了解《三墳》這些傳說中的上古典籍的。經(jīng)春秋末期王子朝之亂后，王子朝將《三墳》典籍帶到楚國，這樣才有后來黃帝書在楚國的大量涌現(xiàn)。周室典籍入楚之后，《三墳》已處于散亂狀態(tài)，這是《三墳》在戰(zhàn)國就已失傳的根本原因。
?《三墳》的主要典籍是黃帝書，戰(zhàn)國時期由楚國人編篡的黃帝書就來自周室典籍入楚的《三墳》。由于《道德經(jīng)》是《三墳》文獻中關于“道”與“德”的言論摘錄，因此它本身就是黃帝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層面來看，《道德經(jīng)》與《黃帝四經(jīng)》的關系，是兩者均來自《三墳》，兩者均是黃帝書?！饵S帝四經(jīng)》當然要早于《道德經(jīng)》，《道德經(jīng)》摘錄了《黃帝四經(jīng)》的言論，這一點是可以從邏輯上加以驗證的。 正因為《道德經(jīng)》是《三墳》關于“道”與“德”的精華輯錄，是黃帝書中與《黃帝四經(jīng)》并駕齊驅(qū)的經(jīng)典文獻之一，因而才有西漢初年的黃老連稱。西漢初年之所以出現(xiàn)黃老連稱，這是因為秦始皇焚書與項羽火燒阿房宮之后，文獻失傳使歷史事實模糊不清造成的。比對西晉時期出土的戰(zhàn)國魏國史書《竹書紀年》和司馬遷的《史記》就可以知道，處在秦始皇焚書之前的《竹書紀年》，對遠古歷史的描述是清晰的，并能與青銅器銘文等地下出土材料相驗證。而《史記》卻存在著不少錯誤，司馬遷無緣目睹《竹書紀年》這類被秦火焚毀的戰(zhàn)國史書，其所依據(jù)的是《國語》、《戰(zhàn)國策》之類的先秦文獻。
?參與編篡《道德經(jīng)》的史官，肯定不只老聃一人，而是歷代史官的共同成果。司馬遷對孔子講得歷歷在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對老子卻不知所云，搞不清楚老子究竟是誰？也搞不清楚老子有一些什么樣的歷史史實，只是一種道聽途說的猜測。司馬遷對黃帝的事跡都講得很明白，而對與孔子同時代的老子卻如此糊涂，這是不合史家常理的。這只能說明，老子雖只是史官之一，但在西漢已成了眾史官的一個象征，把多個史官合編而成為一個老子。
?在先秦諸子那里，老聃從未有過兩漢魏晉那樣的地位。莊子甚至把老聃排在關尹之后，其地位可想而知。如果《道德經(jīng)》真如西漢所言是老聃的獨家著作，不可能不受到先秦諸子的推崇?！俄n非子》之《解老》《喻老》并不是韓非之作，而是韓非后學的作品，韓非傾向的是黃帝書中的刑名法術(shù)之學，而不是黃帝書中的道德之學，這與《道德經(jīng)》的思想傾向是截然不同的?！督饫稀泛汀队骼稀肪幦搿俄n非子》一書中，很可能與秦始皇焚書有關系，秦始皇推崇法家學術(shù)，《解老》和《喻老》編入《韓非子》一書之中，可以起到合法地保存《道德經(jīng)》的作用。
?兩漢魏晉對老子的推崇，與先秦的歷史事實是不符的?！兜赖陆?jīng)》絕不是老子的獨創(chuàng)，而是黃帝書的組成部分，是《三墳》的精華。后人把《道德經(jīng)》歸屬于老子，明顯地侵犯了軒轅黃帝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這對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來說，不能不是一種莫大的不敬。希望所有的炎黃子孫，明白《道德經(jīng)》一書的真相，不要盲目地推崇老子，而把《道德經(jīng)》真正的原始作者軒轅黃帝晾在一邊。隨著地下出土材料的不斷涌現(xiàn)，《道德經(jīng)》的真相遲早會大白于天下，終止到目前為止還在繼續(xù)的無休無止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