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漢時，活動于西部的民族主要是氐與羌。文獻上氐、羌雖并稱，兩者關系卻較為復雜：或認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或認為氐、羌不同，習俗有異。就文獻記載而言，氐、羌二字使用并不嚴格，此處稱氐，彼處呼羌，如白馬氐、白馬羌，如武都氐、武都羌，等等。從相關記載及五胡十六國來看，氐、羌皆在“五胡”之列，且都曾建立過政權。所以，氐、羌即便同源，卻是異流發(fā)展，應屬不同人群。除“白馬氐”外，關于氐人，兩漢正史并無專門記載，僅在敘述“西南夷”或羌人歷史時被約略提及。白馬氐所居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后漢書·南蠻傳》）。魏晉以后的一些文獻，如《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簡單提到氐人的習俗：氐人俗能織布，善種田，編發(fā)，嫁娶與羌有相似處，等等。 關于羌人，自商代以來就不斷出現(xiàn)于典籍、甲骨、金文中，《后漢書·西羌傳》更是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記錄其歷史的文獻，學者因此建構出幾乎與中國歷史平行等長的羌族史。近二三十年來，臺灣學者王明珂以羌族史研究為契機，對我們所“熟知”的“羌族史”提出挑戰(zhàn)，不僅有力沖擊了既有的民族史書寫“典范”，也使我們有機會反思秦漢的邊疆民族問題。本節(jié)以羌人歷史的敘述為主，并提及王明珂的“邊緣理論”。 通常，歷史學界對“民族”的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假設：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血緣、語言與文化特征的人群。以此假設為前提，進行民族史研究：以構成此“民族”人群的內部客觀特征，如體質、語言、文化等為研究對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觀特征的人群在空間、時間上的分布；經由這種溯源，可以了解一個民族的來源，及它與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關系，并在如此的時間深度上構成一個民族的歷史。這個基本假設及相關研究方法，從理論到實踐今天均受到強烈質疑。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現(xiàn)況來看，共同的體質、語言、文化特征，并非構成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譬如，以語言來說，說羌語的不一定都是羌族，羌族不一定都會（或愿意）說羌語。這種現(xiàn)象或可解釋為部分羌族忘了“羌語”。事實是，羌族間并無一個彼此能溝通的“羌語”，操不同方言、土語的羌族溝通困難。 在舊有的“民族”定義存在種種問題或限制時，當代社會人類學的族群研究就成為關注對象，也就有了主觀認同下的族群與族群邊界：“族群”是由它本身組成分子認定的范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tǒng)等的“內涵”。主觀認同下的族群認同如何產生？對此，又有“根基論者”、“工具論者”之別：前者強調族群認同主要來自根基性的情感聯(lián)系；后者基本上將族群視為一政治、社會或經濟現(xiàn)象，以政治、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無論是客觀論與主觀論，還是根基論與工具論，并非完全對立而無法兼容，事實上各有其便利之處：客觀論指出族群可被觀察的內涵，主觀論描繪族群邊界；根基論說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lián)系與傳承，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變遷。 有人不堅持上述任何一種理論，試圖建立起新綜合性的理論。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及其“邊緣理論”即如此。在作者看來，“族群”被視為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范疇，而非對一個特定語言、文化與體質特征的綜合體。人群的主觀認同（族群范圍），是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而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可被利用的。在多層次的族群認同中，民族是最一般性的、最大范圍的“族群”。這個主觀族群或民族范疇的形成，是在特定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中，在掌握知識與權力的知識精英之導引及推動下，人們以共同稱號、族源歷史，并以某些體質、語言、宗教或文化特征，來強調內部的一體性、階序性，以及對外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人。隨著內外政治、經濟環(huán)境的改變，資源分配、分享關系也隨之變化，因此造成個人或整個族群或民族認同變遷。 基于這種對民族本質的理解，作者認為，民族史研究的重點自然將由民族內涵轉移到民族邊緣。在族群關系中，一旦以某種主觀范疇界定族群邊緣，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族群特征被強調出來，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xiàn)象的最佳位置。邊緣研究在考古學方面，關注的是造成族群邊界出現(xiàn)或改變的資源競爭背景的“生態(tài)考古學”而非“器物類型學”；在歷史文獻方面，將文獻視為一種“社會記憶”而分析其中所表述“我群”、“他群”分野及其變遷。據此“邊緣理論”及研究方法，作者對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擴張展開研究，認為羌人概念的西移是華夏邊緣擴張的典型，漢代是華夏族群邊緣已移到華夏生存的生態(tài)極限，定居與移動、農業(yè)與畜牧漸成為區(qū)分“我群”、“他群”的重要依據。 從商代到漢代羌人概念的西移，是王明珂“邊緣研究”的關鍵。與傳統(tǒng)學界觀點不同的是，王明珂認為“羌”并非世代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亦即并未將“羌”視為一個在歷史時空中遷徙的民族實體，而是世代存在華夏心中一種對西方異族的“概念”?！扒肌弊鳛橐环N人群稱號，最早見于甲骨文中（約前13世紀）。此時的“羌”，是商人對異族的稱號而非某人群的自稱，活動于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陜西東部一帶。前11世紀，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聯(lián)合西方各部族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及其盟友逐漸東方化，繼承了許多商人的文化傳統(tǒng)。西周時并未稱任何異族為“羌”，受商、周文化影響較淺的西方諸部族，此時被周人稱為“戎”，約在今陜西寶雞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戰(zhàn)國時，隴山以東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此時，東方諸國的“華夏認同”逐漸形成，相對于“華夏”的主要是“戎狄”異族。隨著秦人的華夏化，他們統(tǒng)治下的“戎狄”也逐漸成為華夏的一部分，華夏的西方族群邊緣持續(xù)向西漂移。 戰(zhàn)國晚期，“氐羌”一詞出現(xiàn)在當時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如《呂氏春秋》、《荀子》等；或出現(xiàn)在記載一些虛構的、神話式的地理、人群與物產的作品中，如《山海經》等。均指西方傳聞中的異族。但是，記載古今人事的歷史文獻，如《國語》、《左傳》、《戰(zhàn)國策》等，并沒有關于“氐羌”的記載。秦漢時，政治統(tǒng)一帶來疆域與族群認同的擴張。在西方，中國的政治控制、中國式農業(yè)與文化價值，都向西移至適于開墾種植的地方。同時，由于對西方人群認識愈來愈深，“戎”已不適用于描述所有西方非華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來模糊的、神話式的西方異族概念“氐羌”，分裂成兩個人群稱號“氐”與“羌”，被秦漢時人用來分稱隴西一帶的兩種西方人群。 秦及漢初，隴西附近也被稱為“羌中”。從西漢初到東漢時期，華夏心目中的西方異族“羌人”與地名“羌中”概念，繼續(xù)向西漂移。漢初“羌中”約在隴西、臨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龍江之間。由此，與羌有關的異人群與地理概念往三個方向伸展、擴張。在西北一路，武帝時中國勢力達到甘肅河西走廊，“羌中”這一地理概念也向西北遷移，指這個新的西部邊疆，于是此時在酒泉、張掖間，也就有了“羌谷水”、“羌谷”等地理名稱，當地土著也被稱作“羌人”，東漢時人們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至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昭宣時（前86~前49），漢人勢力更進入河湟（黃河上游與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這個地理人群概念又擴及河湟地區(qū)，漢代中國積極在湟水河谷駐軍、移民，造成河湟土著與漢人之間激烈的沖突，正史中對此處的“羌人”有更多描述與理解，“河湟羌人”成為東漢魏晉時人心目中典型的“羌人”。在西南一路，秦與西漢前期中國人由隴西、臨洮往西南發(fā)展，于是“剛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華夏用來稱甘肅南部、四川北部的新邊疆，由于“氐羌”關聯(lián)，這里的部分人群也被稱為“羌”。在西漢，除《漢書·地理志》載武都郡有“羌道”外，西南地區(qū)并沒有被稱為“羌”的地域及人群。比如，從《史記》、《漢書》記載可知，當時漢人對西南土著最普遍的稱謂是“夷”，稱甘肅南部武都、文縣與四川松潘一帶的人群為“氐”?！逗鬂h書·西羌傳》中所說的白馬羌、牦牛羌，及蜀郡檄外的大牂夷種羌、龍橋等羌，都是后來出現(xiàn)的“羌人”概念。漢人在長期接觸西南夷后，以“羌”來稱呼在此之西他們所知甚少的土著人群。 羌人社會結構松散，“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保ā逗鬂h書·西羌傳》）羌人所居無常，以畜牧為生，兼營農業(yè)；生性剛強勇猛，善于山谷作戰(zhàn)，以戰(zhàn)死為吉利，以病死為不祥；羌人各部落有其首領，不同層級的首領，有大豪、中豪、小豪等稱謂之別。 河湟羌人之所以成為漢人心目種“羌”的典型，是因為漢政府與河湟羌數次發(fā)生血腥戰(zhàn)爭，《后漢書·西羌傳》之記載又強化了河湟羌的形象。西漢初，羌人臣服于匈奴；武帝時，用兵匈奴，在今甘肅永登縣境筑令居塞，并設置河西四郡，以隔絕羌人與匈奴交通。羌人曾與匈奴連兵十余萬攻令居塞，圍枹罕（今甘肅臨夏）；漢遣李息等將領率兵征服羌人，并置護羌校尉統(tǒng)領。護羌校尉負責處理羌人內部的怨隙糾紛，每年按時循行諸羌各部，問其疾苦。部分羌人被迫西遷，離開湟中（今青海西寧附近），前往西海（今青海海晏西北）、鹽池（今青海剛察東南）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后漢書·西羌傳》）。昭帝時，置金城郡（治今甘肅永靖西北），加強對諸羌的控制。宣帝時，先零羌渡湟水畜牧，漢所置郡縣無法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先零羌與一些羌族部落結盟，有二百余位羌族首領參加。漢派義渠安國巡行諸羌以分別善惡，安國召先零諸羌首領，斬殺狡黠羌豪，縱兵攻其種人，斬首千余級。安國此舉激起羌人的極大怨恨，先前降漢諸羌及“歸義羌”等部，也一并起兵“攻城邑，殺長吏”（《漢書·趙充國傳》），并于浩亹（今青海民和縣）攻敗安國軍隊。宣帝命趙充國等率兵六萬，相機進攻，敗先零羌，招撫諸羌，取得勝利；漢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羌人。元帝時，隴西彡姐羌“反”，馮奉世攻破之，此后數十年間，“四夷賓服，邊塞無事”。王莽時，威脅利誘諸羌獻地、內屬，設置西海郡（郡治今青海海晏）；新莽政權覆亡后，羌人重新收復此地。 西漢末年以來，羌人大量入居塞內，散布金城等地，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后漢書·西羌傳》）。羌人不堪漢政府壓迫，不斷進行反抗斗爭；東漢朝廷屢屢派兵鎮(zhèn)壓，并把一部分羌人遷徙于隴西、漢陽等郡及三輔地帶。這些內遷的羌人，為官吏及豪強役使，怨恨漸積。東漢時，規(guī)模較大的羌人反抗斗爭有三次。安帝永初元年（107），漢罷西域都護及屯田吏卒，征發(fā)金城、隴西等郡羌人，前往接應。羌人害怕遠戍不還，行抵酒泉時多有逃散。漢郡縣發(fā)兵截擊，甚至搗毀羌人廬落，羌人或驚走出塞，或是相聚反抗。因羌人歸附已久，沒有武器，或持竹木以當戈矛，或背負板案以為盾櫓，屢敗漢軍。先零羌別種滇零等部自稱“天子”，招集北地、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羌人，一時俱起，東攻趙、魏，南入益州，進擊關中，侵擾三輔，截斷隴道。永初五年（111），一部分羌人進至河東、河內，逼近洛陽。東漢沿邊諸郡，紛紛將治所內徙，以避羌患。百姓留戀故土，官府遂毀其莊稼、屋舍，強徙居民。被迫遷徙的百姓流離失所，隨道死亡，有許多同羌人聯(lián)合，武裝對抗官府。羌人反抗斗爭持續(xù)10余年方被鎮(zhèn)壓下去。順帝永和元年（136）后，涼州、并州和關中的羌人，又相繼發(fā)動反抗斗爭，綿延10余年，耗費80余億；漢軍將領貪殘、放縱，不以戰(zhàn)事為憂，“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傅垩屿涠辏?59），各地羌人又相繼進行反抗斗爭，東漢政府任用涼州大姓皇甫規(guī)、張奐、段颎等人領兵作戰(zhàn)?；矢σ?guī)、張奐“招撫”羌人，嚴懲羌人怨恨的貪虐官吏，羌人先后歸服的達20余萬人；段颎與士卒同甘共苦，崇尚武力，嚴酷誅戮，羌人死者數萬人。 漢、羌持久戰(zhàn)之進行，給雙方帶來嚴重危害。對漢政府而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第一次羌人大規(guī)模反抗斗爭為例，漢政府為此付出沉重代價，“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余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后漢書·西羌傳》）。飽受戰(zhàn)亂的河西地區(qū)，生產凋敝，人口銳減。據《漢書·地理志》元始二年（2）與《后漢書·郡國志》永和五年（140）戶、口可知：以戶數計，北地郡只及西漢的48％，金城、隴西只及10％、104％，安定、漢陽只及143％、454％；以口數計，北地郡只及西漢的88％，金城、隴西只及127％、125％，安定、漢陽只及203％、498％。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頁。 長期的戰(zhàn)爭，內陸男丁或被征兵，或是負擔轉輸徭役，“田疇不得墾辟，禾稼不得收入”（《后漢書·龐參傳》），經濟遭受巨大破壞。漢政府雖平定羌人，“而漢祚亦衰焉”。對羌人而言，在遭受漢官軍鎮(zhèn)壓時，還要受本族首領侵擾，或死或亡，牲畜被擄，處境亦艱。此外，在平定羌人過程中，漢政府起用河西（亦即羌人活動之地）人為將領。他們作戰(zhàn)勇猛，精于兵略，熟悉地形，洞知羌人情形，因此扭轉漢軍在對羌作戰(zhàn)中的被動局面。他們控制了漢軍最精銳部分，在政治上也獲得了上升機會；繼“涼州三明”崛起的涼州將領董卓，更在東漢末的歷史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陳勇：《涼州三明論》，《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陳勇：《董卓進京述論》，《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按：皇甫規(guī)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颎字紀明，均為涼州人，時人謂之“涼州三明”。 |
|
|
來自： liuhuirong > 《秦漢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