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代的“文字獄”曾經(jīng)盛行一時，這項惡政從康熙開始，到了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文字獄”的罪名五花八門，不管你是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只要被搜出只言片語對朝政“有害”的言論，都能獲罪。獲罪者往往受到凌遲、沙頭、流放等懲罰。而定罪上，往往極為荒唐可笑。例如，乾隆十九年，一位官員的詩稿中因為有“霜侵鬢毛嘆途窮，秋色招人懶上朝”等句，被乾隆皇帝以“抑郁無聊”罪名革職，發(fā)配黑龍江。連稍微無聊一下都不許，這乾隆皇帝也太狠了。

由于康乾時期對思想的禁錮，人人自危，導(dǎo)致清代中期以后士氣消靡，吏治腐敗。雍正乾隆時期的重臣張廷玉，為了避免留下把柄“從來未留片稿于私室”。大學(xué)士梁詩正認為，“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后患”，所以他“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官員都是這樣的心態(tài)，還怎么可能做事？

當時有人抱怨說，內(nèi)外官吏，“一涉筆惟恐觸碣于天下國家。此非功令使然，皆人情望風(fēng)覘顏，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見鼠而以為虎。”大家都惟恐哪句言論沒說對，引來禍事，從而“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fēng)?！?/p>

嘉慶皇帝上臺后，決心重整朝政，這樣一來，文字獄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嘉慶皇帝不能公開否定祖宗們的做法，所以只好采取了一個比較委婉的方式來處理。嘉慶四年（1799年）二月，他在談及文字獄時說道：“即如從前徐述夔、王錫侯，皆因其著作狂悖，將家屬子孫遂比照大逆緣坐定擬，殊不知文字詩句原可意為軒輊，況此等人犯，生長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澤已百數(shù)十余年，豈復(fù)系懷勝國？而挾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詞挾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既開告訐之端，復(fù)失情法之當?！笨偟囊馑际牵J為文字獄實在是小題大做，要求刑部予以改正。自此以后嘉慶一朝就再也沒有發(fā)生過文字獄現(xiàn)象。

文字獄停止后，清代的思想文化又重新活躍起來，例如龔自珍、魏源、姚瑩等一大批學(xué)者相繼登上歷史舞臺，為思想帶來了勃勃生機，這與嘉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也應(yīng)該看到，嘉慶雖然停止了文字獄，但依然對小說戲曲等大眾文化嚴加控制，朝廷下令，“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為人心風(fēng)俗之害，屢經(jīng)降旨飭禁，此等小說未必家有其書，多由坊肆租賃，應(yīng)行實力禁止，嗣后不準開設(shè)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shè)坊肆之人以違制論?！笨梢?，嘉慶皇帝的文化寬容政策，也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