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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軍制的痼疾是難以協(xié)調軍政關系。古代君王往往會忌憚家軍的軍事首領。即便君王是行伍出身，在成為君王后也無法直接統(tǒng)帥軍隊。 在前現(xiàn)代社會，血緣和宗親關系被認為是最可靠的人際紐帶。一方面，這種通過血緣、準血緣和地緣紐帶，維系部眾的軍隊表現(xiàn)出較強的戰(zhàn)斗力，另一方面，也使君權處于極不穩(wěn)定狀態(tài)。 家軍制 軍隊具有很強的戰(zhàn)斗力 家軍制通過血緣、準血緣和地緣紐帶，維系部眾。軍隊首領極具威信。首領一般將自己的親屬安置在重要軍事崗位，盡量考慮用熟人和同鄉(xiāng)。此外，還盛行以收義子的方式，在麾下軍人中形成一種準血緣關系。這是因為血緣和較近的地緣關系，在前現(xiàn)代社會，被認為是最可靠的人際紐帶。正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這種軍隊的戰(zhàn)斗力很強。 府兵制便屬于這種兵制。中國西魏之時，宇文泰建立了正式的府兵組織系統(tǒng)，府兵屬于帶軍籍的私兵，士兵要隨將領之姓，是將領的私屬。宇文泰還模仿拓跋鮮卑的八部制度，設立八柱國為執(zhí)政軸心。由于府兵大多有血緣之親，彼此感情深厚，愿意同生共死，因而保證了軍隊的士氣，這也是宇文泰借鑒鮮卑部落兵制組建府兵的主要原因。 府兵也是唐朝初年的基本軍事力量，在對付突厥的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很強的戰(zhàn)斗力。
唐與突厥的戰(zhàn)爭是7世紀唐朝建立初期同東、西突厥進行的一系列戰(zhàn)爭。戰(zhàn)爭期間，唐朝由開始的安撫和防御轉為進攻，加之突厥內部的分裂和內亂，唐朝分別于630年和657年徹底擊敗東、西突厥，俘虜東、西突厥可汗，突厥汗國滅亡。唐朝在原東、西突厥領地分別設立都督府和都護府。 府兵制最大的問題在于對君主的忠誠度 這個制度增強了王國的軍事實力，但是也使君權處于極不穩(wěn)定狀態(tài)。這種兵制最大的問題在于對君主的忠誠度。從東漢末年到唐朝開國，大部分王朝的衰亡都是源于擁兵自重的將軍發(fā)動的政變。 實際上，從北周時起，就開始吸收均田制的農民當兵，府兵開始向國家化方向發(fā)展。隨著隋朝的建立，府兵制徹底與均田制相結合，凡是軍士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軍人不再有特殊軍籍，完全歸屬鄉(xiāng)村的坊里管理，從此形成了寓兵于農、兵農合一的軍事制度。 唐初的府兵，大部分是久經沙場的老兵。這些老兵分得了土地，受到了鼓舞。然而，由于軍府過分集中于關中，關中戰(zhàn)亂頻仍，農田荒廢，生產下降。本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很快就凋敝下來，關中地區(qū)越來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應。結果是大批關中農民逃亡，府兵越來越少，府兵制名存實亡。 唐朝中葉以后的藩鎮(zhèn)是府兵制的余燼。當時節(jié)度使獨攬一方軍政財權，其職位由子弟或部將承襲，不受中央政令管轄。這導致了盛唐的衰落和五代十國的開啟。 宋統(tǒng)一之后，在中國的歷代王朝出現(xiàn)緊急的軍事需要之時，也會出現(xiàn)家軍，著名的如岳家軍、戚家軍等。但這類軍隊無疑會受到君主的猜忌，著名將領岳飛后來就是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
岳家軍是南宋初年由岳飛領導的抗金軍隊。岳家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金人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語。圖為岳飛坐鎮(zhèn)指揮的郾城之戰(zhàn)。 古代少數民族軍隊一般由血緣關系維系 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能征善戰(zhàn)，其軍隊一般都是由血緣關系所維系，實行兵民合一的模式。比如女真人實行了猛安謀克制度，即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女真人依托這個組織，平時放牧打獵種地，戰(zhàn)時則編隊出征。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出山之后，將之整合得較為齊整，方便指揮和作戰(zhàn)。大體而言，謀克為百夫長，統(tǒng)三百戶，統(tǒng)轄的單位也叫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猛安為千夫長，統(tǒng)轄單位也叫猛安。猛安之上還有元帥或者萬戶，謀克之下還有更小的編制，但不是獨立的單位。猛安、謀克的首領都出自部落中能戰(zhàn)的家族，猛安、謀克則是這些家族的世襲領地。 這種模式主要適用于部落民族，在“打天下”的過程中優(yōu)勢突出。部落民族的軍事行動不需要專門的后勤供給部門，部落趕著牲畜一起行動就是。但是這種軍事制度不適合于定居的農業(yè)社會，在“坐江山”時就不再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在女真滅遼后，猛安、謀克就從原始意義上的軍民一體組織向地方行政組織轉化，猛安、謀克開始有了地方官員的官階。 由于元朝兵力之強給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朝后他對元朝兵制稍加改善，形成了衛(wèi)所制。衛(wèi)所實行武官世襲，這種體制雖然對軍隊的穩(wěn)定性有一定好處，但堵塞了優(yōu)秀士兵的晉升。此外，屯墾性質的衛(wèi)所逐漸變成將領的世襲莊園。如遇戰(zhàn)事，屯墾供給不足、少慢差費的缺點就會暴露出來。 清朝的八旗軍沿襲了猛安謀克制度。但是隨著戰(zhàn)事減少，八旗子弟難免無所事事，不僅弓馬武藝廢弛，而且斗志漸消，到了清朝中葉，八旗兵的戰(zhàn)斗力已大大下降。
清代滿族的軍隊組織和戶口編制制度，以旗為號，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各旗當中因族源不同分為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滿洲、蒙古、漢軍同屬一旗，旗色亦相同，惟從軍、入仕待遇略有不同。圖為八旗軍服飾。 以文制武 以文制武的目的在于防止軍隊叛變 家軍制的痼疾是難以協(xié)調軍政關系。古代君王往往會忌憚家軍的軍事首領。即便君王是行伍出身，在成為君王后也無法直接統(tǒng)帥軍隊。 府兵停止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無論何人，只要驍勇都可以當兵。被招募者，免去一切徭役和賦稅。募兵屬于雇傭兵，不再隸屬軍府，由國家發(fā)給一定數目的補貼。這就出現(xiàn)了軍隊戰(zhàn)斗人員與補給機構相分離的機制。 為了控制軍隊，防止叛變，中國封建王朝發(fā)展出了以文制武的體制。由文官組成的兵部是最高軍事指揮機關，明代兵部尚書名義上的職權最重。兵部不僅負責軍隊編制、后勤供給、軍官晉升、軍隊訓練，還負責戰(zhàn)時的軍隊調動和戰(zhàn)略制定。而武職將領則降到了只負責具體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指揮的地位。地方上的總兵也必須受文官巡撫和總督的節(jié)制。 儒家意識形態(tài)對于維系文官的忠誠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自理學出現(xiàn)之后，士大夫反叛已經成為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在觀念上，士大夫對反叛具有極大的心理障礙。清末的曾國藩便是一例，他雖然擁有自立為王的能力，卻始終忠于朝廷。曾國藩的湘軍被稱為勇營制，是借鑒戚家軍而組建起來的。曾國藩在組織湘軍時，利用自己的門生網絡招募有鄉(xiāng)誼和親緣關系的士兵，類似于家軍制，但是其領導模式卻是“書生帶鄉(xiāng)農”，具有強烈的儒家忠君意識。 以文制武最大的問題在于外行指揮內行 以文制武的最大問題在于外行指揮內行，影響軍隊的戰(zhàn)斗力，畢竟像王陽明這種文武雙全的人才是少數。比如宋朝格外強調文治，對文人極端重視，但是武人受到壓制，武裝力量極弱，后被外族滅國。
白蓮教起義（1795-1804）是指中國清朝嘉慶年間爆發(fā)于四川、陜西、河南和湖北邊境地區(qū)的白蓮教徒武裝反清起義的事件，是清代中期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zhàn)爭。 以文制武還使軍隊的“油水”減少，軍隊只能尋求其他方法增加收入。比如清朝軍隊的吃空餉問題突出。清朝的綠營編制固定，每個士兵都有定額的兵餉。于是駐防的長官都設法不讓自己的部隊滿額，有的甚至空出一半以上，空出的兵額的餉銀就落到了長官手里。 如果上級來檢查，就臨時雇一些當地的老百姓充數。這已經成為一個人所共知的潛規(guī)則。只要駐防長官打點到位，來檢查的人也不會說破。這種軍隊遇到戰(zhàn)事，會臨時組隊，由于平時缺少訓練，兵將兩不相知，戰(zhàn)斗力遠遠不濟。在乾隆末年，在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時，八旗、綠營都不中用，只能依靠各個省鄉(xiāng)紳組織的民兵。在嘉慶之后，除了個別地方的八旗兵和綠營各鎮(zhèn)所屬的少數民族軍隊以及臨時招募的軍隊外，清朝大體上已無可用之兵。畢競悅 作者簡介：
畢競悅 神華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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