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有楚靈王稱贊左史倚相說：“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边@“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歷代注家都說是“古書名”，賈逵說：“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编嵭f，“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說這話的“昭公十二年”是公元前530年。可否由“能讀”，推斷“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前代的文字讀物。據(jù)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nóng)、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shè)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xùn)。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fēng)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問題是，為什么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顯然，這是從上述用字的含義上來解釋的，并沒有涉及這些遠古典籍所使用的載體是什么材質(zhì)。
隨著對符號學(xué)的深入思考（參閱《符號之謎》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特別是1997年以來對《山海經(jīng)》的考證，以及對帝禹時代繪制《山海圖》可能采用的信息載體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繪制山海經(jīng)藝術(shù)地理復(fù)原圖，這項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圖》），學(xué)者開始意識到“墳”、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圖書符號載體。
眾所周知，“墳”的正體字由土和賁構(gòu)成，異體字由土和文構(gòu)成。根據(jù)《辭?！?，它有多種含義：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順貌，土松而起貌，書籍的一種。因此，《尚書序》將《三墳》的墳字解釋為大，頗為勉強?！度龎灐防锏摹皦灐弊?，其實是指當(dāng)時的圖書載體和文字載體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種類似兩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土也包括石頭，因此《三墳》之書，也可能采用石板載體。事實上，人類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畫（中國文字的發(fā)明，就曾受到鳥獸足跡的啟發(fā)），在洞穴上和巖石上作畫，在卵石上寫字（這種有字的石頭，被稱為會說話的石頭），而古希臘人所說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頭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從上帝那里獲得的《十戒》，也是刻寫在石板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漢字的墳，也可以解釋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義有：常規(guī)，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質(zhì)物（典當(dāng)），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書，我們今天知道其內(nèi)容的只有堯典和舜典）。那么，這種被稱為“典”的書，到底是一種什么模樣呢？這就要從典字的象形來追溯了。在漢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黃、翼和異的原形正體字，都有一種共同的符號，即一橫下面加兩個支撐狀的點，這種符號的象形含義乃是一個陳列架或陳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幾；當(dāng)然，這不是普通的桌幾，而是用于陳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儀式或宗教巫術(shù)儀式上。
因此，“典”的原義是指一種陳列或安置在桌幾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它的作用相當(dāng)于公告牌、公約板、神諭碑、法規(guī)文書和行為規(guī)范告示。它可能是從契約演化來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約大型化、公開化、莊嚴化，其材質(zhì)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絲帛（附著在硬質(zhì)材料上）。典這種文書的發(fā)明者，應(yīng)當(dāng)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進一步演化就是冊，史載殷先人“有典有冊”，冊就是后來的竹簡或木簡，它們是由典的不斷小型化、輕便化、折疊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愿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yīng)當(dāng)是指結(jié)繩紀事符號體系，或許還包括以絲帛或其它編織物為載體的文書（在絲帛上寫字繪畫，或者編織出能夠傳遞信息的圖案符號）。事實上，中國人最先發(fā)明了養(yǎng)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國制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jié)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jié)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發(fā)明風(fēng)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于結(jié)繩紀事和結(jié)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jié)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jié)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
“丘”字的含義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區(qū)域（四邑為丘）。從字形來說，丘指有平緩坡度的地形地貌。問題是，兵字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實，兵字實際上是斤和陳列桌幾的合形，即把“斤”這種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狀）陳列在桌幾上，相傳這是由蚩尤最先發(fā)明的，所謂“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為神器來供奉。那么，《九丘》這部書，為什么偏偏要選擇用丘字來形容或指稱呢？《尚書序》取其“聚”的含義，應(yīng)當(dāng)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這是因為，丘還有山川的意思、區(qū)域的意思、龐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豐富的隨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義綜合起來，很像是一種模擬的實物地圖，即在不同模擬區(qū)域上有著象征該地理方位的物產(chǎn)，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社稷壇的五色土上陳列著相應(yīng)方位的物產(chǎn)。更深一層地說，“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還表示中央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遍布天下東西南北中的所有區(qū)域。有鑒于此，《尚書序》所謂“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fēng)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實際上正是《山海經(jīng)。五藏山經(jīng)》的另一種說法，或者是《五藏山經(jīng)》的另一種版本。《山海經(jīng)》一書系由帝禹時代《五藏山經(jīng)》、夏代《海外四經(jīng)》、商代《大荒四經(jīng)》、周代《海內(nèi)五經(jīng)》合輯而成，時在春秋末年，編輯改寫者為公元前516年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學(xué)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經(jīng)》具有地理實測和國土資源考察基礎(chǔ)，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尋，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國景觀，實乃中華文明與文化第一歷史寶典，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文化遺產(chǎn)。因此，《九丘》是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它平鋪在一處圣潔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幾或支架），有點象今天的模型沙盤，也可能是一幅巨畫，畫有五區(qū)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產(chǎn)，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觀。

綜上所述，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確實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繼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必要從源頭抓起，弘揚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有必要從一點一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