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雖然以少數(shù)民族為政府主體，但漢人的數(shù)量基礎過于龐大，漢人們對清王朝的看法在清朝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所以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對所謂“反清復明”的理念和運動是極為忌諱的。清朝為鞏固其統(tǒng)治，興起了一系列維護統(tǒng)治的舉措，“文字獄”正是其中的一種。

之所以有“文字獄”之稱，是因為這是“文”案。文字獄的慘烈可說震驚世人，慘無人道，在清朝的諸多維護舉措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又因為其殘酷、顛倒黑白，而臭名昭著?，F(xiàn)在，我們就來通過一些史實來切實了解一下清朝的“文字獄”。在中國，最早出現(xiàn)的文字獄，大約就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想而知，這些人既入帝王之眼，當是各行業(yè)之內(nèi)的杰出人士，這斬斷的已經(jīng)不是這四百多人的生命，而是文化、思想的源頭。

自嬴政拉開了文字獄的序幕后，歷朝均有文字獄，區(qū)別只在于統(tǒng)治者鐵腕之下的力度。南朝的宋、梁，都禁止圖讖、緯書的流傳，隋朝時對這個管得更嚴，大業(yè)元年（公元605年），“發(fā)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宋代的文字獄被稱為“右文”,其實就是篡改原文,欲毀通鑒,甚至禁止蘇軾及黃廷堅的文集,更嚴禁范縝、沈括的雜說，焚書之舉難以勝數(shù)。金、元朝也有文字獄，曾多次下發(fā)禁書令以愚民。明代時文字獄的“功力”可謂突飛猛進，歷史上有好幾起牽連極為廣泛的冤案，但這些均是無法與清朝的的文字獄相比，前朝或許嚴厲，到清朝時才算是“登峰造極”。其實前朝的文字獄，除了秦始皇心狠手辣、大張旗鼓之外，歷朝而來，有幾分出工不出力的意思，直到明朝才呈現(xiàn)出急進的發(fā)展態(tài)勢，在清朝之時迅速登上頂峰。

清朝雖然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但它卻是興文字獄最多的一個皇朝，且興起來的多是文字大獄，牽連之廣，手段之殘酷，可說今世人震駭。而被后人認為是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本應反對這種荒唐的做法，但事實上恰恰相反，這三人所興“文字獄”遠較清代其他皇帝為多。對士大夫之流實行殺戮政策，世所罕見，但它仍有其歷史原因在內(nèi)。盡管文字獄慘烈，它仍是很值得研究的史實。清朝時期的“文字獄”背景尤其復雜，但造成的影響卻與各朝的大同小異，所區(qū)別者，不過是其中影響的廣泛程度罷了。

清朝現(xiàn)于史籍所記的文字冤獄，在七十起之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時期，創(chuàng)造了“康乾盛世”,此時的清朝，雖然不如世界上其它國家的發(fā)展，但其實力當遠勝過當年的唐朝，疆域極其遼闊，政權也已經(jīng)穩(wěn)固了下來，又因為周邊小國對清朝這個龐然大物仰而視之，所以邊境也是穩(wěn)定——沒有戰(zhàn)爭，經(jīng)濟發(fā)展，但卻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興起文字獄，這是非常奇怪的現(xiàn)象。

清朝大興文字獄,決非偶然，其原因和社會背景非常復雜，現(xiàn)在筆者將這些原因刪繁就簡，大約有以下幾點。

首先，清朝“位列”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其專制主義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極為完備，清朝統(tǒng)治者繼承了前人的制度，又在其上加上了自己的“創(chuàng)新”，使得清朝的專制主義君權高度集中。清朝在其立國前期，曾發(fā)起十數(shù)起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如“三藩之亂”、統(tǒng)一臺灣、對俄羅斯的斗爭、改土歸流、平定準噶爾叛亂、擊敗廓爾喀(今尼泊爾)的入侵等等。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其實對清朝時局來講并不準確，應是“前人栽樹，后人除蟲”才對：康熙前的清朝皇帝通過政治斗爭和戰(zhàn)爭手段，已經(jīng)將中國形成了一個大一統(tǒng)的局面，而康熙及后來的清朝皇帝需要做的，就是維護這個局面，即前者創(chuàng)業(yè)，后者守業(yè)。康熙作為種族成見很深的一個皇帝,雖然也能算得上是雄才大略，但在經(jīng)歷了吳三桂等人先降清后叛清的事例之后，已認為漢族人是不可靠的。他覺得要維護統(tǒng)治，需要控制的是人們的思想，這樣才能使治下百姓決不反抗，對于“上眼藥”的，一定要決不姑息，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效用。

其次，清朝對漢族懷著戒備之心，統(tǒng)治者自然反復標榜“滿漢一家”的口號，但種族上的偏見，豈是喊幾下口號可以消除？而漢人的人口數(shù)量實在駭人，雖然坐江山的是滿族，但無可否認，在中國，勢力最強大的還是漢人，余子不足一哂。清統(tǒng)治者唯恐漢族人大舉反抗。于是在平定立國之初的抗清斗爭后，便積極的開始了對思想的控制。康熙登基后，對明朝皇室后裔仍然抱著警惕的態(tài)度，卻在此時出現(xiàn)了朱三太子的傳聞?？滴跤X得這小子是個火星，為防其形成“燎原大火”，欲除之而后快。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700年），康熙借南巡之名，晉謁明太祖陵墓，故作寬容大度，并傳旨請朱三太子入朝為官，并承諾不會加害于他。不過朱三太子也不是沒有腦子的人，讓這事不了了之，但逃得過初一，十五卻還是來了，但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9年），朱三太子落入“法網(wǎng)”，被康熙以假冒明朝后裔之名“連根拔起”。此事在百姓之中引起強烈反響，文人多以著書、立說、作文寫詩等，抒發(fā)自己對這種統(tǒng)治的不滿。如沈德潛的《吟黑牡丹詩》“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等，這些詩句的作者，若是被拎了出來，那就是挨刀的貨，沒有二話。

第三,清朝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思想統(tǒng)治，又拿了了老生常談的“尊孔讀經(jīng)”。尊孔子為“至圣先師”，康熙御筆書“萬世師表”匾懸于孔府大成殿，雍正甚至下令避孔子諱，乾隆也曾多次祭孔。此外,清朝統(tǒng)治者將宋代程朱理學與孔子學說抬到等同地位，文化學術之流以孔學、程朱理學為基準,逾越者既定為犯禁。這對文字獄來講，就是在劃地為牢，這種舉措，為學術活動提供了嚴格的界限，不怕冤，你就可以越界。對于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謝濟世案”。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也不用程子所補《格致傳》，被認定為犯禁，被順承郡王錫保參了一本,告他毀謗程朱理學，雍正御批其“見賢而不能舉”等言語是在攻訐皇帝不能識別人才以致用，判其“斬立決”。

第四點,清初漢族人不太給面子，是他們痛恨的緣由之一。清朝雖然攻陷中原，但仍然開科舉選人才，為籠絡人才，開“博學鴻儒科”，但一些懷念明朝、反感清朝的人士拒不參加，這種人，你要是沒什么名聲也沒什么大不了，但如大學問家顧炎武之流，就明顯是在給清朝統(tǒng)治者“上眼藥”了。初時，這種人的安危問題不大，畢竟統(tǒng)治者要做出個有誠意的姿態(tài)，但時間長了，耐性也就被消磨光了，人才既然不為我用，那還是砍了痛快一些的?！懊褡宥窢?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清代文字獄發(fā)瘋一樣的生長，當然還會有更復雜的原因在其中，但根本上，還是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沖突的表現(xiàn)，只不過它的形式更為特殊，而手段更為殘酷而已。

清代文字獄，不僅對當時的社會造成嚴重影響，對后世的影響更是惡劣、深遠。無論是何種原因引起的文字獄，文化典籍都是首當其沖，從程度和規(guī)模上來說，清代的文字獄對典籍的損毀，更基于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如乾隆發(fā)起的編纂《四庫全書》，更像是一場查書、毀書的運動，據(jù)史料統(tǒng)計,在這十年間, 毀書達二十四次,一共五百三十八種，共計13862部被毀。乾隆借編書之名，行毀書之實，可謂罪無可恕。

其次是文字獄對人們的思想進行了嚴重的箝制，造成了學術界的很多的“空白”，這些“空白”當然不是空白，而是人們不敢觸碰的所在。再次，文字獄使人們不得不明哲保身，社會風氣也隨之發(fā)生了改變，整個國家處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緊張的環(huán)境之下，人際關系亦受到嚴重破壞。這種情況，卻正是一些不知廉恥之人晉位的捷徑，反倒是死節(jié)之臣不受重用，朝廷官員系統(tǒng)被搞得千瘡百孔。

正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這文字獄一事，其實質(zhì)正是要防民之口，人們雖一時之間不敢怒、不敢言，持久下來終有反彈。壓迫之下，一定會引起反抗，清朝如此作為，也就難免這憤怒在“辛亥革命”中集中表現(xiàn)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