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與王堯先生2006年在香港合影

我上大學的時候，因為我的老師張廣達先生住在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的家屬院里，所以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有機會拜見民院的許多學者，如賈敬顏、耿世民、王堯、陳連開等先生。那時王堯先生屬于民院的藏學研究所，他的研究生陳慶英經(jīng)常是張廣達先生家里的座上客，我因為和陳慶英更熟，所以也就常常到藏學研究所里去找陳聊天，時而也會遇到王堯先生，聽他海闊天空地談學問，也談其他西藏的事情。

1985年我畢業(yè)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考慮自己今后主要從事敦煌學、西域史的研究，總是應當學點民族語言才好。在國內無法學習于闐語、粟特語等中亞語言，張先生建議我學習藏文。因為藏文的典籍、文書都非常豐富，學會以后，不會受資料貧乏的限制。于是張先生親自聯(lián)系民院民語系，請藏語教研室主任羅秉芬老師給我們北大的幾位想學藏語的年輕人開一個速成班，希望一年見效。羅老師非常幫忙，組織了藏語教研室的所有力量來教我們這些從頭開始的學生。記得周季文老師教我們認字和發(fā)音，格桑居勉老師教我們語法，背《三十頌》，劇宗林老師教我們書法，羅秉芬、黃布凡等老師教我們課文，選讀《米拉日巴傳》等等。一年下來，非常見效，學會了基本的文字、語法知識，翻著《藏漢大辭典》，可以讀一些簡單的藏文了。

然而，我自己急功近利，學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書，這些文書是古藏語寫成的，只有現(xiàn)代藏語的知識還無法上手。而當時對敦煌古藏文文書進行釋讀并翻譯的學者，主要就是王堯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陳踐老師。于是我插班去聽王堯先生的古藏語課，向他學習如何解讀敦煌藏文文書。王堯先生帶著我們讀了幾篇敦煌古藏文文獻，讓我們知道一件原始文書從何處入手；他指出敦煌古藏文與安多藏語最為接近，所以有時也要借助安多方言來解釋古藏文疑難詞匯；他提示敦煌古藏文與現(xiàn)代藏語的不同，讓我們積累目前在現(xiàn)代藏語詞典、甚至《格西曲扎藏文詞典》中沒有的詞匯，利用其他文獻資料，如敦煌漢藏對譯詞匯、漢藏均保存的佛典之類的材料加以對比研究；他還告訴我們與敦煌古藏文文書同時代的吐蕃碑銘、新疆發(fā)現(xiàn)的古藏文木簡和文書的情況。雖然有時候他也跑題很遠，但他講到的歷史掌故、相類文獻等等，也都是很有啟發(fā)的。

我也買來他的《吐蕃金石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他和陳踐老師合著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敦煌吐蕃文獻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本藏文文獻》（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文獻選讀》（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簡牘綜錄》（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對照藏漢兩種文本，一個字一個字的閱讀和學習。這樣做，一方面是積累古藏文的詞匯，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獻熟悉起來。80年代初國內能夠看到的敦煌藏文文獻，主要是埃·麥克唐納（A. Macdonald / A. Spanien）和今枝由郎（Y. Imaeda）合編的兩卷本《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書選刊：以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藏卷補充》（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8-1979），是精制的黑白圖版影印本，前面有編者的解題，其第一卷從P.t.1-990號中選擇《羅摩衍那》《于闐國教法史》等佛教經(jīng)典和藏外文獻、發(fā)愿文等研究價值較高的寫本，第二卷從P.t.996-2220號中選擇《吐蕃王朝編年史》、《大事記》、史籍、占卜書等非佛教文獻，包括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及以后的各種官私文書。這部價格不菲的圖錄由法國藏學界泰斗石泰安（R.A. Stein）贈送給中國藏學家、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于道泉先生，于先生轉交王堯先生解讀研究。因此，我們跟從王先生學習的敦煌文獻就出于這兩卷刊布的文書，我依據(jù)王堯、陳踐先生整理本一個字一個字認讀的也是這些重要的文書。這些文書的學習、研讀，對于我后來研究敦煌吐蕃時期、歸義軍時期的歷史，以及研究于闐歷史，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

古藏文文獻的學習，對于我的歸義軍史研究、于闐史研究和一些部族考訂的文章，都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作用。但作為我學習藏文最重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成果，是我撰寫的《通頰考》一文。“通頰”一名不見于傳統(tǒng)的中國史籍，所以唐長孺先生在撰寫《關于歸義軍節(jié)度的幾種資料跋》（《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據(jù)很不清晰的縮微膠卷抄錄S.389《肅州防戍都上歸義軍節(jié)度使狀》時，就沒有認出“舊通頰肆拾人”中的“通頰”二字，用□□代替。1985年我到倫敦英國圖書館調查，抄錄了S.389狀文，補全“通頰”二字，并在拙稿《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系初探》（《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中使用，但對于“通頰”何意，并未得解。后來看到山口瑞鳳教授的《蘇毗的領界》一文，得知他早在1968年，就在土肥義和教授的幫助下，把藏文文書中的mThong khyab比定為漢文文書中的“通頰”（《蘇毗の領界——rTsang yul とYan lag gsum pa’i ru》，《東洋學報》第50卷第4號，1968年，1-69頁；英文本為Z. Yamaguchi, “Su-p’i and Sun-po: A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Tsang yul and Yan lag gsum pa’i ru”, Acta Asiatica, 19, 1970, pp. 97-133）。我在此基礎上，收集藏文傳統(tǒng)史籍《智者喜宴》、敦煌古藏文寫本《吐蕃王朝大事記》、P.t.1089涼州軍鎮(zhèn)官吏序列表、P.t.1113隴州會議發(fā)送之鈐印文書、P.t.1094《博牛契》、米蘭出土藏文木簡，以及歸義軍時期的漢文文書等，全面探討了通頰部落作為吐蕃王國在東北邊境設置的一級軍政組織，隨著吐蕃的向西擴張而隨之西進，直到吐蕃王朝崩潰以后在歸義軍時期的存在情形，比較完整地描繪出通頰部落的全貌。拙文漢文稿《通頰考》撰寫時間很長，其間正好德國的《華裔學志》兩位負責人到北京約稿，由季羨林先生推薦，這篇文章稿本由《學志》副主編彌維禮（W.K. Müller）先生翻譯，最后中英文幾乎同時發(fā)表，中文本刊于中華書局的《文史》第33輯（1990年，119-144頁），英文本在《華裔學志》發(fā)表（Rong Xinjiang, “mThong-khyab or Tongjia: A Tribe in the Sino-xizang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Monumenta Serica, 39, 1990-91, pp. 247-299）。這可以說是我學習藏文之后，最專業(yè)的一篇藏學文章，文中所引藏文文獻或文書，都經(jīng)過自己對照原文一字字地釋讀和翻譯，我把這篇文章看作是向王堯等先生交的一份藏學學習作業(yè)。王先生當然知道我這篇文章是最用功的一篇藏學文章，所以在他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時，特別約我寫了一條“通頰”（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52頁），表明他對此文的認可。他約我在同一《詞典》中寫的另外一條是“張議潮”（338頁），那可能是他看到了我的歸義軍史研究的緣故吧。

我跟從王堯先生治藏學的另一個收獲，是熟悉國際藏學界。在“文革”后的中國藏學界，與國際藏學家接觸、對話最多的，肯定是王堯先生。他很早就出國參加各種藏學研討會，用英文投稿國際藏學刊物、?？?，許多會議論文集也都有Wang Yao這個名字。他每次回來，都慨嘆中國學術荒廢多年，在藏學的許多領域都落后于人。因此，他在教書育人，大力推進國內藏學研究人才培養(yǎng)的同時，也鼓動我們年輕人大量翻譯國外藏學家的研究論著。為此，他主編了《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從1985開始出版第1輯，到2014年初出版第20輯，翻譯了大量的國外藏學的優(yōu)秀論文，這些論文很多是從王堯先生剛剛從國外帶回來的藏學書刊中翻譯的，所以比較及時地反映了國外藏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對于缺少國外藏學書刊的國內藏學界來說，有如雪中送炭；也使得國內年輕一輩藏學研究者，能夠跟上國際藏學研究的步伐。我先后翻譯的有關藏學的文章，也經(jīng)過王堯先生的法眼，其中烏瑞《有關公元751年以前中亞史的藏文史料概述》（G. Uray, “The old xizang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275-304）一文，收入1989年出版的《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5集（1989年，39-81頁）；恩默瑞克《于闐語中的藏文借詞和藏語中的于闐文借詞》（R.E. Emmerick, “xizang Loanwords in Khotanese and Khotanese Loanwords in xizang”,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a 1985, pp. 301-317）一文，收入同年出版的《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6集（1989年，136-161頁）。

從90年代初開始，我感覺自己的藏文不會達到隨心所欲地使用的段位，所以把研究的重點從敦煌學、藏學，轉到中外關系史方面，首先處理粟特人東來問題。雖然好多年沒有和藏學界往來，也沒有發(fā)表任何藏學方面的文章，王堯先生在90年代末創(chuàng)辦新的藏學刊物《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時，仍然向我約稿。其實這時我已經(jīng)不敢再動藏文材料，所以揀選了一個與藏學有關的中外關系史題目——《歷代法寶記》中的末曼尼與彌施訶：吐蕃文獻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來歷，貢獻給王堯先生主編的《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頁）。以后，王堯先生也曾約稿，但和已經(jīng)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藏學研究者相比，我已經(jīng)不敢班門弄斧了。因為沒能在藏文和藏學研究方面進一步下功夫，我沒有再繼續(xù)寫作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有違王堯先生的厚望，辜負了王堯先生的期待，現(xiàn)在想想，真是非常遺憾。

王堯先生身上體現(xiàn)的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美德最為顯著的地方，就是不遺余力地獎掖后進。他不僅僅在藏學研究的圈子里是這樣，在藏學領域之外也是如此。

我從1995年開始，在羅杰偉（Roger Covey）先生的“唐研究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勇敢地承擔起大型學術刊物《唐研究》的主編之責。對于這樣一個“個體戶”式的刊物，我自己雖然盡心盡力，但也做不到盡善盡美。我努力秉承學術第一的原則，不講人情，不免得罪了一些人。特別是有一篇很有分量的書評的發(fā)表，讓一位原本是忘年交的前輩學者震怒，非要在《唐研究》上發(fā)表反批評的文章，而按照國際通例，同一雜志是不能發(fā)表反批評文章的。這位先生于是把文章復印多份，寄給相關人士，并指責我不讓反駁。王堯先生是唐研究基金會聘請的“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的委員，當然也接到這樣的信件。在某一年年末的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上，王先生對我的做法給予肯定，并指出這樣的?？谥袊娌灰?，而貢獻不小，我們應當極力維護，而不能拆臺。說到深處，王先生情動于衷，聲淚俱下，那樣的場景，讓在座的所有委員動容，更令我終生難忘。沒有王堯先生這樣的前輩的關懷和支持，《唐研究》哪會有今天，迄今21卷的成果也不會存在。

王堯先生不僅在道義上支持《唐研究》，而且還以實際行動支持《唐研究》。2002年的第8卷上，他發(fā)表了《云南麗江吐蕃古碑釋讀札記》；2004年的第10卷上，他又發(fā)表了《青海玉樹地區(qū)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釋讀》；這兩篇文章都是解讀最新發(fā)現(xiàn)的吐蕃碑銘、摩崖題記的成果，他把最新材料第一時間交給《唐研究》發(fā)表，大力支持我的工作。這些事，我永遠銘記在心。

在我接觸的前輩學者當中，王堯先生平易近人，沒有什么架子，從多方面關懷年輕人。記得有一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王堯先生同時在港大佛學中心講課。他知道我一人在港，又不會做飯，他們夫婦經(jīng)常約我到飯館“飲茶”或吃飯，讓我飽餐一頓，打打牙祭。王堯先生是語言學家，入鄉(xiāng)隨俗，很快學得廣東話，能夠點出上好的廣東菜，這也是我一直沒有學到的本領。

畢竟和藏學漸行漸遠，做了一個藏學的逃兵，后來我和王堯先生見面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沈衛(wèi)榮兄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為王先生舉辦過一個80歲生日的慶祝會，我應邀參加，也講了幾句話，但衛(wèi)榮兄主編的《西域歷史語言研究》第3輯為慶祝王先生八十華誕專號，我也沒有寫篇文章頌壽，實在是很不應該。

最后見到王堯先生，是在2014年12月18日參加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史館、中華書局舉辦的“中國地域文化研討會”，王先生作為文史館館員在座，我則因為審過《中國地域文化大觀》的兩部稿子，被中華書局拉去發(fā)言。席間王堯先生見到我，向我要剛剛出版幾個月的拙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他說我要看你的文章，正好我?guī)Я藘扇敬蛩闼腿耍泵f上?？磥恚跸壬匀辉陉P注著我的成長，關心我的學術研究進展，可惜我還沒有去看他，聽他說說我的書有什么問題，2015年12月17日，噩耗傳來，沒想到再也沒有機會向他問學了。

回想向王堯先生問學幾十年的過程，他始終如一地諄諄教導我，關心我，愛護我。雖然我后來不涉足藏學了，王堯先生卻寬容以待，繼續(xù)從各方面支持我、鼓勵我。他實在是一位人格高尚的藹然長者，是我此生都應該學習、仿效的學界表率。

謹以此文，紀念先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