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謁、刺

　　一、謁與刺的書寫一般使用規(guī)范正體隸書

　　謁、刺在拜謁、晉見、問候等社交場合使用。為表鄭重，其上的文字大都以時文正體書寫，工整嚴謹。目前所見西漢名謁多為西漢晚期之物。此時漢隸已成熟定型，名謁上多為工整的正體隸字，左波右磔，波勢分明，工整程度近于東漢后期碑隸。東漢末東牌樓簡牘中的謁、刺上，同樣是嚴謹?shù)碾`書墨跡。這說明兩漢謁、刺用體一直是正體隸書。而東牌樓謁、刺以外的簡牘上，新體（早期楷、行、今草）已成主流。到了三國時代，隨著新體進一步成熟、普及，楷、行寫法也融入謁、刺書寫中，像孫吳朱然等名刺已屬早期楷書了。樓蘭紙簡中的名刺為西晉之物，其字跡間隸間楷，總體上近于孫吳木刺。謁、刺用體類似銘石書，有書體滯后現(xiàn)象，因恪守“正體”而排斥各種新寫法。東晉永和年間的雷陔名刺與百年前的孫吳名刺字體仍相近（仍存一些隸意），而與同期東晉名士書作字體相距較大。

　　1.連云港西郭寶名謁

　　1988年連云港西郭寶墓（西漢末）出土兩枚名謁。研究者認為，西郭寶名謁是形制上頗為完整的漢代謁牘，“從書寫形式上看……其三列書寫的形式當為形式最全、最鄭重的書寫方法”（石雪萬《西郭寶墓出土木謁及其釋義再探》）。該墓出土的兩種名謁，一件中央寫“謁”，一件中央寫“請”。寫“請”者“是客人投謁后，主人出迎時所持謁”。漢代名謁既有投謁作用，也有投謁后主人出迎時介紹主人的禮儀與問候的雙重作用。

　　2.連云港尹灣、雙龍名謁

　　與西郭寶名謁相比，連云港尹灣、雙龍西漢墓出土名謁墨字更為工謹，形制也齊全，也可當作研究西漢名謁制度的范本。尹灣簡名謁的謁主有瑯邪太守、沛郡太守、東海太守、五官掾等，均用標準隸書書寫，不過某些牘正面左下角的具名稍顯潦草。

　　2002年連云港海州區(qū)雙龍村1號西漢墓出土名謁7件，尺寸皆長23厘米、寬7厘米，兩面書寫。這些名謁書寫格式分兩種：一種是投謁人欄居右頂頭，一種是投謁人欄居中頂頭。居右頂頭款式似為常用。尹灣及西郭寶名謁均作此款，天長紀莊名謁則將投謁人寫在木牘最下方。

　　7枚名謁牘以工整規(guī)范的隸體書寫，雖出自不同人手筆，但字之結(jié)構(gòu)、波角挑法等寫法基本一致，與同為連云港出土的尹灣簡數(shù)件名謁很相似，其中部分字如“太守”“謹遣吏”“奉謁”“再拜”等頗具相似度；而且，雙龍名謁墨字比尹灣名謁更為嚴謹、規(guī)整，其標準程度甚至超過時間相距不遠的定縣漢簡，可與東漢碑版隸書媲美。

　　二、少量謁與刺的書寫并非工整鄭重

　　謁、刺的書寫也并非全都是工謹?shù)恼w。天長紀莊西漢木牘中的名謁（M19：40-14）就寫得比較放縱：字徑相差極大，最大的字“下”比小字大出十多倍；“足”“孟”二字的臥捺、長橫拉出很長，幾乎是該字主體的三四倍；謁下部文字也較潦草。天長紀莊名謁的受謁人應是謁主謝孟的親朋好友，可能不是其上級或長輩，所以書寫不必那么工穩(wěn)?？梢娭]、刺的書寫也并非一律工謹非常，而是因使用場合、對象不同有所差別，由此也折射了秦漢吳晉書寫的復雜多樣情形。我們不宜以靜止的、機械的、簡單的思維看待此期的墨跡世界，因出土材料的有限性，目前的認識和判斷是初步的、非定性的，許多問題目前下結(jié)論為時尚早。

　　三、東晉雷陔木牘及謁與刺的用體

　　西北樓蘭出土簡紙文書中亦有名刺類實物，如孔紙34.1，長22厘米，寬2.5厘米，為紙質(zhì)，尺寸同漢晉名刺，上書“賀大蠟　弟子宋政再拜”。紙刺主人宋政活動于西晉泰始間，該紙約為此期之物，字跡近于孫吳名刺風格，而該紙與江左相距不啻數(shù)千里，可見魏晉間海內(nèi)名刺用字用體相近。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紙的逐漸普及，名刺這種莊重之物亦有用紙質(zhì)代替者。

　　1997年江西南昌火車站6號東晉墓被發(fā)掘。該墓主人雷陔生于孫吳末帝孫皓甘露二年（266），死于東晉永和八年（352），歷經(jīng)吳、西晉、東晉時代。雷陔墓出土木方一件、名刺兩件。木刺長24.6厘米，寬3厘米，厚0.8厘米，兩件形制、文字相同，文曰：“弟子雷陔再拜　問起居　鄱陽字仲之”。

　　值得注意的是，雷陔名刺書跡與之前孫吳的朱然名刺、高榮名刺、黃朝名刺、史綽名刺等較近似，為早期楷書，許多字似仍未完全脫盡隸意。如“弟子”字形橫扁，結(jié)構(gòu)在隸楷間；“陔”“再拜”“陽”等字隸法甚至濃于楷法。雷陔去世之年——東晉永和八年，距王羲之書寫著名的《蘭亭序》僅差一年，其時江左已是新體楷、行、今草興盛的時代，且名家眾多，而同處江左的鄱陽地區(qū)出土的書跡卻古意如此濃厚。雷陔墓木方當為入葬時所書，不見得出于名士手筆；而身為東晉官員的雷陔，其名刺或為本人手書，或是其屬吏所書，然而與東晉名家書跡相差頗大。其原因，一是名刺、謁牘之特殊用體或習慣使然：謁刺一直采用傳統(tǒng)正體，不樂意采納新寫法，因而有明顯的滯后性（與銘石書體有些相似），雷陔名刺基本屬一百多年前孫吳名刺的寫法；二是江左新體楷、行等在4世紀中葉未在社會日常書寫中大范圍普及，仍限于上層官僚士夫以及書寫精英范圍內(nèi)流行，社會上下廣泛使用要遲至南朝中后期，如南朝寫經(jīng)已大多使用今楷（梁天監(jiān)年間之《大般涅槃經(jīng)卷第十一》、齊永明年間之《佛說觀普賢經(jīng)》等），甚至銘石體也用楷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