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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月革命勝利到冷戰(zhàn)結束,前蘇聯一直活躍著一個幾乎能使整個地球都發(fā)生顫抖的組織,這就是盡人皆知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烁癫闪⒅醯拿Q為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后來,根據其職能變化,先后改稱過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國家安全總局、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冷戰(zhàn)期間,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時期,克格勃為配合蘇聯對外擴張、與另一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在對其他國家進行顛覆和武裝干涉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使自己聲名狼藉。 克格勃的機構是在列寧授意下,由捷爾任斯基一手創(chuàng)建的。但可以肯定,列寧本人在領導十月革命時并沒有想到在蘇維埃國家機關中還應當設立這樣一個組織。關于這一點,只要讀一讀他在十月革命即將發(fā)生時撰寫的《國家與革命》就十分清楚了。遺憾的是列寧及其戰(zhàn)友在奪取了政權后,許多事情都沒有按他當初的預想發(fā)展。首先是革命沒有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在全世界,起碼是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蔓延開來并取得勝利;即使在國內也沒有收到揭竿而起、一呼百應的效果。相反,無產階級政權面對的現實是: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勾結在一起,毫不掩飾其猙獰面孔,企圖把第一個紅色政權這個新生嬰兒掐死在搖籃中。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顛覆;面對資產階級的反撲、破壞、怠工和一樁樁令人發(fā)指的暗殺事件,列寧指出“必須采取緊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作斗爭?!?/span> 1917年12月20日,列寧領導下的人民委員會通過決議,成立《人民委員會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捷爾任斯基被任命為該委員會主席。[1]隨著克格勃在此后的地位越來越顯赫,捷爾任斯基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到蘇聯解體前,絕大多數蘇聯人在談論十月革命時,只記得列寧、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直到1991年,在莫斯科克格勃中央大樓前面的捷爾任斯基廣場上,還聳立著這位克格勃締造者的塑像?!?/span>8.19事件”發(fā)生后,這個紀念碑與許多紀念十月革命的建筑一起被推倒了。 捷爾任斯基全名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1877年9月11日出生于現在屬于白俄羅斯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齊區(qū)烏薩河畔的一個小地主家庭。他的父親埃德蒙多·捷爾任斯基是一位出身于貴族的教員,曾就讀于彼得堡大學數理系。母親葉列娜·伊格娜格夫娜結婚前姓雅努舍夫斯卡婭,她的父親,也就是捷爾任斯基的外公,是彼得堡鐵道學院的教授。1882年,年僅43歲的埃德蒙多拋下32歲的妻子和8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去世了。當時捷爾任斯基只有5歲,父親的早逝使他的童年充滿了辛酸和苦難。 需要說明的是捷爾任斯基并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波蘭人,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參加革命以后所走過的道路。 捷爾任斯基從6歲起開始學習讀書和寫字,他的啟蒙教師就是自己的母親。在先后學習了波蘭語和俄語后,他在10歲時考入了家鄉(xiāng)維爾諾的男子第一中學。1894年,捷爾任斯基在讀中學七年級時參加了當地學生秘密組成的社會民主主義自修小組,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進步書籍。1895年秋天,捷爾任斯基加入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成為該黨的國際主義左翼。當時他還僅僅是一個中學八年級學生,但他以飽滿的熱情和勇于犧牲的精神忘我地進行地下斗爭。那時在維爾諾手工業(yè)工人中活躍著一個名字叫亞庫勃的青年人,后來人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捷爾任斯基。 1896年4月,捷爾任斯基主動從中學退學,開始了他職業(yè)革命家的生涯。此后,他與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許多十月革命的領袖一樣,一次次被沙皇逮捕、監(jiān)禁或流放,一次次獲釋或逃跑,直到1917年。如果說其他領導人在這種境況里僅僅錘煉了自己的品德和意志的話,捷爾任斯基則從中還學會了如何開展地下斗爭,與敵人進行反偵查、反審訊。他認為這種斗爭是一門藝術,而這種認識對于這位未來的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捷爾任斯基第一次被捕發(fā)生在1897年7月17日,敵人所以能找到他,是因為憲兵用10個盧布收買了15歲的奸細米哈伊爾·里馬斯。但里馬斯并不完全清楚他的身份,為了搞清這個年青人的背景,警察居然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1896年6月,捷爾任斯基被判到維亞特卡省流放3年,經過60多天的艱難跋涉,他于當年8月來到了流放地諾林斯克。在這里,他找到一份在煙廠當裝填工的工作,雖然勞動強度很大,收入又很微薄,但他為自己能夠置身于工人當中感到很滿足。然而沒過多久,警察發(fā)現捷爾任斯基在工人中間秘密宣傳馬克思主義。維亞特卡省長在他寫給內務部長的信中這樣寫道:“在維亞特卡警察監(jiān)督下之別洛澤爾斯克市小市民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雅克申及維爾諾省貴族費·?!そ轄柸嗡够谖沂」茌犉陂g行為不軌,政治表現極端可疑,業(yè)已影響某些迄今十分安分守己的人。從其言談中已可斷定,彼等沒有停止同維亞特卡省外之同伙勾搭。卑職已發(fā)出指示,將雅克申和捷爾任斯基遣至斯洛博茨科伊縣遙遠之鄉(xiāng)村。謹請部長大人對彼等處以《警察監(jiān)督條例》第29款?!?/span>[2]就這樣,捷爾任斯基又被發(fā)配到距諾林斯克400俄里,位于維亞特卡省最北端的凱哥羅德村。這是一個氣候惡劣,與外界近乎隔絕,地方官吏肆意妄為的地方。為數不少的“政治犯”在這里因為無法忍受身體和精神受到的摧殘最后崩潰了。但捷爾任斯基沒有屈服,1899年8月底,他終于從流放地逃了出來。由于警察局在整個俄羅斯帝國都散發(fā)了通緝令,捷爾任斯基已經不能在維爾諾繼續(xù)工作了。9月,他根據組織安排前往華沙,投入了一場新的戰(zhàn)斗。 1900年1月23日,捷爾任斯基第二次被捕并被判流放4年。在被押往西伯利亞的途中,在伊爾庫茨克附近的亞歷山大羅夫斯克解犯羈押監(jiān)獄,他組織領導了一場震驚朝野的暴動。長期滯留在監(jiān)獄里不能按期前往流放地的40多名政治犯奪取了武器,趕跑了獄警,在監(jiān)獄的樓頂升起了一面寫有“自由”兩個字的紅旗,[3]在監(jiān)獄里建立了“自由共和國”。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擔任這個“共和國”的主席。這場暴動是以警方完全滿足“政治犯”要求勝利結束的,幾天后,捷爾任斯基等人被押上客貨混載的輪船,沿勒拿河北上,分別被送往不同的流放點。途中,捷爾任斯基制定了逃跑計劃,1902年6月12日,他與難友斯拉德科彼夫一起,終于使這個計劃得以實施。此后,捷爾任斯基途經華沙前往柏林,又一次把整個身心投入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中。 俄國“零五革命”暴發(fā)后,捷爾任斯基返回波蘭,他在這里領導華沙工人的武裝起義并因此第三次被捕。1905年10月17日,在俄國革命形勢的逼迫下,沙皇對“政治犯”發(fā)布特赦令,捷爾任斯基于11月初獲釋。 1906年,捷爾任斯基在波蘭遭到警察埋伏第四次被捕。幾個月后,被組織和戰(zhàn)友救出。 1908年4月,他第五次被捕。法院在審判時宣布,由于他多次從流放地逃跑,而且“屢次參加犯罪集團”,判處其終身流放西伯利亞,地點在葉尼塞克省。1909年11月,捷爾任斯基又一次在流放地人民幫助下逃了出來。 1912年9月,捷爾任斯基第六次被捕。這時,他已經成為著名的革命家,所以敵人對他的情況掌握得非常清楚。他們沒有再流放“這個對沙皇政府已經可以構成威脅的人物”,而判其終生監(jiān)禁和作苦役。這是捷爾任斯基總計6次被捕中服刑時間最長的一次。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勝利后,戰(zhàn)友們才把他從監(jiān)獄里營救出來。這時捷爾任斯基已經40歲。從他20歲第一次被捕,在其40年的生涯中,有11年是在監(jiān)獄和流放地度過的。捷爾任斯基稱得起是一位為共產主義理想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百折不撓、堅貞不屈的斗士。 捷爾任斯基是較早投身于俄國和波蘭革命事業(yè)的領導人之一。他在1895年就加入了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該黨后來與波蘭社會黨的一部分力量共同組建了波蘭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隨后又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合并,從而使他成為俄共最早的黨員之一。1907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雖然捷爾任斯基沒有出席會議,但仍然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舉為中央委員。當時該黨的中央委員會只有14名委員,列寧、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等還僅僅是候補中央委員,[4]這就是說,當時捷爾任斯基在革命隊伍中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雖然在一次次被捕后,他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革命立場,而且利用各種條件開展了力所能及的斗爭,但畢竟在10多年的時間里他無法站在第一線領導工人階級進行戰(zhàn)斗,這才使他的位置在十月革命的領袖中相對靠后了一些。但這一點并沒有限制他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1917年3月,捷爾任斯基被工人接出了監(jiān)獄,他穿著囚服就直接來到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二次會議的會場,并且在大會上發(fā)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一個月后,俄共在國內召開緊急會議,針對1913年以來幾乎所有的中央委員都已被捕或流亡國外的情況,決定重新組建中央委員會,以適應革命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會前,捷爾任斯基曾經被推選過候選人,但他以需要恢復身體為理由,主動將這個領導職務讓給了其他同志。同年8月,俄共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捷爾任斯基與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21人一起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次會議還決定設立俄共書記處,取代原有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負責處理黨的日常事務和緊急情況。書記處由捷爾任斯基、斯維爾德洛夫、穆拉諾夫、越飛、斯塔索娃等5人組成。 黨的六大基本確定了武裝奪取政權的目標,為了制定和實施這個計劃,中央決定成立軍事革命總部,布勃諾夫、捷爾任斯基、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烏里茨基5人被任命為這個總部成員。在舉行武裝起義前,捷爾任斯基負責組織以工人為主要力量的起義隊伍,很多工廠的工人在起義前被武裝起來,成為起義的中堅力量。1917年11月6日(俄歷10月24日),捷爾任斯基奉命指揮攻打電報總局,拉開了十月革命的序幕。經過一個白天的激戰(zhàn),工人赤衛(wèi)隊和參加起義的士兵攻占了電報大樓,切斷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外界的聯系,使整個俄羅斯乃至全世界都聽到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消息,為保證起義深入發(fā)展并很快就取得勝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5] 十月革命勝利了,但是各種反動勢力聯合起來發(fā)出挑戰(zhàn),從而使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在生與死的選擇過程中,捷爾任斯基堅定地站在列寧身旁,歷史地承擔起了組織肅反隊伍,鎮(zhèn)壓反革命的重任。1917年12月20日,他擔任了新組建的《人民委員會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員會》主席。作為克格勃的鼻祖,捷爾任斯基在這個崗位上展露了他非凡的天賦和才華,以及他對革命事業(yè)和列寧的赤膽忠心。 看過電影《列寧在1918年》的人都知道,捷爾任斯基組建肅反委員會的年月,無產階級政權正面臨著水與火的考驗。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反革命分子的武裝叛亂、饑餓與嚴寒時刻威脅著紅色政權和人民的生命。在這個關鍵時刻,捷爾任斯基在列寧和人民委員會直接領導下,十分迅速地進入角色,很快就取締了全國主要城市里的非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嚴厲打擊了一批乘人之危、倒賣糧食的奸商,使全國恢復了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為組建紅軍和穩(wěn)定后方,集中精力進行國際斗爭贏得了時間。 列寧在評價肅反委員會這段時間的工作時曾經說過:“俄國和國外的資本家先生們!我們知道,你們是不可能喜歡這個組織的。而確實也是不可能的。在你們扼殺我們、圍困我們之時,在你們策動內部陰謀、為破壞我們的和平勞動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時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對付你們的陰謀、對付你們的蓄意破壞。” 可能是20年從事地下斗爭練就的本領,捷爾任斯基有著一雙不眨眼皮的眼睛,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敵人在這雙眼睛面前不知為什么總是瑟瑟發(fā)抖,以至于一提到這位肅反委員會主席的名字就聞風喪膽。懷著對列寧的無限忠誠和對敵人嫉惡如仇,捷爾任斯基冒著生命危險,親身參加和指揮了多次平息反革命叛亂、抓捕間諜的活動。 1918年7月6日,德國駐俄大使威廉·米爾巴赫伯爵在大使館內被人殺害。此時,俄國剛剛被迫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兩國之間毫無信任感。大使被殺事件如不能妥善解決,很可能重新暴發(fā)戰(zhàn)爭。此外,德國在當時是唯一承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國家,如果這一案件的兇手不能及時抓獲,毫無疑問會對其他國家與俄國建交產生影響。捷爾任斯基聞訊后立即趕到現場,而且很快就認識到這個事件背后潛藏著巨大危機和陰謀。原來德國大使是被左派社會革命黨派出的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殺害的。兩個人在進入大使館時都持有肅反委員會(契卡)工作人員的證件,左派社會革命黨企圖以此將刺殺德國大使的責任轉嫁給布爾什維克政府,挑起德俄之間的戰(zhàn)爭,乘機發(fā)動暴亂奪取政權。捷爾任斯基用他那不眨眼皮的眼睛一眼就看出兩個殺手所用證件上,他和肅反委員會書記的簽名是假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認,證件和公章都是真的。這就是說,在契卡內部,有高層領導人卷入這起事件。很快,捷爾任斯基就把目標鎖定在他的助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肅反委員會副主席亞歷山大羅維奇身上,因為委員會的公章就保存在他手里。這時,亞歷山大羅維奇和兇手都已經逃進了一支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波波夫控制的“契卡”部隊駐地,捷爾任斯基以超人的膽略,只帶領一名秘書和兩名警衛(wèi),從德國大使館直接來到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老巢。此時,波波夫及其他所控制的這支部隊已經兇相畢露,他們不但拒絕交出逃犯,而且憑著人多勢眾,反而讓捷爾任斯基交出武器。 “你們,全俄肅反委員會所屬的部隊,競敢解除我—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武裝?”捷爾任斯基一句喝問,嚇退了那些蠢蠢欲動的亡命徒。 “把罪犯交出來!”捷爾任斯基命令波波夫。 “他們不在這里?!辈úǚ蝻@然在撒謊。 “抬起頭來,看著我的眼睛。”肅反委員會主席要看看這個昔日的下屬欺騙自己時的丑態(tài)。 根據左派社會革命黨總部的指示,波波夫到底還是解除了捷爾任斯基的武裝并將其關進了地下室。原來早在7月4日,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過了刺殺德國大使,然后進行武裝叛亂的計劃。他們認為扣押自己送上門來的捷爾任斯基將使布爾什維克武裝陷于癱瘓,有利于實現其武裝奪取政權的計劃。[6]打入波波夫隊伍中的忠于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契卡”很快就將肅反委員會主席被扣押的情況報告了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工人們也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知道了這個消息。人們群情激憤,紛紛舉行集會和游行,要求左派社會革命黨立即釋放捷爾任斯基。列寧也被這一消息激怒了,在他的直接指揮下,布爾什維克緊急調動一個團的部隊,包圍并控制了正在大劇院召開代表大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近400名代表,其中包括該黨的領袖斯比里道諾娃等人。7月7日,雙方經過談判交換了人質。 捷爾任斯基的行動,揭露了左派社會革命黨刺殺德國大使,嫁禍于人的陰謀。同時,該黨武裝暴動的計劃由于及時被發(fā)現也沒敢實施,這對于蘇維埃政權有著無法估量的意義。 刺殺德國大使事件平息后,捷爾任斯基認為事情畢竟發(fā)生在自己主管部門,在自己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當中,本身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主動提出辭去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職務。列寧批準了他的請求,但幾天之后,當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全部陰謀被查清后,捷爾任斯基又被任命為這個部門的領導人。 在捷爾任斯基擔任肅反委員會主席的這段時間里,布爾什維克鎮(zhèn)壓了一大批“階級敵人”,其中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特別是在1918年8月底,列寧和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烏里茨基在同一天被刺后,布爾什維克公開提出了實行“紅色恐怖”的口號。當時出版的《紅色報》在公布了被蘇維埃政權扣押的500名人質的名單后,在題目為《對白色恐怖的回答》的社論中寫道:“不要再說空話了!我們的領袖們由工人和紅軍戰(zhàn)士來保衛(wèi)。要是我們的領袖們哪怕掉一根頭發(fā),我們就會把那些在我們手中的白衛(wèi)軍們都消滅,我們就會把那些反革命首領一個不留地都殺掉!” 內務部長格里戈里·彼得羅夫斯基在發(fā)給地方政權的電文中也明確指出:“對資產階級實行大規(guī)模恐怖手段至今仍是一句空話。要克服紀律渙散和玩忽職守的現象。這一切都應結束了!我們命令所有的地方蘇維埃立即逮捕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大資本家和舊軍官的代表,把他們當作人質抓起來?!?/span>[7] 看過電影《列寧在1918年》的人可能都記得這樣一個場面:當芭蕾舞劇《天鵝湖》正在演出時,兩名“契卡”工作人員走上舞臺,他們用手勢示意美麗的“天鵝們”暫時休息,然后向觀眾宣布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告訴人們蘇維埃政權準備處死沙皇尼古拉二世,請觀眾們發(fā)表意見。在一片嘈雜聲中,幾名嘴里嚼著東西的水兵大聲喊道:“這個問題很清楚,說下一個。”臺上的“契卡”接過話音說道:“有人說了,這個問題很清楚,那么這件事通過了。下一件事情是請大家演出結束后不要離開,要檢查證件的。”“契卡”走了,美妙的音樂又在大劇院響起,天幕上又映出了天鵝湖那湛藍的秋水,然而沙皇一家就這樣草率地被判決了。 從1917年到1921年,大約有25萬人就這樣被“契卡”消滅了[8]。他們是作為一個階級被趕出歷史舞臺的。 但是,如果有人認為捷爾任斯基即然在擔任肅反委員會主席期間為契卡爭得了對“人民的敵人”執(zhí)行死刑的權力,同時在這段時間里又確實處決了數以萬計的形形色色的敵人,從而認為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大量歷史事實證明捷爾任斯基的性格與他所擔任的職務并不協(xié)調。日常生活,包括工作中的他,對人像春天般的溫暖。1918年前后,捷爾任斯基指揮“契卡”在對反革命實行“紅色恐怖”的同時,收養(yǎng)、安置了上百萬流浪在街頭,父母已經死于戰(zhàn)亂或饑餓的孤兒,就是最好的例證。當他把一個個孩子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時候,在捷爾任斯基的眼睛里總是既能看到愧疚的淚花,同時也能看到復仇的火焰。 “契卡”的這項繁重、“額外”的任務是捷爾任斯基主動從列寧那里申請得到的。他在與他的朋友阿納托利·瓦西里的一次談話中講述了這個過程。捷爾任斯基說:“我想把我個人的部分精力,而主要是把全俄肅反委員會的部分精力,用于消除兒童流浪街頭的現象。我得出這個結論,理由有兩個。第一,這是一種巨大的不幸!要知道,當你看到孩子的時候,你就不能不聯想到—一切本來都是為了他們!革命的果實不是屬于我們,而是屬于他們!然而斗爭和貧困使多少兒童受到了折磨。就像我們看到了快要淹死的孩子一樣,我們需要立即去營救他們,只有一個教育人民委員會是力不勝任的。需要整個蘇維埃社會都來援助。需要在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下面建立一個……廣泛的委員會,最好是對這件事能有所幫助的所有部門、所有組織都參加這一委員會。我已經和一些人談過:我愿親自主持這個委員會。我想讓全俄肅反委員會機關真正參加這一項工作。促使我想到這件事的第二個理由是,我想,我們的機關是工作得最好的機關之一。它的分局各處都有,人們都重視它。有些害怕它……我這么想:為什么不利用我們的戰(zhàn)斗機構來同這種流浪街頭的不幸現象作斗爭呢?”[9] 捷爾任斯基的愿望終于實現了。1921年1月27日,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宣布成立直接隸屬于該委員會的改善兒童生活委員會,捷爾任斯基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主席。已經被肅反委員會這一攤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他,對這個任命喜形于色。他于當日就給各級肅反委員會寫信,強調“現在是對外戰(zhàn)線上稍微輕松的時刻,蘇維埃政權可以集中全力來著手這一工作,能夠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關懷我們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的支柱—兒童們?!苯轄柸嗡够谛胖袑懙溃骸白鳛闊o產階級專政機關的肅反委員會對于這項工作不能袖手旁觀,他們應該盡力來幫助蘇維埃政權作好對兒童的保護和供應工作。為此目的,為了使肅反委員會的全體人員參加這項工作,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委派我擔任前面提到的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改善兒童生活委員會的主席。讓這一任命作為對所有肅反委員會的指示吧!”[10] 從1917年到1923年,在整個俄羅斯,先后有將近500萬兒童流浪于莫斯科等主要城市街頭。在肅反委員會及各級政府、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努力下,他們當中的100多萬被安置到教育人民委員會創(chuàng)辦的兒童保育院。另外300多萬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消滅饑荒委員會”、“兒童委員會”等社會團體的救助。另外100萬兒童則……。由于“契卡”在整個救助工作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許多人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不少父母在他們離開人世時都再三叮囑自己的孩子,“去找?guī)謽尅⒋┢A克的叔叔,只要見到他們,你就能活下去了?!?/span> 1923年秋,由于其他方面的工作過于繁重,捷爾任斯基被迫辭去了他所擔任的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改善兒童生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雖然他分管這項工作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但其拯救了數以百萬計少年兒童生命的偉大功績已名垂青史。 當年,被救助的少年兒童們對捷爾任斯基無限感激和熱愛,他們給他寫了無數封帶著稚氣而又熱情漾溢的信,表示一定要努力學習,絕不辜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自己的關懷和期望。沃龍涅什二區(qū)第三十隊的少先隊員在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寫道:“親愛的捷爾任斯基同志……向您致以熱烈的少先隊員的敬禮并向您報告,我們以您的名字為我們的少先隊命名,并推薦您為榮譽隊員。在用您的名字為我們的少先隊命名的時候,我們許下了少先隊員堅定的諾言,我們絕不辜負您這位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名字和我們敬愛的伊里奇的名字?!鄙傧汝爢T們還在信中給捷爾任斯基寄來一條紅領巾,請求他在1926年7月6日晚上7時整帶上它,與少先隊員們一起宣誓。捷爾任斯基時刻關心著孩子們的成長,他在給少先隊員們的電報中寫道:“祝賀第三十隊少先隊員莊嚴宣誓的日子。今天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你們的老一輩同志,要把紅旗交給你們。這面紅旗意味著你們應當茁壯成長,學習上進,使自己成為身心健康的人……謹祝你們成為伊里奇的忠實的和名副其實的子孫。第三十隊的少先隊員們,高舉起交給你們的紅旗,遵照列寧的遺教來塑造自己吧!準備著,時刻準備著!” 曾經得到捷爾任斯基保護和救助的兒童有的至今還在人世。1991年,前蘇聯發(fā)生“8.19事件”時,位于莫斯科盧比揚卡廣場上的捷爾任斯基塑像,也被一些想要表明自己與共產主義制度勢不兩立的人拉倒了。幾天后,廣場相繼來了幾十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們一個個老淚縱橫,由兒孫攙扶或坐在輪椅上,把一束束鮮花放到已經被砸壞的塑像旁。他們向人們一遍遍地講述著自己當年被“契卡”救助的故事,領著前呼后擁的兒孫們向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次又一次的鞠躬致意;希望這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萬古流芳。 由于捷爾任斯基的年代距離現在已經相當久遠,所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只知道他作為“克格勃”創(chuàng)始人的歷史。其實這位十月革命領袖主持肅反委員會工作的時間并不長。從1921年起,他在兼任肅反委員會主席、內務人民委員等職務的同時,已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轉移到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濟工作方面。捷爾任斯基涉足經濟領域后的第一項工作是擔任交通人民委員,他的前任是托洛茨基。 隨著國內戰(zhàn)爭結束和國外武裝干涉被粉碎,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取消戰(zhàn)時共產主義臨時措施,盡快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然成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中心工作。但在積重難返、百廢待興、又沒有管理國家經驗的情況下,應當從哪里下手?列寧敏銳地注意到,交通運輸是制約各地區(qū)、各行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是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部門。因為礦區(qū)大量煤炭運不出來,工人因此得不到維持生計的工資。而城里的工廠因缺少燃料無法開工,城市居民因沒有燃料在挨凍。然而恢復交通運輸又談何容易。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格·馬·克爾日扎諾夫后來在回憶當時情況時寫道:“毀壞的橋梁橫在鐵路桁架下面的木頭構架上,明顯傾斜的路基、彎彎曲曲的鐵軌、令人難受的停車站—毀壞的車皮和機車的堆積地,車站污穢的廢墟?;疖嚨倪\行是根據靈感而不是按照時刻表。厚顏無恥地盜竊貨物,翻車事故的驚人的增長,潮濕的木柴加旅客的幫助就是‘動力’。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人員兩班、三班的不干活,工業(yè)戰(zhàn)線極其不協(xié)調…… 抓什么?哪里是決定性的環(huán)節(jié)—是枕木還是機車,是燃料還是業(yè)務操作規(guī)程,增加新經費還是尋找本身的潛力? 甚至有經驗的運輸工程師,即使他是老練的鐵路專家,假如對他說,今后讓他負責這種運輸業(yè)的前途,他也會嚇得發(fā)抖、不知所措……[11] “您需要擔任交通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的職務?!绷袑幵诮涍^深思熟慮后,把任務交給了他最信賴的戰(zhàn)友。 眾所周知,捷爾任斯基即沒有搞經濟工作的知識,也沒有管理交通運輸的經驗,但他卻沒有發(fā)抖,而且取得了成功。實踐證明列寧的這次任用雖然迫不得已,但卻相當英明。 捷爾任斯基擔任交通人民委員這件事本身,首先就對那些破壞交通運輸秩序、盜竊搶劫運輸物資、消極怠工的人產生了巨大震懾。很快,在整個系統(tǒng),人為因素影響運輸的情況基本得到了遏制。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結,全國的運輸能力并沒有明顯提高,個別地方運輸量僅能達到戰(zhàn)前的百分之十。通過調查,捷爾任斯基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踏踏實實地為工人辦一些事情,使工人的基本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改善,調動起工人的積極性,交通運輸狀況不可能有根本改變。在他的建議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委托中央委員會成立了采取緊急措施改善工人物質狀況中央特別委員會。莫斯科市及莫斯科省改善工人生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由捷爾任斯基自己擔任。在很短的時間里,這個機構就為3 600多名工人解決了住房,辦起了幼兒園、子弟學校和療養(yǎng)院。在西伯利亞地區(qū),捷爾任斯基在組織力量粉碎殘余白匪武裝對鐵路襲擾的同時,親自起草報告,為工人申請氈靴、大衣、手套,親自過問食堂的伙食,要求鐵路員工在途中也能吃上熱飯。 黨和上級的關懷化作了巨大動力,在幾十萬鐵路、公路和從事水上運輸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蘇維埃政權終于渡過了極其艱難困苦的年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1924年1月,黨的第八次代表會議對運輸行業(yè)的狀況作了這樣的評價:“運輸業(yè)現在毋需特別費力就能滿足國民經濟對它提出的一切要求?!笨梢姰敃r中央委員會對捷爾任斯基的工作相當滿意。捷爾任斯基本人對當時的運輸狀況也有過比較客觀的評價,他說:“請回憶一下,外國學者關于鐵路是怎樣對我們予言吧。他們說‘3月份我們就要覆滅’??涩F在,所有來到俄國的人都不能不對我們俄國運輸搞得這樣好而贊不絕口。外國預言家們不懂得什么是集體意志,什么是捍衛(wèi)自己觀點的意志。” 捷爾任斯基擔任交通人民委員將近3年,運輸行業(yè)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使人們對他管理經濟的天賦有了一致的認識和高度評價。1924年2月2日,蘇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根據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命捷爾任斯基為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一個星期后,他向新交通人民委員揚·厄·魯祖塔夫移交了工作后走馬上任。這個部門原有的工作人員一度為來了個“契卡”頭子而膽戰(zhàn)心驚,但捷爾任斯基的言行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疑慮,他在與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見面的會議上,真誠地向他的下級說:“我是來學習的,請相信我,幫助我?!?/span> 捷爾任斯基擔任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這段時間,正是蘇聯恢復和發(fā)展經濟的起步階段,由于當時蘇聯高層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尚未取得一致,在1924年1月列寧逝世后又失去了理論權威,所以幾乎每一項經濟政策的制定,每一個改革措施的出臺,都要經過很長時間地爭論。這就是說,捷爾任斯基工作的軟環(huán)境并不寬松。他只能憑自己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滿腔熱情,對列寧的無限忠誠努力工作,直到最后突發(fā)疾病在工作崗位上猝然去世。 從1918年起,捷爾任斯基在歷屆黨代會上都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其中在1921年3月至1922年4月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期間當選為組織局候補委員;在1924年5月召開的第十三次黨的代表大會和1925年12月至1926年1月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連續(xù)被選為政治局侯補委員。但直到1926年7月逝世,他始終沒能成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許多人對此大惑不解,因為這與他的資歷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顯然不協(xié)調。然而真正了解捷爾任斯基的人都知道,這位十月革命領袖可以說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政治上的領袖,他只是一個實干家,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用到了為蘇維埃政權解決具體問題的工作中。在從十月革命勝利到他逝世將近9年的時間里,除了黨內職務外,他先后擔任、更多的是兼任過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蘇聯后為蘇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內務人民委員、肅反委員會主席、國家政治保安局局長、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交通人民委員、全民義務勞動義務總管理委員會主席、反貪污委員會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員會主席、電影之友協(xié)會主席、改善兒童生活委員會主席、改善蘇聯各部門結構委員會主席、星際聯絡問題研究協(xié)會主席團成員、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央消費合作總社國營工業(yè)和合作社相互關系調整管理委員會主席、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yè)人民委員部和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降低零售價格委員會副主席……可想而知,捷爾任斯基只能廢寢忘食地工作才能完成列寧、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 由于捷爾任斯基本身是一個實干家,所以在列寧逝世前后,他更喜歡當時擔任總書記、埋頭苦干的斯大林,而討厭總是指手劃腳的托洛茨基。后來,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與斯大林決戰(zhàn)時,他站到了斯大林一邊。在后來聯共(布)中央同“新反對派”、“托—季聯合反對派”的斗爭中,他也始終站在斯大林一邊,為維護黨的團結,為有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進行不懈地斗爭。但眾多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如果捷爾任斯基晚幾年逝世,他很可能成為“布哈林集團”成員,因為他后期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與布哈林基本相同,在他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期間,許多做法已經開始違背斯大林的意志。 十月革命勝利前長期的流放與監(jiān)禁,革命勝利后漚心瀝血地操勞,嚴重摧殘了捷爾任斯基的身體。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曾于1924年12月11日做出決定,限他每星期只工作4天,此后,還作過許多類似的規(guī)定,但捷爾任斯基沒有執(zhí)行。早在革命勝利前,醫(yī)生就發(fā)現他患有肺病,而且預言他將在3年內死去。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捷爾任斯基把他留在人世的每一分鐘都認為是偏得,是馬克思恩賜的,所以他也要把每一分鐘都獻給革命。他的工作像鐘表的發(fā)條一樣總是繃得很緊,但生活卻像清教徒那樣寒酸,許多人看見他睡在辦公室的沙發(fā)上,飯菜與普遍工作人員一模一樣。 1926年7月20日,捷爾任斯基繼續(xù)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這天會議的主題是“關于糧食收購問題”。在前一天的會議上,他與加米涅夫、皮達可夫等反對派領導人因觀點不同進行了辯論,為此,他連夜查找、計算了大量數字,準備在大會上公布。但當他在會上發(fā)言時突然感到心臟一陣陣劇烈的疼痛,發(fā)言結束后,他在隔壁房間的沙發(fā)上休息了大約一個小時,醫(yī)生和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基本沒采取急救措施。當他感到疼痛稍微緩解后,捷爾任斯基向自己家走去,當時他就居住在克里姆林宮院內,但這段路他走了將近一個小時。當他邁進家門的時候,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暈倒了,隨即,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捷爾任斯基逝世了,時間是1927年7月20日下午4時40分,年僅49歲。 捷爾任斯基的逝世使全黨、全國人民都感到震驚并沉浸在極度的悲痛之中。蘇聯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于7月21日通過決議,決定7月22日召開追悼大會,屆時,全國黨政機關、航行和停泊在港口的軍艦、商船,一律下半旗致哀。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在《致全體黨員,致全體工人,致全體勞動人民,致紅軍和海軍》的訃告中說: 今天黨遭受到一次新的沉重打擊。捷爾任斯基同志因心力衰竭猝然與世長辭,他是使資產階級聞風喪膽的人,是無產階級的忠誠戰(zhàn)士,是共產主義革命最高尚的戰(zhàn)士,是我國工業(yè)孜孜不倦的建設者,是終身勞動者和身經百戰(zhàn)的無畏士兵…… 我黨失去了捷爾任斯基這樣一位最卓越的和最英勇的領袖。……他那騎士般的形象,他的個人勇敢,他的高度原則性,他的正直,他那特別高尚的品德,使他享有莫大威望。他的功績是巨大的,是怎么估價也不會過高的。 ……他的事跡、他出色的一生是壯麗的。他在戰(zhàn)斗崗位上的犧牲是可歌可泣的。 我們在您的遺體上垂下戰(zhàn)斗的旗幟,我們無畏的朋友!我們號召全體勞動人民、全體無產者向戰(zhàn)士哀悼,戰(zhàn)士的英名永垂不朽,戰(zhàn)士的事業(yè)定會贏得和平。 共產主義萬歲! 我們的黨萬歲![12] 捷爾任斯基逝世后,許多國家的馬列主義政黨都通過各種渠道致電或致函聯共(布)中央,對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年早逝表示沉痛地哀悼。其中共產國際在唁函中寫道: 他的逝世使俄國和世界革命失去了一位最勇敢、最堅決的戰(zhàn)士,一位最偉大的組織者,一位最著名的領袖…… 在逝世前幾個小時,他所說的最后幾句話是專門談列寧的遺囑的,即專門談社會主義勝利、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 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是羅莎·盧森堡最親密的戰(zhàn)友,是列寧的忠實學生和戰(zhàn)友,他不僅屬于俄國、波蘭、立陶宛工人,而且也屬于整個國際無產階級。 他的孜孜不倦的、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無窮精力,他的組織天才,他的勇敢,他對黨堅定不移的忠誠,他那值得效法的、充滿斗爭的一生,應永遠銘刻在全體共產黨員、全體工人、全體勞動人民的心中。[13] 22日下午6時,捷爾任斯基的喪禮在蘇聯工會大廳舉行,斯大林為他的戰(zhàn)友致悼詞,斯大林說:“現在停立靈前,回憶捷爾任斯基同志所經歷的全部歷程—牢獄、苦役、流放、肅清反革命非常委員會、恢復被破壞的運輸業(yè)、建設年輕的社會主義工業(yè)時—就想用兩個字來形容他沸騰的一生:‘燃燒’。捷爾任斯基不愧于這種崇高的榮譽。他的一生是燃燒的一生。他像一只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 追悼會后,捷爾任斯基的遺體被安放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旁的墓穴中,這里至今仍安葬著十多位前蘇聯領導人,其中包括伏羅希洛夫、斯維爾德洛夫、伏龍芝、日丹諾夫、加里寧、布瓊尼、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其中斯大林的遺體是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后,從列寧墓里搬出來,埋在這里的。 為了紀念捷爾任斯基,前蘇聯曾經印制了他死后的面膜,還以此制造了塑像。在許多地方,曾經成立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兒童福利院、學校。有關部門還收集、出版過他的文集。 一個“克格勃”創(chuàng)始人死后當然不可能平靜,在30年代蘇聯國內大清洗時,捷爾任斯基一度被懷疑為波蘭間諜;在50年代赫魯嘵夫批判斯大林個人祟拜時期,他的名譽和在人們心目中的歷史作用又得到恢復并有所提高。這時,有人還對捷爾任斯基猝死的原因提出疑問,據說有當事人證明他死于一起政治謀殺;還有人證明就在他于7月20日下午離開會場到旁邊的休息室休息時,有人為他提供了止痛藥,人們懷疑捷爾任斯基的猝死與他所服的藥有關。 好象這些猜測都不能解釋捷爾任斯基死亡的原因,因為想要謀殺像他這樣克格勃創(chuàng)始人是很難得手的。此外,哪怕只有一點望風撲影的消息,在斯大林后來對反對派進行大清洗時,都會被大作文章。但了解蘇聯30年代大清洗的人都知道,在那個階段,斯大林對捷爾任斯基的死亡幾乎只字未提。 戈爾巴喬夫時期,隨著潘多拉匣子的打開,捷爾任斯基與眾多的十月革命領導人一樣又被重新評價。在這一次次反復當中,哪一次在當時都可能被認為是定論,然而歷史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愿捷爾任斯基的靈魂安息。 [1] 與有的資料記載成立肅反委員會的時間為俄歷1917年12月7日并不矛盾。 [2] 原載《在維亞特卡的政治流放》,勞動者出版社,1925年維亞特卡版第33、34頁。引自謝·庫·茨維貢主編(蘇):《捷爾任斯基傳》,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4頁。 [3] 原載《蘇聯青年報》,伊爾庫茨克版1972年10月26日。 [4] 《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附錄。 [5] 謝·庫·茨維貢主編(蘇):《捷爾任斯基傳》,河南師范大學外語系譯,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20頁。 [6] 關于左派社會革命黨發(fā)動武裝暴動的問題近年在俄羅斯有新的說法,本書不再詳敘。 [7] 列昂尼德·姆列欽(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8] 王銘玉等編譯,《克格勃全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9頁。 [9] 謝·庫·茨維貢主編(蘇):《捷爾任斯基傳》,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37頁。 [10] 原載《全俄肅反委員會歷史摘錄》,引自謝·庫·茨維貢主編(蘇):《捷爾任斯基傳》,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40頁。 [11] 原載《革命戰(zhàn)士》,引自《捷爾任斯基傳》,第249頁。 [12] 《真理報》1926年7月21日。 [13] 《真理報》1926年7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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