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鷟指出，這段話中也有不合情理之處，第一，孔氏先人藏書屋壁之事，按《孔子家語》所言為孔騰（字襄）所藏，而《漢紀(jì)·尹敏傳》則云孔鮒所藏?？昨v至孔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孔安國不過五世，數(shù)傳之后，孔氏家人遂不覺有先人壁藏之經(jīng)，豈近于人情？第二，魯共王雖貴，良心猶存，當(dāng)知圣人舊宅之不當(dāng)壞，所謂“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之事，此豈近于人情？第三、此《序》中稱：“（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贝搜允律嫔窆郑敖鹗z竹之音”發(fā)于何處？“豈其鬼邪？為此說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夫子所不道也。”司馬遷曾親受業(yè)于孔安國，其所作《史記》并不曾記載魯共王壞孔子宅之事，此事若出史家筆下，傳聞失實(shí)，或有可原。而竟出自孔子“聞孫”，自述家事，會如此“妄誕”！如何可信？

孔《序》又謂：

（魯共王）悉以書還孔氏?？贫窌鴱U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溆噱e亂摩滅，弗可復(fù)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卑喙獭稘h書·藝文志》稱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壁《古文尚書》只有“十六篇”，無所謂“二十五篇”。孔《序》謂“以待能者”，在梅鷟看來，劉歆即是西漢末之“能者”，劉歆領(lǐng)校中秘之書，曾親眼見到《古文尚書》，而劉歆并不曾言《古文尚書》有“二十五篇”，而只稱有“十六篇”（事見《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所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因此所謂“《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者，乃晉人之妄說。梅鷟于此強(qiáng)調(diào)孔安國《古文尚書》與梅賾所上《古文尚書》篇數(shù)不合，非為一書。篇數(shù)、篇目不合，乃《古文尚書》辨?zhèn)沃械年P(guān)鍵點(diǎn)之一，前此吳棫、朱熹、吳澄諸儒皆未言及之。這個問題雖然簡單，但卻是《古文尚書》考辨不容忽視的要點(diǎn)。

檢討梅鷟考辨所謂“孔安國《尚書序》”的方法，其主要著眼點(diǎn)在突顯孔《序》妄誕不經(jīng)、不合邏輯、不合事理，以此證明此序一定不出自孔子之“聞孫”孔安國之手。此說雖然聽似有理，但必須先來證明孔子之“聞孫”孔安國一定不會有此類拙劣之作。而要證明此點(diǎn)反而是非常困難的，因?yàn)闅v史上有關(guān)孔安國的資料留存極少。也正因?yàn)槿绱?，梅鷟關(guān)于“孔安國《尚書序》”的辨?zhèn)物@得不十分有力，因?yàn)槿藗兛梢猿姓J(rèn)“孔安國《尚書序》”寫得不甚高明，但并不一定能排除此序?yàn)榭装矅?。雖然他在此后的考辨中討論到篇數(shù)問題，但并未將它作為主要的著力點(diǎn)。

五  認(rèn)為《古文尚書》為偽作的有力證據(jù)是什么？

四庫館臣評價梅鷟《尚書考異》說：“鷟是書則以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逐條考證，詳其所出，……所指摘皆有依據(jù)。”然明儒陳第對于梅鷟《尚書考異》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說：

近世旌川梅鷟，拾吳、朱三子之緒余，而诪張立論，直斷謂《古文》晉皇甫謐偽作也，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bǔ)綴為之。似矣。不知文本于意，意達(dá)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強(qiáng)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讀二十五篇，抑何其婉妥而條達(dá)也！

兩種看法的不同，反映了兩種立場的不同。陳第認(rèn)定晉人所獻(xiàn)者為真《古文尚書》，故力駁梅鷟之說；而清代四庫館臣已接受了晉人所獻(xiàn)者為偽《古文尚書》的觀點(diǎn)，故認(rèn)同梅鷟的舉證。而若從中立的立場來看，梅鷟考辨《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字字尋其出處，其考辨之成績，足可證明《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與秦、漢諸傳記文獻(xiàn)確有蹈襲雷同之處。但問題在于，究竟是《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抄襲了秦、漢諸傳記文獻(xiàn)呢？還是秦、漢諸傳記文獻(xiàn)蹈襲了《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呢？若能確定《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果后世造偽，則梅鷟已得其贓證矣。然而這個前提恰恰是需要證明的。而今雖然“贓證”在手，吾人卻無法判定究竟“誰抄誰”。此猶兩人皆聲稱是原作者，而互指抄襲，不能僅以兩文相同部分為證據(jù)，而須能證明究竟誰為在先的原創(chuàng)者，而誰為其后的蹈襲者?？急妗豆盼纳袝返碾y點(diǎn)也正在于此。而只有有了這方面的根據(jù)，才稱得上是有價值的證據(jù)。梅鷟《尚書考異》指控晉人所獻(xiàn)《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偽作，以下所列為梅鷟提出的較為有力的證據(jù)，但即使這些較為有力的證據(jù)，也遭到其后一些儒者的反駁。

（一）考辨所謂“十六字心傳”

《古文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四句，自南宋朱熹以后稱之為“十六字心傳”或“道統(tǒng)心傳”。梅鷟指出《大禹謨》中此四句話的前三句抄撮于《荀子》。其言曰：

“允執(zhí)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越窨贾霸蕡?zhí)厥中”一句為圣人之言。其余三言蓋出《荀子》，而鈔略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盾髯印そ獗纹吩唬骸拔粽咚粗翁煜乱?，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cè)，養(yǎng)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jīng)》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避髑浞Q“《道經(jīng)》曰”，初未嘗以為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為二“惟”字，而直以為大舜之言。楊倞為之分疏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jīng)》，蓋有道之經(jīng)也?！逼溲运埔?。至于“惟精惟一”，則直鈔略荀卿前后文字，……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庇衷唬骸靶闹t無知，傾則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于田、精于市、精于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下文有曰：“好義者眾矣，而舜之獨(dú)傳者，一也?！怨偶敖?，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庇衷唬骸拔?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贝似洹熬弊?、“一”字之所自來也。[19]

梅鷟并且指出，荀子著書，援引《詩》、《書》，皆一一詳細(xì)注明出處，凡引《尚書》處或稱“《書》云”，或稱《尚書》之篇名。而獨(dú)此處稱引自《道經(jīng)》，是此數(shù)語原出自《道經(jīng)》一書，而不出自《尚書》之明證。他說：

夫《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云”，引《書》則曰“《書》云”?；蚍Q篇名者有之，何獨(dú)于此二語而獨(dú)易其名曰“《道經(jīng)》”哉？若曰此二句獨(dú)美，故以為“有道之經(jīng)”，則出此二語之外，皆為無道之經(jīng)也而可乎？雖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20]

《荀子》引述“人心之?！倍Z，稱出于《道經(jīng)》。問題是所謂“《道經(jīng)》”是《尚書》的一種尊稱呢，還是另一部專書？唐代楊倞注《荀子》所持即是前一種意見，他說：“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jīng)’，蓋有道之經(jīng)也?！边@一注釋在當(dāng)時化解了一種理解的沖突。然而依梅鷟的考察，荀子著書，有嚴(yán)格的體例，凡引《詩》、《書》，皆注明出處，獨(dú)“人心之危”二語，單標(biāo)出于《道經(jīng)》，是《道經(jīng)》乃別為一書。由此導(dǎo)出的問題是，并不是《荀子》引述《尚書》，而是《荀子》引述《道經(jīng)》，晉世造偽書者又抄撮《荀子》，而所謂“十六字道統(tǒng)心傳”云云，乃“鈔略掇拾，膠粘假合”而成。

梅鷟進(jìn)而援引元儒王充耘（耕野）之言，認(rèn)為“允執(zhí)其中”乃中土（河南）地區(qū)方言，并無深玄高妙的“本體”之意：

中土呼事之當(dāng)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于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渌^“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為一方言，遂以為此圣賢傳授心法也矣?！队碇儭烦鲇诳妆?，后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于“允執(zhí)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偽，而以為實(shí)然，于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為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后喻。幾于可笑！蓋皆為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道者，眾人公共之物，雖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謂圣人私以相授者，妄也。

以上梅鷟引自元代王充耘《讀書管見》卷上《傳授心法之辨》條，王充耘此論甚得其實(shí)，尤見宋儒“道統(tǒng)心傳”之好笑。然而這個問題在當(dāng)時提出來是相當(dāng)重大而嚴(yán)肅的。所以梅鷟之論一出，陳第便挺身予以批駁，他說：

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jīng)》，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jīng)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弊⒄咴唬骸按恕队輹氛Z，而云‘道經(jīng)’，蓋有道之經(jīng)也?！奔础队輹芬?。今鷟指為《道經(jīng)》，豈別有所據(jù)乎？[21]

今之學(xué)者皆知關(guān)于“十六字心傳”抄自《荀子》的考辨出自于清初的閻若璩，而不知早于閻若璩一百多年前梅鶚、梅鷟兄弟已對此作了詳細(xì)的考證。而閻氏實(shí)有抄襲梅氏兄弟之嫌。[22]閻若璩考辨“十六字心傳”出處說：

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jīng)》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贝似坝钟小熬诘馈?、“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fù)續(xù)以《論語》“允執(zhí)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蛟唬喊仓恰盾髯印芬谩洞笥碇儭分男埃坑嘣唬汉稀盾髯印非昂笃x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dú)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dú)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為“《道經(jīng)》”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經(jīng)》，而偽古文蓋襲用。[23]

接著閻若璩辨白說，在他做出此一考證后不久，見到《旌德縣志》，從中知道梅鶚也曾考證《古文尚書》之偽。其言曰：

又按：余著此未匝月，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有縣人梅鶚百一者，正德丁丑進(jìn)士，未仕卒。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jīng)》。

閻氏之論一出，毛奇齡又起而駁之，他斷定所謂“道經(jīng)”，乃是對《尚書》經(jīng)的尊稱，為了證明其說，他不惜援引漢代緯書，提出“道經(jīng)”之名，創(chuàng)自燧人氏，乃是古帝王相傳之大道。他說：

此正古《尚書》經(jīng)之尊稱也。古以為帝典王謨，其相授之語，實(shí)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jīng)”。此如《易通卦驗(yàn)》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jīng)》，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yàn)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屬之舜之詔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天下也。故“道經(jīng)”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倍⒄咴唬骸按恕队輹氛Z?！贝伺c《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蓋“道經(jīng)”之名，創(chuàng)自燧人。誰謂軒黃即老列乎？若謂“允執(zhí)其中”《論語》只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在馬融作《忠經(jīng)》時即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24]

毛奇齡此論甚為鄙陋，非但不敵辨?zhèn)握咧h銳，其所謂“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經(jīng)》”云云，亦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學(xué)者。由此亦可見梅鷟、閻若璩關(guān)于虞廷“十六字心傳”的考辨，在當(dāng)時具有相當(dāng)大的沖擊力。

（二）對《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之文的質(zhì)疑

《古文尚書·大禹謨》：“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其中“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一語見于《春秋左氏傳·莊公八年》魯莊公之語?！洞呵铩でf公八年》記載：“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边@是說魯莊公八年之夏，魯國軍隊(duì)與齊國軍隊(duì)聯(lián)合圍攻郕國。魯國與郕國為同姓之國，于義不該伐郕國。當(dāng)時齊強(qiáng)而魯弱，郕降魯則齊怨，降齊則魯不能爭，于是郕獨(dú)降于齊師，而齊師許其降。其時，仲慶父請求魯莊公伐齊師，魯莊公不許?！洞呵镒笫蟼鳌でf公八年》記魯莊公之語曰：“不可。我實(shí)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断臅吩唬焊尢者~種德。德乃降。姑務(wù)修德以待時乎？”

這里的問題是，《左傳》此條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魯莊公所引《夏書》之文，還是魯莊公本人之語？西晉之時，杜預(yù)將此句理解為魯莊公本人之語，杜預(yù)為《春秋左氏傳》作《注》，于“皋陶邁種德”一句下注曰：“《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币蓝蓬A(yù)的理解，魯莊公所引《夏書》之語，只有“皋陶邁種德”一句，而“德乃降”以下乃是莊公之語。這一理解顯與《古文尚書·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不相吻合。唐孔穎達(dá)以晉人所獻(xiàn)之《古文尚書》為真孔壁《古文尚書》，因而不能不對此作出解釋，他說：“杜（預(yù)）不見《古文》，故以為‘逸《書》’，不知‘德乃降’亦是《書》文，謂為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言能慕皋陶之種德，乃人自降服之，自恨不能如皋陶也。”這里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禹謨》為真《古文尚書》而傳自西漢孔安國，何以西晉時代之杜預(yù)不得見，而將“德乃降”一語誤解為魯莊公之語？這不是表明《大禹謨》為晚出之《書》嗎？

梅鷟正據(jù)此以揭《大禹謨》之偽：“《大禹謨》，偽書也?！洞呵铩でf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履私怠郑饲f公自言，杜預(yù)注此甚明。今乃連襲其文，而以魯莊之語為《書》詞，此非偽乎？”[25]

毛奇齡引錄梅鷟之語后，隨即站在孔穎達(dá)的立場上辯駁說：

《古文》不立學(xué)，故趙岐、杜預(yù)輩皆不見《古文》。……按：《左傳》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shí)不德，《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鐒?wù)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只“邁種德”三字，則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然后以“修德”起意，故曰“如務(wù)”。未有連作己語而復(fù)加“如務(wù)”以起其意者。[26]

依毛奇齡之意，魯莊公乃就“郕降”之事而引《夏書》“德乃降”之語，若《夏書》只有“邁種德”之文，而無“德乃降”之句，那與“郕降”之事有何關(guān)聯(lián)而稱引其文？毛奇齡是清代人，對于他的批評，早在九泉之下的梅鷟當(dāng)然已無法答辯?？墒窃诿纨g之后的四庫館臣卻挺身出來替梅鷟答辯，《四庫全書總目》于梅鷟《尚書考異》條稱：

鷟是書則以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逐條考證，詳其所出。如《左傳·莊公八年》“郕降于齊師”，莊公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下“德乃降”本屬莊公語，與《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shí)難”、《昭十年》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語意一例，而古文誤連“德乃降”三字列于經(jīng)。

四庫館臣舉出若干古文文例，以定“皋陶邁種德”與“德乃降”兩句不當(dāng)相連為經(jīng)文。然而此條是否即符合四庫館臣所定之古文文例，亦在疑似兩可之間。因而此條是否能做為證明《大禹謨》為偽書的確證呢？

（三）考辨“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

偽《古文尚書·泰誓上》有“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梅鷟指出，此一段乃抄綴《左傳》而成。《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召簡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睂υ唬骸昂魏?？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p>

萇弘講這番話的歷史背景，正是東周王室“王子朝作亂”之時。周景王之太子晉很賢明，但卻早卒。景王寵愛庶長子王子朝，欲立之，未果，而景王崩。國人立王子猛，即周悼王。王子朝稱兵作亂，攻殺王子猛。國人又立王子丐，即周敬王。王子朝不甘心，自立為王。王子朝居王城，時人稱之為“西王”；而王子丐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時人稱之為“東王”。周室諸臣遂分為兩黨，附王子猛、王子丐者為單穆公、劉文公諸人，附王子朝者為召簡公、南宮嚚、甘桓公諸人。而萇弘是附隨于劉文公的。當(dāng)甘桓公等人又一次去見王子朝時，劉文公擔(dān)心他們又會合謀做壞事，因而不無憂慮地說：“甘氏又往矣?！比O弘勸慰他說，這沒有什么可擔(dān)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謀義。接著他引用《尚書·泰誓》中武王之語說：“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币馑颊f，商紂王有億兆民眾，兼有四夷，可是離心離德。而我有治臣十人，人雖少，但同心同德。梅鷟將此語與偽《古文尚書·泰誓》一一加以比對，并特別指出，“同德度義”一語本是“萇弘之所自言，亦略以為經(jīng)”。梅鷟說：

作《古文》者，無以饤饾成篇，并萇弘之所自言，亦略以為經(jīng)?！獠恢笆苡谐純|萬”即“紂有億兆夷人”，惟“億萬心”即“離心”，“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矣?！坝栌谐既А奔础坝栌衼y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則變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

在上一條中，我們也許還不能確證“德乃降”之語一定是魯莊公之語。而在此一條中，我們完全可以認(rèn)為，“同德度義”一句確系萇弘之語，而被造偽者抄綴進(jìn)偽《古文尚書·泰誓上》中。梅鷟關(guān)于此條的指摘是頗有說服力的。

（四）對《君陳》“惟孝友于兄弟”之文的質(zhì)疑

《古文尚書·君陳》：“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薄渡袝籍悺纷髡咭詾?，此語乃抄撮《國語·周語》與《論語》而成，“《周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薄渡袝籍悺纷髡哂诖酥皇侵赋銎渥鱾沃E，并未作進(jìn)一步的分析，但辨?zhèn)握咚颐鞯囊庾R是清楚的，即《論語》本以“孝乎惟孝”為句，作偽者抄撮《論語》引《書》之語，而截去“孝乎”二字，而以“惟孝友于兄弟”為句。四庫館臣即以此條為辯《古文尚書》之偽的堅(jiān)強(qiáng)證據(jù)之一，《尚書考異·提要》說：

漢石經(jīng)《論語》“孝于惟孝”，“惟孝”謂所孝之人，與下“兄弟”對文。包咸本“于”作“乎”。古文乃掇“惟孝友于兄弟”，而截去“孝乎”二字，則《論語》“《書》云孝乎”，不能成辭。

關(guān)于《論語》以“孝乎惟孝”為句的根據(jù)，可以找到許多資料。宋洪適《隸釋》載漢《石經(jīng)論語》殘碑，所存九百七十一字中有“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下闕）”之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也指出：

《書》有句讀本宜如是，而一旦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從之者，《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笔且浴啊稌吩啤睘橐痪?，“孝乎惟孝”為一句，“友于兄弟”為一句。《晉書》夏侯湛《昆弟誥》“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閑居賦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笔瞧渥C也。偽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字讀屬上，為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無此等句法。然則載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曰：“有之?！吨倌嵫嗑印纷迂曉唬骸覇枌⒑我詾榇酥姓咭?？’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Y乎禮’非此等句法耶？偽作古文者不又于句讀間現(xiàn)露一破綻耶？

而惠棟指出，“孝乎惟孝”原本作“孝于惟孝”，漢《石經(jīng)論語》、漢包咸《論語章句》以及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等皆作“孝于惟孝”。晉人《古文尚書·君陳篇》問世后，后儒據(jù)以改“孝于”為“孝乎”。他說：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薄夺屛摹纷鳌靶⒂凇?，云：一本作“孝乎”?！短剖?jīng)》同。案：蔡邕《石經(jīng)》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焙笫廊逭邠?jù)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為“乎”，以“惟孝”屬下句。以今考之，若非《漢石經(jīng)》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耶？[27]

毛奇齡《古文尚書寃詞》卷七有“《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一節(jié)，毛氏以為，“《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簒其句，易其讀者”。后儒“所引者系《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 毛奇齡又于所作《論語稽求篇》卷一中討論此事，謂讀《論語》與讀《尚書》可以各行其是，句讀不同，可以“兩存之以備參考”。不可據(jù)此以定《古文尚書·君陳》之偽。

（五）考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文

《古文尚書·大禹謨》中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一句，梅鷟謂此語暗襲《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之意。此兩語從字面上看，差別非常之大。梅鷟指出，前一句“后”，即“君”字之別名，“艱”即“難”字之換字也。后一句，“臣”用《論語》原字，“艱”即“不易”之減字?！墩撜Z·子路》魯定公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缰獮榫y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梅鷟提出懷疑說：“夫圣人教君，遠(yuǎn)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時之方言，豈偶忘所刪述之經(jīng)邪？抑豈定公質(zhì)下，不可與入大禹之道，只可與述世俗之常邪？”梅鷟以為，如孔子之時真有所謂《大禹謨》，當(dāng)孔子答魯定公之問時，必定會直接引“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語，而不會引“人之言曰”云云，這是“遠(yuǎn)舍前圣之格言，而近述一時之方言”，是不合常理的。在他看來，《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語乃襲用《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之意。

但實(shí)際上，孔安國《尚書傳》已先指出“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亦即是《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之意?！洞笥碇儭方?jīng)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薄犊资蟼鳌吩唬骸懊?，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p>

按梅鷟的看法，偽造《古文尚書》之經(jīng)文者與偽作《孔安國傳》者乃是一人。如是，則偽造《古文尚書·大禹謨》之人襲取《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之意，而造作“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語，然后又作《傳》注明此即是《論語》某兩句之意，似乎造偽者太過猖狂了。

當(dāng)然，我們并不能排除《古文尚書·大禹謨》為偽作的可能。我們所要檢討的是梅鷟辨?zhèn)蔚母鶕?jù)是否合理。假如《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的思想確實(shí)反映了某種真理性，那么《論語》中的表述當(dāng)然不會是唯一的表述。梅鷟以《大禹謨》此兩句與《論語》的思想相近，便斷定是《大禹謨》襲用《論語》之意，其方法和結(jié)論皆令人懷疑。至于孔子對魯定公之問時應(yīng)該引古經(jīng)之語，而不應(yīng)該引“人之言曰”云云，也非一定之規(guī)。

（六）考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duì)幠?，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duì)幑Α敝?/p>

梅鷟謂《大禹謨》中此語乃襲用《老子》之意?！独献印返诙抡f：“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钡诙恼掠终f：“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泵氟|認(rèn)為，老子之術(shù)是所謂的“退一歩法”，以退為進(jìn)，乃是一種“立地歩、占便宜之術(shù)”，其氣象只是一種“行干祿氣象”，與圣賢大公無我、不計(jì)功謀利、盛德之至的氣象“若九地視九天之遠(yuǎn)”。總之，梅鷟謂《大禹謨》舜命禹之言“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duì)幠?，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duì)幑Α痹圃?，道家老子之意重，既有諛詞，又有謀利計(jì)功之意，有陽示不欲，陰欲得之之意，非我圣賢大公無我之情懷?！洞笥碇儭饭麨槿寮覄h述之經(jīng)典，必不如是之鄙下也。歷代儒者注釋《古文尚書·大禹謨》都沒有提出“不矜”、“不伐”兩語不是儒家的精神境界。梅鷟此一理解實(shí)有較大的偏差?！洞笥碇儭反苏Z雖與《老子》之語在字面上相近，但意境卻有很大的不同?！独献印方倘舜_有“退一步法”之“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之意，其文語意是：你只要如此，便會如彼。而《大禹謨》中舜此言不是訓(xùn)導(dǎo)之語，而是表彰之語，是說禹雖然很有能力和功勞，卻不以能力和功勞夸耀于人。所以舜要將天子之位授給禹，因此《大禹謨》在此二語之后緊接著說：“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shù)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庇心芏蛔苑Q能，有功而不自居功，這種精神境界當(dāng)然是很高的。

筆者以為，梅鷟以詞旨相近，便以為有蹈襲之嫌，此種考辨之方法頗值得檢討。如《論語·衛(wèi)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我們不能因?yàn)榭鬃右仓v“無為而治”，便認(rèn)為孔子的精神境界與老子是相同的。

（七）考辨“滿招損，謙受益”之文

《大禹謨》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yuǎn)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梅鷟以為，“滿招損，謙受益”之語蹈襲《周易·謙》卦之《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今易“盈”字為“滿”字，易“虧”字為“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為“滿招損”，易“益謙”為“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他認(rèn)為這屬于“蹈襲而無當(dāng)”，因?yàn)椤耙陨衔挠^之，舜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謙之有？”在此處梅鷟對前文“不矜”、“不伐”之語做了正確的理解，認(rèn)為這是舜稱許禹的話，既然如此，“禹何弗謙之有？”何須有此“滿招損，謙受益”一番話。這是“于上文無當(dāng)”。而“以下文觀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以言之也。是于下文無當(dāng)?！泵氟|此論，又脫離當(dāng)時之語境討論問題，因?yàn)橐嬷圆⒉皇轻槍τ韨€人的謙德問題。當(dāng)時益從禹征苗，苗民不率服。益贊佐于禹，以為苗民未可威服，宜持謙德以待苗民，而欲禹還兵。益“贊”之者，是禹已先有此意。而且孔穎達(dá)《尚書正義》已經(jīng)指出“滿招損，謙受益”之言與《周易·謙》卦彖辭之言具有一致性。其言曰：

《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筆者以為，因?yàn)閮烧咴~旨相近，便斷言《大禹謨》蹈襲《周易》，不免有武斷之嫌。但以今人看來，《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之言淺顯易懂，而《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言晦澀難明。假如《大禹謨》先有此精粹之格言，而后出之《周易·彖傳》真拙于言辭者。

對于我們所列舉的第五、六、七條，明代陳第于所著《尚書疏衍》中一并回應(yīng)說：

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為君難，為臣不易”也。“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也。“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圣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28]

陳第強(qiáng)調(diào)“宇宙殊時而一理，圣賢異世而同心”，此心此理，四海咸同，古今一揆，不應(yīng)以詞旨相近，便遽謂為某襲于某。其言合于事理，不屬無理狡辯。

四庫館臣認(rèn)為梅鷟考辨《古文尚書》之偽提出了兩條非常有力的證據(jù)，《四庫全書總目》于“《尚書正義》二十卷”條下謂：

孔《傳》之依托，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其灼然可據(jù)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后。

又于《尚書考異》五卷?xiàng)l下謂：

然如瀍水出榖城縣，兩《漢·志》同。晉始省榖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瀍水出河南北山，又積石山在河關(guān)縣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凡此之類，偽托顯然。傳既如是，則經(jīng)亦可知，固不得以好為異論責(zé)鷟矣。

考辨《古文尚書》之偽的策略，是將《孔氏序》、《孔氏傳》及《古文尚書》經(jīng)文作為一個偽本的整體來看，先攻其薄弱之點(diǎn)作為突破口，這個薄弱點(diǎn)即選在《孔氏傳》中。所謂“《孔氏傳》”，是晉人托名西漢孔安國為《尚書》五十八篇（合今文《尚書》三十三篇和《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而言）所作的傳注，這一部分被辨?zhèn)握叻Q為“偽《孔傳》”，其中在今文《尚書·禹貢》的注中說瀍水“出河南北山”，又說“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地名皆在西漢孔安國之后。由此證明，所謂“《孔氏傳》”，決非西漢人孔安國所作?！皞骷热缡牵瑒t經(jīng)亦可知”，《孔氏傳》若被證偽，則作為與《孔氏傳》一體的《古文尚書》經(jīng)文也連帶證偽了。但遺憾的是，四庫館臣認(rèn)為梅鷟考辨《古文尚書》之偽所提出的這兩條鐵證，并不見于梅鷟任何版本的《尚書考異》，抑或《尚書譜》中。此兩條證據(jù)首先是由清代的閻若璩提出的，四庫館臣完全是張冠李戴。[29]此兩條證據(jù)之價值，以后我們在討論閻若璩考辨《古文尚書》之成績時再作評論。

后世學(xué)者對梅鷟考辨《古文尚書》的成績評價不一。清人朱琳《尚書考異跋》說：“先生則力辨其偽，曲證旁通，具有根據(jù)，后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惠定宇《古文尚書考》，其門徑皆自先生開之?！倍涸础稌盼⒗陨稀穭t說：“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fā)癥結(jié)者，則始于本朝閻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閻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皆有疏證?！逼叫亩摚詫Ｖ问揭灰慌e證，抉發(fā)《古文尚書》之偽，梅鷟《尚書考異》確實(shí)開風(fēng)氣之先。但梅鷟絕大多數(shù)的舉證材料只是指出了蹈襲雷同的形跡，并沒有充分十足的材料確證《古文尚書》一定是綴輯逸《書》而成的。因而其說尚不能折服于人，為學(xué)者所信從。

六  附論：關(guān)于“古文科斗書”的解讀

梅鷟有一通關(guān)于“科斗書”的宏論，載之于《尚書譜》卷二，其論曰：

古文科斗書凡更幾變，而后至于周矣。周成王時史籀始為籀文，則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時王之制度也。為時陪臣不從時制文字，時王其謂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夫子曰：“愚好自用，賤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zāi)及其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書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傳，成周天下一統(tǒng)，籀文顯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豈不駭人耳目哉？

吾意安國為人，必也機(jī)警了悟，便習(xí)科斗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jīng)既以古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余篇雜之經(jīng)內(nèi)，又裂出正經(jīng)數(shù)篇以為伏生老髦之誤合。始出欺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文而征實(shí)，其計(jì)可謂密矣。曾弗思圣祖哲孫曷嘗反古道、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

《尚書考異》卷一于“古文二十五篇”條下謂：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xùn)》、《大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書?？贫?，倉頡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

西漢孔壁《古文尚書》，相傳以“科斗文字”書寫，稱為“科斗書”，此一說法究起于何時？先秦時期是否曾流行此一書體，漢以后有誰曾親眼見過“科斗”書體？此種書體為何被稱為“科斗書”？梅鷟的理解是否正確？我們將于下文加以考辨與討論。

秦統(tǒng)一天下以后，實(shí)行文字統(tǒng)一政策，即所謂的“書同文”，強(qiáng)制推行秦小篆。而在秦以后更為流行的一種方便書寫的字體叫作隸書，當(dāng)時人稱之為“今文”。漢晉時期在民間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一些出土文獻(xiàn)，這些文獻(xiàn)是用先秦六國文字書寫的，可是當(dāng)時人已不能識讀，而稱之為“古文”，后又以其字體形似“蝌蚪”，而稱之為“科斗文”或“科斗書”?！翱贫肺摹边@個名稱究竟起于何時？實(shí)有待于考證。

司馬遷《史記》言及《古文尚書》，但不曾說《古文尚書》以科斗文書寫。班固《漢書》言及《古文尚書》，稱“皆古字也”，亦不曾說《古文尚書》以科斗文書寫。今傳本《古文尚書》孔安國序（又稱“《書》大序”）謂：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jīng)》，皆科斗文字。

但自清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問世以后，學(xué)者多已認(rèn)同今傳本《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為晉人偽作，而《尚書》孔安國《序》并《傳》，皆被視為晉人托西漢孔安國之名的偽撰，而被稱為“偽孔序”和“偽孔傳”。若上面的引文，真為西漢的孔安國所撰，那此條便是最早出現(xiàn)的“科斗文”的資料。然而此條資料既被視為晉人偽作，那我們須對“科斗文”一詞的來歷另作考察。

《后漢書》卷九十四《盧植傳》稱盧植上書有云：

古文科斗，近于為實(shí)，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xué)。中興以來，通儒達(dá)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p>

盧植上書在東漢靈帝熹平（公元172～178年）年間，循其文義，則至少在東漢之時，“古文科斗”的說法已在學(xué)者間流行。

至西晉時，學(xué)者漸漸于熱衷于談“科斗文”，這大概是因?yàn)闀x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在汲縣界內(nèi)舊冡中發(fā)現(xiàn)了大批的竹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而杜預(yù)得以親見其書。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稱：

太康元年三月，……汲郡汲縣有發(fā)其界內(nèi)舊冡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fā)冡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贫窌脧U，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

古代談?wù)摗翱贫肺摹钡膶W(xué)者中，杜預(yù)曾親見到“科斗文”的實(shí)物，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科斗文”并非空穴來風(fēng)，先秦古書確曾用此文體書寫。正因?yàn)槿绱?，西晉以后學(xué)者談“科斗文”者便多了起來，以致有人將“科斗文”說成是上古蒼頡造字時所創(chuàng)之字體?！稌x書》卷六十《索靖傳》謂：“（索靖）作《草書狀》，其辭曰：‘圣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倍院蟮男l(wèi)恒則明確指出漢武帝時魯恭王于孔子屋壁所得之古書，即是所謂“科斗書”。其所作《四體書勢序》稱：

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jīng)》，時人以不復(fù)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后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jīng)，轉(zhuǎn)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衛(wèi)恒（公元？～291年）指出曹魏初年（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0年立國）邯鄲淳尚傳“古文科斗”書體，衛(wèi)恒的祖父衛(wèi)覬（敬侯）曾摹寫邯鄲淳的《古文尚書》，竟至以假亂真，邯鄲淳不能分別。但二十多年后，即到了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間，此學(xué)已失傳。魏正始三體石經(jīng)中的所謂“古文體”已非真正的“古文體”，而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科斗文”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書體，大約晉以后的人已無緣得見，于是后人便望文生義，推想其字體之形狀。如宋朱長文《墨池編》說：

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書序》，費(fèi)氏注云：“書有二十法，蝌蚪書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頭似蝦蟆子，故謂之蝌蚪。”昔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宮室，得蝌蚪《尚書》。又《禮記》、《論語》足數(shù)十篇，皆蝌蚪文字。

《墨池編》所謂“費(fèi)氏注”，概指南朝梁國子助教費(fèi)甝，費(fèi)甝曾撰《尚書義疏》十卷。其書今不傳?！拔r蟆”，今人稱為“蛤蟆”；“蝦蟆子”即俗所謂“蛤蟆骨朵”。

又宋夏僎《夏氏尚書詳解·尚書孔氏序》稱：

科斗，蝦蟆子也。言字形多頭粗尾細(xì)狀，腹團(tuán)圓似科斗，故謂之“科斗書”，其字乃蒼頡本體，周猶為之，故屋壁書所以皆科斗文字也。科斗文字，古人所為，今人不用，故謂之古文。

而元代吾丘衍則以為，“科斗文”書體的的特點(diǎn)，是由書寫工具的特性所造成的，其所著《學(xué)古編》說：

科斗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瞎艧o筆墨，以竹挺點(diǎn)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粗尾細(xì)似其形耳。

凡此所論，皆未見真古文，而為懸揣之辭。近年中國大陸出土并已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簡》與《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其書體應(yīng)該就是古人所謂的“科斗文”，而所謂“科斗文”，以筆者淺見，這是戰(zhàn)國文字中的一種筆畫書寫方法，運(yùn)用于某一類字的末筆書寫上，寫出之效果極像小蝌蚪，頗具自然之美。由于這一類字出現(xiàn)的頻次較高，漢以后之人初不識簡文，只見滿篇有許多小蝌蚪，遂稱之為“科斗書”。學(xué)者望文生義，稱之為“蒼頡造字之本體”云云，純屬附會。

【注釋】

[1] 筆者在撰寫此文過程中，承蒙臺灣中研院文哲所林慶彰、蔣秋華先生惠贈相關(guān)資料；華梵大學(xué)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趙銘豐同學(xué)亦曾幫助查找資料。2006年6月6日，筆者應(yīng)邀到臺灣中研院文哲所演講，此文作為演講稿又承蒙林慶彰、季旭升、夏長樸、鐘彩鈞、楊晉龍諸先生指教。在此一並致謝。

[2]  清代朱彝尊《曝書亭集》巻五十八《尚書古文辨》謂：“南渡以后，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余力矣?！敝煲妥鹨灾祆錇槭家伞豆盼纳袝分?，不確。按：吳棫為兩宋之際人，早于朱熹。吳棫（約公元1100～1154年）字才老，建安人，北宋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進(jìn)士，紹興（公元1131～1162年）中為太常丞，以為孟仁仲草表忤秦檜，出為泉州通判以終。朱熹生卒年為公元1130～1200年。

[3]  吳棫：“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保ㄒ浴稌?jīng)大全·原序》注）朱熹：“孔壁所出《尚書》……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于易底，全記不得？”（《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4]  吳澄：“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書纂言·目錄》）

[5]  程廷祚《晚書訂疑自序》。

[6] 據(jù)《旌德縣志》卷九《經(jīng)籍書目》，梅鶚曾撰有：《易經(jīng)稽疑》、《讀易志》、《讀書志》、《讀詩志》、《讀禮志》、《讀戴記志》、《讀春秋志》、《六經(jīng)會通》，《周禮稽疑》、《讀論語志》、《論語會通》、《讀學(xué)庸志》、《學(xué)庸稽疑》、《韓文公辨誣》、《朱子會通》、《讀素問靈樞志》、《讀參同契志》、《太玄圖記》、《鳧山文集》等。又據(jù)《旌德縣志補(bǔ)遺》卷一，梅鶚尚有《述小學(xué)篇》、《論語會通例》、《諸經(jīng)會通例》、《讀孟子志》、《孟子會通例》、《孔孟異同》、《讀荀志》、《周子罪言》、《朱子會通例》、《讀葬書志》、《葬書復(fù)古編》等撰述。

[7]  四人中舉的年齡依次如下：舒芬二十四歲；梅鶚約十九歲；楊慎二十歲；黃佐二十一歲。

[8]  林慶彰先生訂正：《南雍志》第十七、十八卷《經(jīng)籍考》為梅鷟纂輯。

[9]  筆者以為，其書名當(dāng)為《太玄圖注》，清人刻書避康熙皇帝名諱而改“玄”為“元”。“圜”字當(dāng)為“圖”字之訛。

[10]  黃虞稷，字俞邰，清初學(xué)者，先世泉州人，明末流寓上元。著有《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所錄皆明一代之書。《千頃堂書目》卷一“梅鷟《尚書譜》五卷”條下：“旌徳人，正德癸酉舉人，南京國子監(jiān)助教，復(fù)官鹽課司提舉，力攻古文之偽。”此下又列《尚書考異》一條，未系任何評語。

[11]  見本田成之著《中國經(jīng)學(xué)史》，（臺）廣文書局，2001年再版，第254～255頁。

[12]  傅兆寬《梅鷟辨?zhèn)温哉f及尚書考異證補(bǔ)》第9頁：“明韓邦奇書寫尚書考異記云：‘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韓邦奇書?！蓖瑫?2頁注謂：“明韓邦奇《尚書考異題記》，故宮善本，第287頁，藍(lán)格舊鈔本，五卷二冊?！?/p>

[13]  引自《讀書管見》卷下。

[14] 《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

[15]  秦漢史專家馬雍曾說：“孔安國獻(xiàn)古文《尚書》固然確有其事，并非劉歆的謊話；但孔安國本人究竟會不會作偽，或者說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偽書，這是誰也不敢保證的。……我們對于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對孔安國那樣的疑問：伏生從壁中得到《尚書》殘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嗎？伏生會不會作偽呢？伏生所傳的《尚書》會不會摻有偽造品呢？”（馬雍《尚書史話》，中華書局，1982年，第74頁）孔氏有《古文尚書》這件事，以及孔安國或孔安國家獻(xiàn)《古文尚書》之事，載在史策。如果我們相信司馬遷、班固等為古之良史，不會隨意編造偽史的話，那我們也應(yīng)相信這些事件應(yīng)當(dāng)是真實(shí)的。問題被推到了孔安國那里，“孔安國本人究竟會不會作偽，或者說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偽書”？換言之，是不是孔安國本人偽造《古文尚書》，蒙騙了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等人？從探究歷史真相的多維思路而言，可以設(shè)想各種的可能性，包括孔安國本人作偽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設(shè)想孔安國本人作偽，那無論西漢所稱之“《古文尚書》十六篇”或晉人所獻(xiàn)之“《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便都不可能是真的，因?yàn)閮烧呓月暦Q出自孔子屋壁。更何況，懷疑孔安國本人偽造《古文尚書》沒有任何歷史根據(jù)，亦如同懷疑伏生作偽一樣沒有任何的歷史根據(jù)。歷史研究如果可以毫無根據(jù)的猜測，那這種研究有什么意義呢?

[16] 《尚書考異原序》。

[17]  同上。

[18] 《程氏經(jīng)說》卷二《書解》。

[19] 《尚書考異》卷二。

[20]  同上。

[21] 《尚書疏衍》卷一。

[22]  林慶彰主編《經(jīng)學(xué)研究論叢》第一輯（臺北圣環(huán)圖書公司1994年4月版）刊載許華鋒先生《論〈尚書古文疏證〉與〈古文尚書冤詞〉〈尚書考異〉的關(guān)系》一文（見該刊第139～180頁），文中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shí)：惠棟《古文尚書考》所引用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抄本中的資料，有七十余條不見于今本《尚書古文疏證》中，而見于梅鷟的《尚書考異》當(dāng)中，這說明閻若璩曾暗襲梅鷟的《尚書考異》而不加注明。梅鷟的《尚書考異》當(dāng)時不顯于世，閻若璩曾獲其書而暗用之，可能閻氏去世前擔(dān)心此事終不免敗露，而將暗襲梅鷟《尚書考異》的內(nèi)容盡行刪去。此為閻氏學(xué)術(shù)上不誠實(shí)的一個污點(diǎn)。

[23] 《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三十一》。

[24] 《古文尚書冤詞》卷四。

[25]  轉(zhuǎn)引自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卷四。筆者按：梅鷟此語并不見于《尚書考異》與《尚書譜》中。

[26] 《古文尚書寃詞》卷四。

[27]  惠棟《九經(jīng)古義》卷十六《論語古義》。

[28]  《尚書疏衍》卷一。

[29]  筆者讀《四庫全書總目》，發(fā)現(xiàn)此類錯誤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