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畫“傻瓜組成的審判庭”，現(xiàn)收于耶魯法學院Lilian Goldman法律圖書館

 本文由胡夢霞編譯自Peter Brooks，“Why Law Students Need the Humanities”，原刊于《高等教育紀事報》2016年5月13日。本文轉(zhuǎn)載自“文匯學人”?！把爬碜x書”感謝“文匯學人”的授權(quán)推送，若您閱讀后有所收獲，敬請關注并分享“雅理讀書”（微信號：yalipub）。

法學學生為何需要學習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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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魯克斯

胡夢霞 編譯

法學院到底需不需要開設人文課程？在美國，那么多法學院學生念完書后負債累累，就業(yè)前景卻一片慘淡——日新月異的法律行業(yè)里，越來越多的日常工作外包給了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或交由互聯(lián)網(wǎng)完成；即便是大律所，雇傭的新人也越來越少，絕大多數(shù)開放職位的律所都堅持新晉法學博士們（J.D.）必須“上手就能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法學院因勢而動，變得越來越職業(yè)導向。律師、律師協(xié)會，甚至是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都呼吁，法學院應該提供更多真刀真槍的法律實踐經(jīng)驗，如果可能，學制要減少到兩年，以節(jié)省開支。

“法學院畢業(yè)生僅僅能像律師一樣思考已遠遠不夠；他們還得能完成涉及法律實踐核心的基本任務?！币晾Z斯律師協(xié)會的報告這么說，并且他們投票通過的最終建議中包括：“法學院應削減諸如‘法律與文學’這類僅側(cè)重于法學學術研究，而缺乏實際應用的課程。”

卡恩教授現(xiàn)為耶魯法學院法律與人文講席教授，他的多部作品已經(jīng)翻譯成中文，深受歡迎，即將出版的還有《法律的文化研究》

專門講授“法律與文學”的老師這時候有話要說了——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彼得·布魯克斯近日在《高等教育紀事報》上刊文，強調(diào)二者不可割裂。

三十多年來在不同法學院開這類課的布魯克斯，表示此類課程的設立是基于這樣一種觀點：法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是一種修辭實踐。也即，口頭辯論與書面意見激活的，是一種說服的藝術與溝通的策略。但這一般歸文學批評家及語言學家來研究，不屬于法學院研究的對象。

法學院的學生很少將法律文本作為一個整體來學習，他們讀的通常只是案例簿里的節(jié)選，由此，法律意見書被簡化成了基本觀點和規(guī)則。這意味著學生們通常會忽略法律意見書的結(jié)構(gòu)與修辭。而在古希臘時期，法律實踐本是一種修辭行為，也即，從修辭的角度逐漸接近法律——包括敘事分析、看到法律意見書中隱含的詩性。用布魯克斯的話來說，修辭與法律，是“出生時被分離的雙胞胎”，把他們并置討論，其實是將這對孿生兄弟恢復到理所應當?shù)奈恢谩?/span>

19世紀晚期，許多學科都試圖壓制它們修辭性的本源，強調(diào)自己作為一種思維與實踐的自主性。法學也是一樣。這也同時是法學職業(yè)化的時期：法學教育的形式從律師事務所的學徒制（并閱讀布萊克斯頓爵士和其他法學家的著作），轉(zhuǎn)變?yōu)榉▽W院職業(yè)教育，法學院成為綜合性大學的一部分。現(xiàn)代法學院的誕生與1870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斯·蘭德爾成為哈佛法學院教授及教務長一事關系密切，正是蘭德爾創(chuàng)立了“案例教學法”。從一開始，法學院就建立在培養(yǎng)職業(yè)人還是知識分子的鴻溝之上：一邊是力圖取得各州律師協(xié)會執(zhí)照的畢業(yè)生，另一邊是日加覺得應該致力于為創(chuàng)造知識而創(chuàng)造知識的學者。法律評論文章最終成為想在法學院謀一教職之人的敲門磚，現(xiàn)在更是寫得越來越長，腳注鋪得像流行病一樣不可遏制。在一些法學院向越來越職業(yè)化的方向發(fā)展時，其他法學院重申了對學術的承諾，耶魯法學院近來甚至給法學增加了哲學博士（Ph.D.）學位。

還有一個有趣的指征，是法學院在大學中的地理位置。而它們的位置不定。例如，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到中心校區(qū)就很遠，喬治敦大學的法學院也是。不過，耶魯法學院則離校園中心很近——就在斯特林紀念圖書館對面，入口上方的獻辭宣告它就是大學的心臟。但耶魯是為數(shù)不多的法學院學生能離開法學教學樓去其他教室聽課的學校。

布魯克斯覺得，法學院在大學校園中的地理位置分布實際上便是法學院在大學地位的象征：是大學的一部分但又與之保持距離——法學院致力于訓練人們“像律師一樣思考”。這種技能非常特殊：投入一場爭訟，想辦法把各種互相齟齬的敘事變成法律上有意義的表達，找到符合先前判例的解決方案，這對未受過法學訓練的人而言絕無可能?！跋駛€律師一樣思考”通常意味著先擱置所謂正義與是非，在特定規(guī)則和話語的限制下展開工作。但這恰恰點明了法學以外的教育（如文學、哲學或政治學理論）的價值：法學需要對其他學科說明自己。法律語言不能完全封閉。比如稱犯罪嫌疑人的供認是“自由及理性的意志”的產(chǎn)物，討論“犯罪行為”與“犯罪心理”的關系——這些術語都不僅只有法律內(nèi)涵，而應該開放討論，接受來自其他學科的批判。

法學院的特殊性就在其二元本質(zhì)：既要學習現(xiàn)實世界的技能，又要學習社會批判。要求法學院更職業(yè)化則假定其唯一任務就是學習執(zhí)行法律任務，批判沒什么用。“當然，它確實沒什么用?！辈剪斂怂乖谖闹姓f，“我教給法學院學生的東西真不一定有用。但我希望他們理解，法律語言是修辭與力量的聯(lián)合，是有深遠意義的施事話語（不僅描述既定事實，且會改變其描述的社會事實）。我堅持認為，如果對法律語言的敘述與修辭進行一番分析，那么法律實踐將會被更好地理解。”也就是，讓人文學科來解密法學專業(yè)的隱秘術語，把它們置于交叉學科的視角下，有時便會得到啟發(fā)。如：最高法院判決意見的目標聽眾是誰，這對某一意見的發(fā)聲將造成何種影響？考慮到真相通常要到其成為“故事”的一部分才會受到關注，那么，“事實真相”此類措辭是否值得商榷？該如何理解那些已成為日常法律話語的隱喻，比如“毒樹之果”（通過不合法程序獲得的證據(jù)）？很可能，當學生們學著把法律看作一種語言時，才更能領悟到法學的真諦。

推動法學院更以職業(yè)為導向，培養(yǎng)更多準備好立即工作的年輕律師，不僅會導致法學院里批判的消失，而且法學院在綜合性大學中的智識地位也會下降。法學教育的一對內(nèi)在張力——實踐與分析批判——作為整體才使得法學院在大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這種張力萎縮，法學院也就沒什么可貢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