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上謀反，難成定讞 有一種觀點認為年羹堯的死是因為他自立為皇帝。乾隆時學者蕭奭在《永憲錄》中提到：年羹堯與靜一道人、占象人鄒魯都曾商談過圖謀不軌的事。有的學者也持此說，認為“羹堯妄想做皇帝，最難令人君忍受，所以難逃一死”。而《清代軼聞》一書則記載了年羹堯失寵被奪兵權后，“當時其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不諧矣。始改就臣節(jié)”。說明年確有稱帝之心，只因“事不諧”，方作罷“就臣節(jié)”。其實這種說法是沒有充分依據(jù)的。

在封建時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義是不可違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堯的所做所為的確引起了雍正的極度不滿和某種猜疑。年羹堯本來就職高權重，又妄自尊大、違法亂紀、不守臣道，招來群臣的側目和皇帝的不滿與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又喜歡表現(xiàn)自己，年羹堯的居功擅權將使皇帝落個受人支配的惡名，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沒有懼怕年羹堯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堯，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點也沒有反抗甚至防衛(wèi)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著舊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說：“朕之不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堯圖謀不軌之事，明顯是給年羅織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說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謀反。

從年羹堯來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關頭也一直對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二、年羹堯參與了雍正奪位的活動，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殺。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據(jù)說，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繼位，雍正帝矯詔奪位，年羹堯也曾參與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擁兵威懾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無法興兵爭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對年羹堯大加恩賞，實際上是欲擒故縱，待時機成熟，即羅織罪名，卸磨殺驢，處死年羹堯這個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說，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繼位時，年羹堯遠在西北，并未參與矯詔奪位，亦未必知曉其中內情。但客觀上講，當時年羹堯在其任內確有阻斷胤禵起兵東進的作用。

關于雍正帝篡改遺詔奪取皇位的情況，許多著述都進行了闡釋，閻崇年先生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統(tǒng)歸納，此不贅言。各家說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確實疑點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處置了原來最為得力的助手年羹堯和隆科多，讓人更不禁要懷疑這是作賊心虛、殺人滅口。當然，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無鐵的資料作為支撐，所以，這種懷疑套句俗語說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p>

我們暫且拋開雍正決心除掉年羹堯的真正動因不說，從年羹堯自身而言，他的死確實有點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絲毫不知謙遜自保，不守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為輿論所不容；而且他植黨營私，貪贓受賄，“公行不法，全無忌憚”，為國法所不容，也為雍正所忌恨。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勢必難得善終。所以《清史稿》上說，隆、年二人憑借權勢，無復顧忌，罔作威福，即于覆滅，古圣所誡。

三、“自討”。當然，雍正心里十分清楚，要殺年羹堯也并非易事。既然殺機已起，雍正便進一步對年羹堯設圈布套欲擒故縱。一方面繼續(xù)以“感恩”的姿態(tài)對其褒獎吹捧，讓他頭腦膨脹，忘乎所以；另一方面也對他的一些不守臣節(jié)，目無君上的行為進行規(guī)勸，以讓天下人知道他的良苦用心。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堯的奏折上批示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备嬲]他作為一個功臣，一定要嚴于自律，謹慎行事，才不至于由功臣變?yōu)樽锶?。雍正也知道，此時已是趾高氣揚志得意滿的年羹堯一定會把他這些話當成耳邊風。果然，年羹堯回到西北，變本加厲、專橫跋扈，以至發(fā)展到越權干政，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亂劾賢吏，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陜甘四川官員為骨干的“年氏小集團”。除此之外，他作威作?；ㄥX如流水，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shù)百萬兩之巨。更為嚴重的是，他在西安總督府時，裝飾衣著四爪龍、蟒袍，與宮廷相似。在與督撫、將軍的往來中，擅用令諭，模仿皇帝語氣。對待內外官員狂傲無禮，他給人東西叫“賞賜”；屬員道謝要說“謝恩”，新官報到要稱“引見”。他還把朝廷派來的御前侍衛(wèi)留在身邊當作“前后導引，執(zhí)鞭墜鐙”的奴仆使用。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寶入見，也要行跪拜禮。須知，古往今來盛極而衰，年羹堯做人做事做到這個份上，自然引起朝野上下一致公憤。此時，他不僅把脖子完全伸進雍正設下的絞索里，而且還落下了一個天下“第一負恩人”的罵名。

人無自知之明，豈避飛來橫禍。上帝讓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雍正和年羹堯一個是“需要”，一個是“自討”，時機終于成熟，雍正也就立馬下手了。當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時，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年羹堯青海戰(zhàn)功，格外開恩，賜他獄中自裁吧。只可嘆名將年羹堯果然應了“自古功臣無好死”這句老話，頃刻之間便家破人亡身敗名裂。

對此，雍正還故作姿態(tài)，作出一付不得已而為之的樣子?！队赫鹁幼ⅰ啡昶咴率巳赵疲骸半掭氜D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

年羹堯的被殺，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在封建專制下，帝王的“需要”高于一切，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無論皇親國戚還是達官貴人，所有一切都得服從專制的“需要”。此外，我們也許還可以看到，人生在世，當記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戒驕戒奢，不做超越本分的事情，方能保持晚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