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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色的臉 大約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會學者，在近江的鄉(xiāng)下見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老人這年79歲，還和妻子一起過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幾乎都是他們自己生產(chǎn)的。很難從川崎那清癯紅潤的臉上看出他過去的經(jīng)歷，從他對野田一再發(fā)出的由衷感嘆里：“沒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們會以為他畢生都是個賞心悅目于桑麻漁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領(lǐng)著野田參觀了雞舍，一塊褪色的黑板上寫著“米糠10公斤、魚粉2．5公斤，牡蠣殼10公斤”等字樣，像是雞飼料的配料。下面，抄著的卻是一首詩： 小小的雞冠花喲，／讓我想起上海原野上，／那采野菜的孩子。／問聲你在做什么？／柔美地微笑著，／抬頭向我張望，／開口說出“咪嘻咪嘻”。／那披在肩頭的紅布片，／是什么？／回答一句，／“女”／孩子若還在世上，／已50歲？／懷抱著孫兒，／講不完戰(zhàn)爭年代的故事。／紅色的山茶花喲，／宛如那穿著褪了色的、／美麗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擱板上插著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見，這首詩并不是作者隨意涂抹在此的。當野田問及過去，老人告訴他：“二戰(zhàn)”期間，他先在中國經(jīng)歷了“上海事變”，以后又因太平洋戰(zhàn)爭被派到南方，在拉包爾迎來了戰(zhàn)爭結(jié)束……野田一下從這眼前山茶花到遙遠的雞冠花的意象跳躍里，感受到視自己為“戰(zhàn)爭加害者”的老人心靈深處的罪意識的表露。 視自己為“戰(zhàn)爭加害者”而有罪意識流露的，在日本的舊軍人中，還有一些。有直接間接血債達328人，被其逮捕、拷問者有近2000人的“特高課”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槍子、上絞刑架的心理準備，惟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卻也在1956年7月，經(jīng)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的特別軍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訴被釋放，乘船回到了舞鶴港。 當他到達故鄉(xiāng)的上山車站時，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沒想到大約有四五百人來迎接。一片交錯飄揚的太陽旗和“祝歸還”的旗幟，讓他感到頭暈?zāi)垦?。市長的助手代表市長作了歡迎演說，學校的學生們也全體出動，加入了歡迎的行列，其情緒亢奮，如當初送他們出征時一樣，只不過此批娃娃臉已不是那批娃娃臉了…… 土屋芳雄的答詞只有一句：“作為關(guān)東軍的憲兵，對中國人民做了壞事，對此衷心地反省?！迸_下馬上就有一句話擲過來：“說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話是什么意思。” 回國 加載中... 內(nèi)容加載失敗，點擊此處重試 加載全文 后，土屋在農(nóng)地改革后的農(nóng)村重新成為百姓，并且在母親開的食品店做幫手。上世紀50年代，列島到處是蓬勃的反戰(zhàn)和平運動。即使在比較封閉的上山鄉(xiāng)間，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懇話會”。勞動之余，只要對方有求，無論是學校、婦女組織、工會、市民集會或討論，不論晴雨遠近，土屋都去參加。他的發(fā)言都有作證性質(zhì)，既為當年齊齊哈爾憲兵隊的罪惡舉證，又為自己當年在齊市幾乎無人不知的惡名而自證。當人們紛紛在記憶中銷贓滅跡，逃離現(xiàn)場，在現(xiàn)實中金盆洗手后為一雙搖拂橄欖枝的御手時，土屋的言論顯然破壞了游戲規(guī)則。對他發(fā)言的騷擾和抗議，總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聞》以大篇幅介紹了他的手記《戰(zhàn)犯的實錄——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議文、騷擾信撲面而來，它們多來自于原是憲兵的舊軍人。 “憲友會”是全國范圍的原憲兵的民間團體。1984年9月10日，《東京憲友會會報一八三號》重點刊載了該會會長寫的《駁斥憲友的某個出版物》，內(nèi)稱：“這件事讓人們看到了該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聞》的反戰(zhàn)反核宣傳活動這種組織者的側(cè)面，但結(jié)論是一切都無事實根據(jù)，充滿謊言?！痹撈跁笥职l(fā)表一篇題為《面對悔悟記錄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葉縣的一位原憲兵：“在當前全國憲友會同心協(xié)力把對原憲兵的正確評價傳給后世的活動中，絕對不能允許一個魯莽的憲友使憲友會的活動泡湯。” 土屋本人還收到了一篇約有四五千字的長文章《憲兵科同期生對反叛祖國的憲友的公開質(zhì)問信》，文中同樣不容分辯地指責他為“洗腦”、“日本共產(chǎn)黨員”。這位當初在中國的土地上被稱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國的土地上屢屢被警方監(jiān)視、跟蹤。 有土屋芳雄遭際的，比比皆是。 曾任華中派遣軍第39師團步兵232聯(lián)隊中隊長的富永正三，回國后按要求寫了履歷書。附信里他寫了“吃盡了戰(zhàn)爭的苦頭，以后要在反戰(zhàn)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傳出“富永的腦袋變得不正常了，得讓他先冷靜冷靜”的話來，被求職部門長期拒之以門外。 原華北派遣軍第59師團機關(guān)槍中隊隊長，從1942年至戰(zhàn)敗時為止，一直指揮150名手下在山東境內(nèi)進行“三光”掃蕩行動的小島隆男，乘“興安丸”號客輪回到了闊別17年的祖國。他穿一身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隨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錢也是中國方面所贈送，大約正為此，幾乎一下船，他就被貼上了“被洗過腦的男人”、“赤色”、“被錘煉過的人”這一類標簽。 他的家在東京神田，當?shù)氐拿裾賳T和警察不斷來訪，但不是為著解決他的求職問題。因為是“中國歸來者”，誰都不想雇用他。對他展開了彌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為一名“帝國軍人生還故國者”，返回自衛(wèi)隊。（以上參見（日）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劉燕譯《戰(zhàn)爭罪責》） 1946年1月，東史郎就回到了祖國。他在家鄉(xiāng)京都竹野郡先后經(jīng)營電影院、機床制造業(yè)等，生活過得頗為富裕。1987年，東史郎出于對參加侵略戰(zhàn)爭的反省和向中國人民謝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覽會上，公布了他的戰(zhàn)時日記，共5卷37萬字，其中包括記錄當年南京大屠殺情景的材料。他說：“對于一個退伍軍人來說，戰(zhàn)場上的事是不能磨滅的，因為我常?？吹侥潜救沼?，當時的情況就常常在我的腦海中出現(xiàn)。半個世紀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記了，但我因為有這些日記，所以才能記得這些事。” 同年12月，東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隊》為題，將日記節(jié)選后交青木書店公開出版，在日本國內(nèi)外產(chǎn)生較大反響，同時也遭到右翼勢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東史郎先后四次來南京，誠摯地“向南京人民謝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嚇電話，罵他是“叛徒”、“賣國賊”、“舊軍人的恥辱”、“褻瀆了英靈”、“罪該萬死”等，東史郎及其家屬卻不懼威脅。他多次公開說：“我們?nèi)毡救藢γ墒茉訌椀奈：Υ舐暫籼?，而對加害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痛苦卻沉默不語……作為戰(zhàn)爭的經(jīng)歷者，講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為反省的基礎(chǔ)，這是參戰(zhàn)者的義務(wù)?！?br/> 在德國，出生在“二戰(zhàn)”期間、期后的這代青年，戰(zhàn)后大約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對自己的父母在納粹德國時的經(jīng)歷和行為有過一番比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決定自己與父母的關(guān)系。因為父母的所作所為，不少人存有一種集體負罪感。這種負罪感，既決定了他們成年后的政治傾向和絕對的反戰(zhàn)態(tài)度，也造成他們心理上自童年起難以擺脫的困惑與孤獨。因此有人說，德國的這一代青年沒有過快樂的童年…… 在日本，有這么一個故事—— 出生于1947年的倉橋綾子，與許多做女兒的一樣，與父親的關(guān)系很是密切，也從不辜負父親的期待。在她小時，父親便常常在夜間做噩夢，有時還發(fā)出凄厲的喊叫聲。母親總是用父親過去有過痛苦的經(jīng)歷來解釋此事，并安慰有些擔心的女兒。她上中學時，父親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歲時去世。上完中學，倉橋綾子進了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畢業(yè)后在東京當中學老師。 這時，她為母親當年的解釋而感到隱隱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親“痛苦的經(jīng)歷”。退職以后，她開始走訪戰(zhàn)時認識父親的人，從第1個到第19個，出現(xiàn)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張充滿日本特色的臉，具敵意的寒暄，有禮貌的拒絕，東扯葫蘆西扯瓢的太極。直到聯(lián)系到第20個人時，終于出現(xiàn)一位承認是當年在憲兵隊里是她父親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倉橋綾子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說《悲傷的河》（《民主文學》1997年9月號）。在這篇作品里，父親的病情進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顧父親的女兒，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張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國人的頭后正大笑著的3個日本軍人，中間站的那個就是年輕時的父親。 女兒極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擾病榻上的父親： “爸爸，把真實情況告訴我。相信我，不論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兒。親手殺死過很多人，這是真的嗎？” 父親的眼里流出淚水，不作聲地轉(zhuǎn)過頭去。 過了一會兒，女兒收拾東西準備回去時，父親用筆告訴女兒，他當年到過的中國的地方和殺人的數(shù)字。女兒目瞪口呆，問父親：“怎么能干出這么殘酷的事呢？” 父親再次顫抖著用鉛筆回答：“我們是皇軍。這是圣戰(zhàn)。這才使得中國團結(jié)起來?！?br/> “開始時很苦惱，但想到這是為了戰(zhàn)勝中國，也就想通了?！?br/> “那時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實在是做了不好的事?！?br/> 女兒湊到父親的耳邊小聲說：“爸爸，謝謝你。讓你回憶起痛苦的事，對不起，但是這樣好。把實情告訴我，父親也稍微踏實一點了吧？” “我接受這個事實，接受父親做過的事?！?br/> 倉橋綾子身上，有一種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臉、去傾聽歷史大音稀聲的力量。 但在列島，快樂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鮮花與歌聲，出生在“二戰(zhàn)”期間、期后的這代青年，因戰(zhàn)后高速增長的經(jīng)濟，從國家體制到社會生活形態(tài)大跨度地西化，給這代青年以多少誘惑，又有多少機會。而且，他們早已習慣了父母那張一半朝著陽光、一半埋在陰影里的臉。列島上下遍布著這樣充滿日本特色的臉，他們并不覺得有什么怪誕。 何謂充滿日本特色的臉的呢？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詩《墜子之國》： 頰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長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來的墜子／失魂落魄 神態(tài)木然／不了解自己 汲汲營營／生命如鴻毛／愛慕虛榮／藏頭縮腦不滿現(xiàn)狀／如猿猴，如狐貍，如鼯鼠，如鯊魚，如獸頭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愛之切，恨之深”了。其實，高村筆下“一般的日本人”，我們在中曾根康弘、大平正芳、橋本龍?zhí)伞⒋迳礁皇康葰v任、甚至在現(xiàn)任上爭議不斷的小泉純一郎首相的臉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勝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澤明、小澤征爾、東山夷魁、高倉健等各界精英的臉上看不到，更不要說是最能體現(xiàn)日本女性氣質(zhì)、風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純子了。 但在“二戰(zhàn)”后的日本社會，凡要對待“中國歸來者”，凡要應(yīng)答倉橋綾子這樣的后代，凡要談?wù)撈疬@場戰(zhàn)爭，的確是遍布一張張充滿日本特色的臉—— 它們熱情而又冷漠，充實而又空洞，堅毅而又曖昧，緊張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對象，其他問題，它們瞬間就可能變得明凈起來，和諧起來，真實起來，因此你可以說這張臉是一個四處游布的假面具。 “旅行之中無恥辱” 大抵上說，戰(zhàn)后大和民族的反應(yīng)有兩種類型——一種反應(yīng)是“無罰化”。主張無論是戰(zhàn)爭的參與者還是受害者，大家全都無須懲罰，因為不論勝了還是敗了，戰(zhàn)爭都是悲慘的。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還是這場戰(zhàn)爭最慘重的受害者。在德國公眾心目中，“二戰(zhàn)”中標志性的事件是納粹屠殺600萬歐洲猶太人的慘劇，而不是盟軍對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轟炸；在日本國民心中，歷史必須永遠銘記的事件，卻是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殺。 戰(zhàn)后日本的反戰(zhàn)和平運動，大抵上是基于此種意識開展起來的。無論是廣島、長崎的反核和平運動，還是持續(xù)講述戰(zhàn)爭體驗及后果的大量書籍與文藝作品，說的都是一場似乎沒有來由、或者說是“被迫進行的”戰(zhàn)爭如何使敵方、我方都成了犧牲者。而有來由的、或者說是“自己進行的”戰(zhàn)爭的聲音，卻盡可能將其淹沒在“無罰化”的喧囂里。 廣島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堪稱四兩撥千斤之作。參觀者的心境常常處于壓抑之中，讓人們壓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詳?shù)恼撌龊鸵淮臄?shù)字，而是細節(jié)。越是小的細節(jié)，倒越有可能觸目驚心—— 一塊表面上泛黃色、滿是水漬的懷表，指針永遠地停在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刻：8時15分； 一架兒童騎的玩具車，在高溫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匹瘦骨嶙峋的小馬，不畏滄桑的剝蝕，仍頑強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喚著當年它的主人； 還有一塊花崗石，原是一家銀行門口的臺階。原子彈爆炸的一瞬間，一個銀行職員正走過，他倏然人間蒸發(fā)，只在這臺階上留下了一個模糊的黑影子。這塊花崗石現(xiàn)在被稱作“人影石”…… 在中國的博物館，如北京的抗戰(zhàn)紀念館、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有多少此類“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展品呢？ 另一種反應(yīng)，則是由極端精神主義轉(zhuǎn)而為經(jīng)濟至上主義，認為日本是因為物質(zhì)力量不夠而輸給了美國，急于要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工業(yè)，趕超西方經(jīng)濟，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來。其實質(zhì)，并非是把昔日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思想體系回爐改造，鑄劍為犁，只不過將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臺——貌似是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重心的資本主義舞臺上，隱隱約約按照過去的圖騰：有了經(jīng)濟的強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質(zhì)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著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經(jīng)濟持續(xù)高速增長的奇跡。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立即成了美軍軍需品的最大采購地。從1951年到1953年這段時間，日本為聯(lián)合國軍隊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食品物質(zhì)和勞務(wù)。接著越南戰(zhàn)爭又開始了，工廠日夜繁忙，國民仍然節(jié)衣縮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許多光著腳丫卻滿面春風地去上學。那時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師，教室里坐滿了孩子，他們是日本的希望。 隨后的六七十年代里，過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鑄為現(xiàn)代日本的企業(yè)戰(zhàn)士。當時，在日本人里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患心臟病，“過勞死”成為社會問題和普遍現(xiàn)象。尤其是年輕人畢業(yè)后一進入企業(yè)，日夜獻身工作，從此如獵犬進入?yún)擦郑僖矝]有喘息的機會。 到了80年代，美國人為之驚呼：這頭獵犬已悄悄沖進自己的家園！ 1988年，日本石橋公司購買美國的費爾斯通輪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購買好萊塢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產(chǎn)公司在一片爭議聲里購買了美國的偶像式建筑——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 1990年，豐田公司在美國的肯塔基建立汽車制造廠。 1991年，坐落于達拉斯和得克薩斯并擁有ＳＥＶＥＮＥＬＥＶＥＮ便民商店連鎖公司的美國東南公司，將它70％的股份賣給了伊藤洋華堂連鎖店公司。 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島、占地5300英畝的佩寶海灘被日本住友銀行的兩個附屬公司接管…… 在這10年間，忽然如空降過來的日本人，他們夾著公文包，戴著金絲眼鏡，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似的再挽著位金發(fā)碧眼的麗人，在美國的許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風景。在許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國小姐是一個符號，一個打明治維新起便要“脫亞入歐”的“小人物”能否混進以美國為代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號。征服它，今天無須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樣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僅僅如此，日本現(xiàn)代企業(yè)戰(zhàn)士的手中還握有一把鋒光閃閃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員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術(shù)，并迅速應(yīng)用于降低消費品的價格，從而大規(guī)模地占領(lǐng)市場。似乎世界上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與日本的石英表、電子照相機、攝像機、立體音響設(shè)備或復(fù)印機、袖珍計算機的制造者進行激烈的競爭。盡管所有這些產(chǎn)品的基礎(chǔ)技術(shù)都來自西方，但日本的技術(shù)都后來居上。 在軍事尖端技術(shù)上，亦如此。 1990年美國打贏了波斯灣戰(zhàn)爭，日本的眾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騰，香檳酒一瓶瓶開得像點爆竹那樣脆響。美國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幾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飛彈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攝影機；非常規(guī)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電晶體等許多重要零件，全數(shù)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ＮＥＣ等公司供給。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國的高科技戰(zhàn)爭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對于美國人，向來是又恨又怕，還心存幾分感激。戰(zhàn)后60年里，日本對美國大抵言聽計從，美國一打仗，日本總是“哈依、哈依”地買單。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億日元，前年小布什要滅薩達姆，小泉說現(xiàn)在國內(nèi)經(jīng)濟不景氣，沒有錢，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衛(wèi)隊……有人說，日本人對哪怕是一個美國乞丐都會畢恭畢敬。但畢恭畢敬之中，日本又總想對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著天鵝絨的報復(fù)，泄之以讓對方喝了黃蓮湯卻又有苦難言的快意。一千年前，蕞爾小國對大唐中國俯首帖耳的同時，不也始終陰鷙著一只眼？ 可以認為，正是這種想要以物質(zhì)成就遮掩戰(zhàn)敗罪責的或深或淺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戰(zhàn)后拒絕歷史反思、抹殺精神創(chuàng)傷的文化空間。 從武士道傳統(tǒng)至今在日本社會沛然不竭來看，大和民族本是一個敢于承擔罪責的民族。延至當代，“知死”之人仍層出不窮：1997年日本經(jīng)濟低迷，引咎自殺的人數(shù)大增，自殺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殺，為交通事故罹難數(shù)的兩倍。到了2003年，自殺者高達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殺者為多，這種情形在其他國家極為罕見。 在林林總總的非親屬集團內(nèi)部，言必踐行，事必盡善，職必盡心。一旦言不踐行，事未盡善，職未盡心，輕者降職降薪，引咎辭去，重者則自裁自決，舍生赴死。在日本，“忠”的思想，“義”的觀念，浸透了整個社會，藩國或團體的安危成敗歷來重于個人生命，這是所有階層的共同準則，如同一個不見教堂寺院卻同樣莊嚴肅穆的宗教。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一書里指出，古代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忠”、“義”等倫理思想，他們卻沒有接納“仁”這一觀念。 這樣說可能絕對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標也只是建立在藩國或團體的利益取舍上。 在日本，“忠”、“義”有著普遍突出的意義，它們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條律令。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義”?！叭省眲t僅僅是在藩國或團體內(nèi)部的一個價值標準，是日本人上班必帶出門、遠行卻不必帶上的一張出勤卡。換句話說，當大“仁”與小“仁”一致時，如祈愿和平，他們比誰都快地爬墻上竿，聲高浪大，儼然和平是一塊綠寶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時，如反思“二戰(zhàn)”罪責，他們便臨陣逃脫，又搔首弄姿，仿佛與當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來，是它純潔、爛漫得像個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義”的要義還有—— 不但藩國或團體的安危成敗歷來高于個人生命，它們的榮辱毀譽也重于泰山。眾多日本人決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責，更為著洗刷恥辱保全名譽。對名譽的極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點，它卻未能導(dǎo)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謂“罪惡感”。 大和民族的罪惡感，與它的“仁”的觀念一樣，都是關(guān)起門來使用的，即辜負或背叛了自己所屬的藩國或團體的信賴才會產(chǎn)生罪感；當想到自己的行為對所辜負或背叛的集團以及他人帶來了麻煩時，才會產(chǎn)生罪感，并因此要向?qū)Ψ街x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門外，這名譽的敏感器便頓時失靈了，如日本有一句諺語所說“旅行之中無恥辱”。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島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個鶴發(fā)紅顏、手腳勤快、精通園藝的老翁，過去是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一個慈眉善目、熱情可掬、衣服上發(fā)現(xiàn)了一點塵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個彈洞一樣驚訝的老嫗，卻是當年丈夫暴行最堅定的支持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兩極如此之遙遠，在其他國家多數(shù)的情況是，要不他們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們出自演技一流的劇院。在日本，他們卻是泰然自若的，對此社會也是泰然自若的，沒有誰會覺得奇怪與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對本民族的社會進程而言，恐似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觀念不強，實用主義盛行，日本就不可能在東方最早實現(xiàn)近代化，最先達到現(xiàn)代化； 另一方面，因為是非觀念不強，窺時善變，除了總讓亞洲各國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線上屢有“經(jīng)濟動物”之稱，在國內(nèi)，國民的這一心理特點也容易為一些心懷叵測的人所利用。靖國神社大概就是這樣的例子，許多普通的日本人來這里祭奠戰(zhàn)爭中失去的親人，一些右翼團體卻在此憑吊戰(zhàn)爭罪犯的亡靈，鼓吹復(fù)活軍國主義，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來這里參拜。當亞洲國家及國內(nèi)頻頻出現(xiàn)反對聲音時，老百姓與傳統(tǒng)就成了擋箭牌，聲稱這是“尊重民眾的習慣”。 \為何我月入十萬 你年入十萬 \優(yōu)步司機曬收入 存款驚人 分享 我的博客 微博 微信 朋友圈 N 同時轉(zhuǎn)發(fā)到微博 發(fā)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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