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檢索cnki時，讀到許兆昌、劉濤兩位先生的《周代“千畝”地望考》[1]一文，文中討論了“千畝”一稱的問題，因為提到了筆者在《清華簡〈系年〉1～４章解析》[2]中關于“千畝”地望的觀點，所以特別留意了一下。

準確地說，筆者在《清華簡〈系年〉1～４章解析》所提出的周武王作帝籍的“千畝”、周宣王所戰(zhàn)的“千畝”、晉穆侯所伐的“千畝”為一地，且該地即晉之新田的說法，確實只是筆者的推測，且于舊說舊注完全無征，這一點是事實。但拜讀了許兆昌、劉濤兩位先生的《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后，筆者推測兩位先生可能對我為什么對舊注舊說完全不取沒有作太多的考慮，因此筆者在本文希望能補充說明一下為什么在知道舊注舊說的情況下沒有采用，并對許兆昌、劉濤兩位先生的《周代“千畝”地望考》文中筆者不是很理解的地方略作商榷。

首先要說明的是，在研究先秦所發(fā)生的事件時，筆者并不認為舊注與先秦文獻有同等的效力，對于舊說筆者也認為要看所提供的論證過程是否嚴密、證據(jù)是否可靠，僅因為是前人所說就認為可以采信的情況，在筆者這里是基本沒有的。因此，前人也罷，今人也罷，如果筆者采用了什么說法，那通常都是因為筆者認為該說法是成立的或筆者本人也沒有更好的說法。而如果筆者直接跳過了前人或今人的一些說法，那通常都是因為在筆者看來這些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

回到《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文中說：

徐元誥《國語集解》引汪遠孫曰：“王自伐戎而遠戰(zhàn)于晉地，必不然矣。《詩·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zhàn)于近郊。’其說近是。”又，楊伯峻先生在《春秋左傳注》中也說：“千畝之地有二……一為周地……《國語·周語》所謂‘宣王即位，不籍千畝。三十九年戰(zhàn)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者是也?！币虼?，可以肯定《周語上》所載“戰(zhàn)于千畝”中的“千畝”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

但筆者比較疑惑的是，“王自伐戎而遠戰(zhàn)于晉地，必不然矣”，為什么“必不然矣”？《晉侯蘇鐘》可以證明周王親征遠伐宿夷都不是問題，何以戰(zhàn)于晉地就會是“必不然矣”了呢？更何況彼時的晉國大不過百里，“千畝”肯定也不會是當時的晉地。因此，汪遠孫的“必不然矣”本就是毫無根據(jù)的個人主觀判斷。所引的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zhàn)于近郊。”《詩·祈父》疏后面也說了是“義或然也”，既然只是“或然”，當然也很可能“或不然”。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認為“千畝之地有二……一為周地”實際上也只是把舊說的推測之辭替換為確定性描述，而不是楊伯峻先生自己別有什么新證據(jù)可以憑借。在前人那里本是推測，到后人著述中就變成確論的情況，在文科領域幾乎比比皆是，想來是不需要筆者一再舉證的。因此，《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所說的“可以肯定《周語上》所載‘戰(zhàn)于千畝’中的‘千畝’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實際上只是在“肯定”前人的猜測，本身并沒有什么新證據(jù)來證實這個猜測，既然并沒有新證據(jù)，筆者所不理解的是，何以就“肯定”了呢？

回顧孔晁所說的“戰(zhàn)于千畝”是“戰(zhàn)于近郊”，該說于先秦文獻沒有任何旁證可以證明，這個推測無非是源自舊說或認為籍田與郊祀禮有關，《左傳·襄公七年》所謂“啟蟄而郊，郊而后耕。”但是實際上，西周金文至今不見“郊”字，因此春秋時所謂“郊”對應于西周的什么內容是大可討論的，“郊祀”之禮自然也是同樣不無疑問的。《春秋》不過一萬六千余字，“郊”字就已十六見，西周有銘文的銅器至今已發(fā)現(xiàn)數(shù)千器，總字數(shù)毋庸置疑已若干倍于《春秋》，但“郊”字卻尚無一見。而且，仔細考察的話，實際上春秋時期“郊祀”的時間多數(shù)是在夏季，試看《春秋》所記：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春秋·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春秋·成公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秋·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春秋·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以《哀公元年》所記為例，之前的春季卜牛是否確為春郊實際上也是不無疑問的，《左傳·宣公三年》的“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左傳·襄公七年》托名孟獻子的議論“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nóng)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驗于《春秋》的話，實際上都明顯是戰(zhàn)國時一部分人執(zhí)著于春季郊祀的觀念才有的說法。而郊祀有春、夏兩說的情況，和先秦典籍所記的另一個祀禮是很相似的，這個祀禮就是“禴（礿）”?！对娊?jīng)·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禮記·王制》：“天子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以“禴（礿）”為春祀，《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是以“禴（礿）”為夏祀，《史記·封禪書》：“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是以“郊”同樣為夏祀。因此，春秋時期的“郊”祀，很可能是由“禴（礿）”祀演化而來。而由于郊祀并非一定是在春季，自然也就和籍田沒有必然的關系了。以此故，孔晁所說“戰(zhàn)于千畝”是“戰(zhàn)于近郊”不問可知無據(jù)。

再從軍事角度來分析孔晁所說“戰(zhàn)于千畝”會不會是“戰(zhàn)于近郊”，如果周宣王在王都近郊被姜氏之戎所敗，如《國語》所說“既喪南國之師”，那么不問可知，周宣王的剩余兵力能固守王城就不錯了，連出城恐怕都會很困難，如何還能號令諸侯，甚至遠赴太原，“料民于太原”呢？這顯然是沒有什么可能的事情。而如果“千畝”在山西侯馬，即春秋時期所稱“新田”，那么周宣王戰(zhàn)敗后，退守山西西南運城盆地的太原，料民于此，以補充兵力，在形勢上就合情合理了。

復以地理來分析“戰(zhàn)于千畝”當是戰(zhàn)于何地，《國語·周語上》：“宣王三十九年，戰(zhàn)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此姜氏之戎，當是居于姜地的戎人。《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注：“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杜預以姜戎是因為姜姓才如此稱呼明顯不確，“戎”前之字皆為地名，如“驪戎”、“北戎”、“山戎”都不是冠以其姓，“姜戎”之所以稱“姜戎”自然也不是因為其是否是姜姓，但由杜預所說姜戎“居晉南鄙”則可知“姜”地近于晉都。《后漢書·西羌傳》：“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也表明“姜”地近于汾隰，那么“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的原因“戰(zhàn)于千畝”自然也不會是戰(zhàn)于“西周都城附近”。

然后考慮經(jīng)濟形勢，假設周宣王所戰(zhàn)的“千畝”在“西周都城附近”，縱觀周宣王在位的政績，明顯不是怠惰消極的君主，如果“千畝”只是在“西周都城附近”，《國語·周語上》所說“宣王即位，不籍千畝”就相當不易理解了。僅是一個儀式而已，有什么必要堅持不聽虢文公的諫言呢？但如果“千畝”遠在山西侯馬，那么這個儀式必然勞師動眾，靡費無數(shù)，以宣王即位之初周王室的困頓，周宣王有抵觸情緒就完全屬于情理之中的事了。從這個角度說，《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所認為的“西周建立后周王也絕無可能帶著郁人、犧人、后稷、膳夫、農(nóng)正、太史等（見《國語·周語上》）從今陜西境內到今山西境內的侯馬市去行籍禮。依此可見，子居先生的論據(jù)也是欠妥的。”筆者確實不是很理解該文作者所說的“絕無可能”如何不可能，從筆者的角度看，需要“帶著郁人、犧人、后稷、膳夫、農(nóng)正、太史等（見《國語·周語上》）從今陜西境內到今山西境內的侯馬市去行籍禮”恰恰是周宣王不愿意“籍千畝”的原因之一。

《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中言：“據(jù)《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穆侯七年為周宣王二十三年，所以晉穆侯十年千畝之戰(zhàn)當發(fā)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與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畝之戰(zhàn)是兩次不同的戰(zhàn)爭，楊伯峻先生在《春秋左傳注》中有詳細考證，此不贅述。”但是，所根據(jù)的這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恰恰在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晉國世系上是有問題的?？脊欧矫?，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發(fā)掘結果，已經(jīng)強烈暗示了這一點。文獻方面，《水經(jīng)注·洧水》所引《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也是強證。相關內容，筆者在《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3]中已有論述，讀者可參看。實際上，只要按筆者的分析將晉穆侯的卒年定在驪山之亂時，就不難發(fā)現(xiàn)，《史記·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就正可對應《晉侯蘇鐘》所記周宣王三十三年伐宿夷事，還可以聯(lián)系到齊成公之死，因此，鄒衡先生以晉侯蘇為晉穆侯當是。此后，《史記·晉世家》：“七年，伐條。生太子仇?！辏デМ€，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也與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條戎敗績、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敗績相應。而且，王師敗績和晉侯在此役中有功實際上也并無矛盾，因為晉侯有功并不能表明整場戰(zhàn)役周宣王就應該獲勝。故而，《周代“千畝”地望考》文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春秋左傳注》為據(jù)，認為“晉穆侯十年千畝之戰(zhàn)當發(fā)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與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畝之戰(zhàn)是兩次不同的戰(zhàn)爭”，實際上是不能成證的。

至此，《周代“千畝”地望考》文中所說的：

仔細分析，子居先生的錯誤在于，其一，我們在上文已經(jīng)考述清楚，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周宣王伐條戎、奔戎之戰(zhàn)及其后千畝之戰(zhàn)是三次時間和地點不同的戰(zhàn)爭?？梢?，子居先生論述的前提就是錯誤的。其二，眾所周知，周武王都鎬，在今陜西省境內，所以他不可能到今山西省侯馬市“作帝籍……名之曰千畝”。再退一步說，即便是如子居先生所說，周武王“作帝籍”，“名之曰千畝”之地是在今山西省侯馬市，那么西周建立后周王也絕無可能帶著郁人、犧人、后稷、膳夫、農(nóng)正、太史等（見《國語·周語上》）從今陜西境內到今山西境內的侯馬市去行籍禮。依此可見，子居先生的論據(jù)也是欠妥的。既然前提錯誤，論據(jù)錯誤，故結論也就不足為據(jù)。

由前文的分析可見，該文作者所舉的這三個理由都是并無確證的。以此緣故，筆者現(xiàn)在仍然不是很清楚為什么該文作者會認為“依此可見，子居先生的論據(jù)也是欠妥的。既然前提錯誤，論據(jù)錯誤，故結論也就不足為據(jù)。”希望該文作者能有機會另文重新給出論證。

《周代“千畝”地望考》文中還有一些筆者不是很理解的敘述，例如：

既然“成師”和“曲沃桓叔”是“俱取于戰(zhàn)以為名”，則“成師”所從出的“能成其眾”的“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之地望與“曲沃”之地望當有內在的一致性。一言以蔽之，晉穆侯在“千畝之戰(zhàn)”中獲勝，因此“取能成其眾”之意而名其少子為成師，晉昭侯則封成師于其名字所從出的“千畝之戰(zhàn)”發(fā)生之地——曲沃，是為曲沃桓叔。故，“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中“千畝”的地望當為曲沃或在曲沃附近。一言以蔽之，晉穆侯在“千畝之戰(zhàn)”中獲勝，因此“取能成其眾”之意而名其少子為成師，晉昭侯則封成師于其名字所從出的“千畝之戰(zhàn)”發(fā)生之地——曲沃，是為曲沃桓叔。故，“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中“千畝”的地望當為曲沃或在曲沃附近。其實這種情況在晉國的歷史上并非孤例，它與晉國的始封極其相似，依《史記》等文獻記載，周公誅滅唐，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是為唐叔虞。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判斷呢？這個推測好像實際上本身沒有任何直接證據(jù)，該段文字后面所引的“依《史記》等文獻記載，周公誅滅唐，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是為唐叔虞。”如果按前面所說，唐叔虞需要也是“取于戰(zhàn)以為名”才存在類比關系，但唐叔虞并不是因此得名的。那么，怎么推論出曲沃桓叔名“成師”是因為晉穆侯在“千畝之戰(zhàn)”中有功，于是“千畝”就應該是“曲沃或在曲沃附近”的呢？這一點筆者也沒能理解。

另外，有一個筆者認為很可能是《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作者簡化引用導致的理解差誤：

第四，今山西省侯馬市說。子居先生在《清華簡<系年>1—4章解析》中首倡此說。子居先生的論證過程如下：首先，他認為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周宣王伐條戎、奔戎之戰(zhàn)及周宣王千畝之戰(zhàn)是同一次戰(zhàn)爭。

筆者其實并沒有說過“周宣王伐條戎、奔戎之戰(zhàn)”與“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及“周宣王千畝之戰(zhàn)”是同一次戰(zhàn)爭，在《清華簡〈系年〉1~4章解析》中，筆者實際是認為“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和“周宣王千畝之戰(zhàn)”是同一次戰(zhàn)爭，原文如下：

《左傳·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zhàn)生，命之曰成師。”是否即對應宣王伐條戎、奔戎及此后戰(zhàn)于千畝之事，此點學者的研究互有不同，持當對應者與不當對應者皆有。筆者以為，二者對應的可能性還是非常高的。若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則與此相應，晉國世系中，當將晉文侯的年世減少并把此前諸晉君在位之年整體下移。這樣調整之后，晉穆侯之卒年，也就是驪山之亂的當年，此點亦恐并非僅是巧合。

因為筆者引用《左傳》原文時，是連“條之役”一起引用的，所以是“條之役”對應“宣王伐條戎、奔戎”，“千畝之戰(zhàn)”對應“此后戰(zhàn)于千畝之事”，這樣把筆者的原文列出，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作者所說與筆者原文所表達的，實際上是有所不同的。

最后討論一下《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的立論點，即：

漢魏以來，介之推“焚山”的傳說實來源于炎帝在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萬榮、聞喜地區(qū)烈山而耕的故事。所以我們推測，到晉代杜預為《左傳》作注時所說的西河界休縣可能就在今山西西南部萬榮、聞喜一帶。既然如此，那么《左傳·桓公二年》所記“晉穆侯千畝之戰(zhàn)”中的“千畝”，其大體地望也應在今山西南部略偏西南的萬榮、聞喜地區(qū)以南。

這個論點的根據(jù)就該文中所說是：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預注所提到的西河界休綿上，一般都以今山西省中部介休縣境內的綿上和綿山當之，其實并不盡然。顧炎武《日知錄》卷31“綿上條”已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介之推受封的“綿上”到漢代已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在今山西省中部介休縣境內，另一種則認為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縣、萬榮縣境內。

但實際上，漢代的“綿上”是否有兩種說法，與杜預注中的“界休縣”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漢代即使有十幾個“綿上”地名，也不會因此出現(xiàn)十幾個“界休縣”，從漢代到杜預所處的西晉，“界休縣”的位置都非常明確，《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界休，莽曰界美。”漢代蔡邕《郭有道碑文》：“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續(xù)漢書·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界山，有緜上聚。”既然屬太原郡，自然不會是“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縣、萬榮縣境內。”因此，杜預注所說“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只會在漢代太原郡。

《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作者在該文的第三節(jié)“‘千畝’與周人農(nóng)作文化考”中進一步提出：

周人起源于今山西省南部地區(qū)，此與《左傳·桓公二年》杜預注所說，位于西河界休縣南，即今山西省南部略偏西南的萬榮、聞喜地區(qū)以南的“千畝”之地極其接近。夏朝末年，周人開始了漫長的遷徙，最終經(jīng)由文王建豐，武王都鎬，建立西周王朝。上古史研究者周知，遠古時代，氏族名、酋長名和居住地名往往具有同一性，并且隨著氏族的遷徙，以前居住地的舊名也跟著遷移，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所以我們推測，隨著周人的遷徙，他們把其起源地晉南附近的地名“千畝”最終帶到了都城鎬京附近。

筆者則以為，這個說法恐怕過于高估了西遷的周人當時的文化水平和勢力影響。當夏朝末年周人外逃時，根本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當時的周人是多么有實力的，實際上周人的一再西遷，恰恰說明周人在遷徙的各個途經(jīng)聚居點都受到了排擠和打壓，也就是說，最初西遷的周人族群，規(guī)模能有幾百人就已經(jīng)是很樂觀的估計了。《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jié)立，國于豳。慶節(jié)卒，子皇仆立?；势妥?，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不難看出，周人先君的命名與夏代、商代之王多為單名的習慣明顯不同，如果周人作為夏人后裔連自己君主的名字都不能保留下夏人的語言習慣的話，怎么能假設偏偏會保留下“千畝”這樣一個地名呢？

更進一步的問題為，夏商時期的地名往往也是僅為單字名，“千畝”這樣的復合地名要上推到夏末恐怕是有難度的。而且，無論是殷商甲骨文還是西周金文，至今未見“畝”字。筆者認為，西周金文中只有“田”而不見“畝”，這一點強烈暗示了“千畝”并不是西周時的地名，在西周時期，很可能這個地名的原始形態(tài)是“千田”?；仡櫱拔年P于“千畝”的地理分析，“千畝”當近于晉人所都的翼，又當近于汾隰，符合這個條件的先秦地名，自然是以“新田”為首選，這也是筆者推測“千畝”實際上即“新田”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相對于筆者所給出的依據(jù)和對于《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中的這些疑惑，筆者自然是非常希望《周代“千畝”地望考》一文的作者進一步舉證并有所討論的。

[1] 《古代文明》第8卷第4期，2014年4月。

[2] 孔子2000網(wǎng)站，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http://www./admin/list.asp?id=5182，2012年1月6日。

[3] 中國先秦史網(wǎng)站：http://xianqin./2016/05/01/327，2016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