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 敦煌馬圈灣木簽、封檢

二十世紀初，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等為代表的大批外籍探險家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當然，他到來的目的與白求恩有別，后者是奉獻，前者是攫取。除了掠走敦煌藏經洞大量藏品之外，他們也從事考古發(fā)掘活動，成果之一就是漢簡的發(fā)掘，揭開了之后漢簡大量發(fā)現(xiàn)的序幕。1979年敦煌馬圈灣漢簡的出土，無疑是令各界矚目的發(fā)現(xiàn)之一。

關于漢簡，除了宋代金石學家簡略提及漢簡之外，這批漢簡從產生到被發(fā)掘的1800余年的時間內，幾乎沒被關注，沒有進入書法史，也幾乎沒有在書法史上產生過影響。因此，它們在書法史中，屬于“缺席者”。而自從被發(fā)掘之后，除了考古、歷史、文字學界，書法界也頗有關注。但是，這批漢簡在書法史上的特殊性，以及對于當代書壇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意義，還有待于進一步發(fā)掘。

隸書是漢代的官方書體，也可謂是漢代的主流書體，自漢代以來的很長時間以內，人們對于漢代書法，即漢代隸書的認識，主要為“漢碑”。清代以來的訪碑活動和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讓人們的視野開拓到更多材質的書法作品。即使是同一種書體，因為材質的不同，其書法風格也會呈現(xiàn)不同的狀貌，我們就很容易區(qū)別碑石、陶器、磚瓦、與銅器上隸書的區(qū)別，其原因，就在于對于不同材質或“寫”或“刻”、或“鑿”的不同處理。

《熹平石經》可謂漢代官方書體的代表，它呈現(xiàn)了隸書中標準的擺動筆法，結構、空間勻稱，章法規(guī)整嚴肅。但它應該是“寫”、“刻”結合的產物，即先書丹，然后刻石，與此相似的還有《乙瑛碑》、《曹全碑》等，所以較能體現(xiàn)較為細膩的毛筆書寫特征。銅器則大多數(shù)是直接鑿刻，體現(xiàn)的是金石鑿刻痕跡；而陶器、有些也是直接刻畫而成。

對于當代人而言，對于漢代以隸書為代表的主流筆法，如何體察而得？無論從碑刻原石還是拓片來認識漢代隸書的筆法，都有一個想象性還原的過程，即通過現(xiàn)有的痕跡，還原出刻畫、以及書寫的效果，啟功所謂“透過刀鋒看筆鋒”，姜夔所謂“如見其揮運之時”正是此意。

有沒有與《熹平石經》一樣，反映標準漢隸的墨跡呢？考古發(fā)現(xiàn)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為西漢之物，有如下特點：其書體是篆隸過渡時期之物，筆法上較為恣縱，特別是右下角的擺動筆法，經常給予夸張?zhí)幚?。與此類似的，即是大量西北邊陲考古發(fā)掘的漢簡。這些漢簡中，有筆法、空間和章法相對規(guī)整的隸書，即便“規(guī)整”，但都與《熹平石經》的呈現(xiàn)方式不同，而呈現(xiàn)出更大的自由度，這既與在木簡這種材質上的直接書寫有關，也與所寫內容和書寫者身份有關。因此，同一種書體，可能因為多種原因而產生多種“變體”。

《敦煌馬圈灣漢簡》可謂是漢代隸書中最為恣縱的“變體”，隸書的草寫使其出現(xiàn)了大段的章草。章草始于漢代，但漢代的章草作品，在書法史上的很長時間內卻很難得見，尤其是章草墨跡。宋代以來的如《淳化閣帖》等各種刻帖，多收錄從魏晉以來的書家名跡，而就所收錄的章草而論，多是三國皇象《急就章》、西晉索靖《出師頌》等字字獨立、結構規(guī)整的章草。而如《敦煌馬圈灣漢簡》這樣點畫狼藉、結體夸張、章法跳躍的章草墨跡，在書法史上幾乎沒有被引起注意。

三國皇象《急就章》的主要特點有：擺動筆法、點畫連接簡省、結構空間勻稱。這是件以單字為核心，以完成單字筆法、結構為旨歸的作品，力求規(guī)整端嚴。起每個方向的起筆、收筆乃至結構安排方式，都嚴格遵守既有的程式?！抖鼗婉R圈灣漢簡》與此不同，并不以單字的筆畫、結構空間的規(guī)整為旨歸，相反，它似乎要盡力破壞點畫的標準性。點畫的用力方式，也不是《急就章》那樣相對勻稱、速度較慢，而是速度變化較大，以致出現(xiàn)時粗時細的不規(guī)則塊面。如果從筆毫與受力材質的接觸面來看，《急就章》筆毫的接觸面用到了筆毫的中部，且較為平衡統(tǒng)一；而《敦煌馬圈灣漢簡》的用筆，在筆尖和筆毫中部來回跳躍。這些特征說明：《敦煌馬圈灣漢簡》的書寫者不僅使用了擺動筆法，還有較為強烈的上下提按；書寫者的書寫速度較快。結構上，后者力圖變形伸展，盡量撐滿木簡所限定的橫向空間，而前者盡量完成單字的勻稱空間。就筆毫和手腕的運動半徑而言，后者無疑更為開闊。

同為章草的皇象《急就章》與《敦煌馬圈灣漢簡》風格如此不同，當然也與兩者書寫功能和目的不同有關。前者是作為蒙學范本，目的在于規(guī)范好認；后者作為日常文書檔案，倒更具有急就性質。

從章草史上來看，以皇象發(fā)端的《急就章》系列章草，在書法史上占據這重要位置，出現(xiàn)在宋代以后的各種刻帖之中。元明復古書風大盛，名家如趙孟頫、宋克所遵循的，正是這種較為規(guī)整的章草，并身體力行之。除了個別如楊維楨的靈光乍現(xiàn)，直到清代，都很少有筆法如此跳躍、章法如此恣縱的章草。沈曾植將北碑的方尖之筆納入章草，并加大了結構的左右擺幅，尚沒能突破這種恣縱的界限；王蘧常將北派書法中渾厚之方筆圓筆融入章草之中，放大了筆法的遲澀凝重和渾厚，是從另一層面豐富了章草的美學意涵。而《敦煌馬圈灣漢簡》這種同時在筆法、結構空間和章法上的恣縱和跳躍，其蘊含著的跳蕩而古雅的審美品質，尚期待著更多的書壇有識之士去發(fā)掘。

西漢 敦煌馬圈灣木簽、封檢

西漢 敦煌馬圈灣簡牘

漢 敦煌馬圈灣木簡

邱才楨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生于江西臨川，2005年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獲中國繪畫史與古代書畫鑒定專業(yè)博士學位，并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任教。2006至2008年期間，應大英博物館之邀，對其館藏中國書畫進行整理、著錄和鑒定工作。2011至2012年，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期間考察美國多家重要博物館館藏中國書畫。

1995年起，參加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舉辦的多次國內國際重大展覽，并在全國各地多次舉辦個人書法展。作品為國內外博物館以及海內外收藏家收藏。書法史論文獲“全國第八屆書學研討會論文”一等獎，獲中國書法界最高獎“蘭亭獎”理論獎。有書畫史論文論著多種發(fā)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