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近世史：“郡縣空虛”時代的禮下庶人與鄉(xiāng)里社會（四）

羅志田

　　根據眾多的既存研究，明代出現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轉變。如各種新經濟作物的引進、白銀的大量流入、賦稅政策的改變（施行一條鞭法）等。而明代的中央集權和皇帝專制也久享盛名，惟專制似更多體現在君臣關系上，故任官者往往有相當程度的危機感；而在君民關系上，實際的放任似乎大于專制。陳獨秀所謂“上面是極專制的政府，下面是極放任的人民”，就相當適合于明代的情形。鄭振滿以為，明清時期高度發(fā)展的專制集權，“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種表面現象”，實則“專制集權的維系是以基層社會的自治化為代價的”。無作為的官僚政治，“并不具備有效的社會控制能力”，于是“‘私’的統(tǒng)治體制不斷得到了強化，鄉(xiāng)族組織與鄉(xiāng)紳集團空前活躍，對基層社會實現了全面的控制”。

　　“全面的控制”或許顯得樂觀了些，但專制與放任的相互配合，過去的注意是不夠的。同時，相對于中央的“地方”，在明代也可見明顯的成長。對稍有地位（包括現有、曾有、甚或擬有地位）的士人而言，“鄉(xiāng)評”成為一個從生活到從政都必須考慮的因素。鄉(xiāng)評可以針對地方官，也可以針對鄉(xiāng)宦和廣義的鄉(xiāng)紳（詳后），朝野上下皆視之為憑借。除了針對在鄉(xiāng)之人的一面，存于里巷之間的“鄉(xiāng)評”也反映出地方的看法，與代表天下意見的“國論”時有出入，也常相互配合。鄉(xiāng)評既非地方的普通人所能主導，似又不是士人壟斷的，在相當程度上毋寧是士人和百姓共同經營、彼此分享的。就此意義言，上層的縉紳更依靠鄉(xiāng)評，而偏下層的讀書人或更能影響鄉(xiāng)評，后者對前者也能起到某種制約作用。

　　明清兩代的另一新現象是人口大幅增加，科舉考試的競爭日益激烈。明代的因應措施是新增了府州縣考出的“生員”（俗稱秀才）一級功名，大幅擴展了科舉考試“成功”的含義。但舉人、進士的名額卻大體未變，實際任官相對更難，又使考試的“成功”有些虛而不實。結果，仕途以外的出路，成為一些讀書人或被動或主動的選項。士商融合甚或棄儒從商便是一個顯著的現象，還有許多非仕途甚至非科舉的文化與社會選項。至少在明初和清初，都曾有明顯的士人不仕的風氣，而晚明是一個各種邊界被突破的時代，更有各類“布衣”、“山人”和“棄巾”者。

　　明末陳衎有一句廣被引用的話：“正、嘉以前，廊廟尚數盈丘壑；隆、萬以后，韋布幾抗衡簪纓?！蹦菚r“士無問貴賤，皆得以短槧自驕”。文士可以因著作而自驕而抗衡簪纓，從一個側面表明仕途并非讀書人的唯一選擇。故明儒出于各種原因的“不仕”，可以是“不能仕”，也可能是“不欲仕”，即有時是被動的，有時是主動的，或是兩者兼具的。相當一些讀書人相對“主動”的選擇，開始或因被動而主動，后來或許就真成了“純粹”主動的選擇了。

　　讀書人放棄正途的“上進”而另尋發(fā)展，在某種程度上言便是走向了朝廷之外的“民間”；用昔人的話說有點像從廟堂走向江湖，用現在的術語說就是從“國家”走向“社會”。放棄仕途者當然也可能留居城市，但更多應在鄉(xiāng)間；常規(guī)入仕者也會因罷黜、丁憂、致仕等原因返回鄉(xiāng)里，再加上府州縣產生的生員基本都在當地，多少促進了“地方”的進一步“發(fā)現”。而較多士人在鄉(xiāng)，又形成了明代新興的“鄉(xiāng)紳”。

　　盡管有日本學者說“鄉(xiāng)紳”的稱呼在宋代已看到，我是很懷疑的。根據現在的多種數位典籍數據庫，明以前的書中，多見“縉紳士大夫”或“縉紳士夫”連用，也有少數“縉紳士族”、“縉紳士林”、“縉紳士庶”、“縉紳士子”等（“縉紳士”可見一例，文字不甚通，不排除漏字），未見單獨的“士紳”，遑論“鄉(xiāng)紳”?！笆考潯痹诿鞔募惺汲Ｒ姡芸赡苁恰翱N紳士子”的簡稱。由“士紳”再到“鄉(xiāng)紳”，大概都是晚自明代才有的稱謂（我自己過去對此也曾忽視）。

　　蒙文通很早便指出，明世宗時乃正式確認有一個非官非民的“紳”之階級存在。瞿同祖也說：“‘紳士’或‘紳衿’名詞在明清時期廣泛使用，預示著一個新的社會集團——功名持有者（‘士’或‘衿’）集團的出現。”最初的“紳”是官員，與有功名的“衿”和尚在讀書的“士”是有區(qū)別的。瞿先生對此早有辨析，似未受到足夠的關注。當然，不稱官而曰紳（或縉紳），若非抽象泛指時，便多指官員之在本籍者。

　　直到明萬歷年間，士與紳的區(qū)分仍較明晰。萬歷十六年制定放寬存養(yǎng)奴婢的條例即是一例。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奏稱：過去規(guī)定僅功臣（公侯及一二品官）家方給賞奴婢，庶人之家不許養(yǎng)奴婢，卻“未言及縉紳之家”。惟“縉紳之家，固不得上比功臣，亦不可下同黎庶。存養(yǎng)家人，勢所不免”。此前對庶民之家所養(yǎng)家人，皆稱“義男”，犯法則按“雇工人”論。這一實行中的“法律解釋”應予正式確認，對“財買十五以下、恩養(yǎng)已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或恩養(yǎng)未久，不曾配合者，在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論；在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p>

　　這一奏折得到批準，確定為“新題例”入律。但正式“題例”的條文對文字有一處關鍵性的修改，即“恩養(yǎng)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論”?！洞竺髀杉飧嚼づ練议L·新題例》即將原來的以雇工人論的“庶人之家”改為“士庶之家”，實即有意區(qū)分了“士”和“縉紳”，將未入仕的讀書人放在與“庶民”同等的地位。

　　這對未入仕的讀書人顯然不利，明人管志道就說，朝廷雖有旨意，而有些“法官尚未別白官、民界限。則如資郎、吏典既仕，皆可列于縉紳；舉貢、官生未仕，皆當夷于士庶”。這樣的“官、民界限”嚴格以入仕為區(qū)別標準，那些納資得官位者和不入流的吏典也算縉紳，而未仕的舉貢和生員則被擯斥在外。從其使用“夷于”一語看，管志道是略感不平的。無論如何，“士”究竟向“庶民”還是向“縉紳”靠攏，那時已處于波動之中。若按吳時來的奏折，則所有士人皆當升入“縉紳”行列，近于后人所說的廣義士紳。

　　一方面，明代的皇帝專制使得官員都有些危機感；另一方面，官員享受的特殊待遇卻被正式擴展到卸任之后，產生了獲得朝廷承認的“鄉(xiāng)宦”或“鄉(xiāng)紳”群體。在官須避籍，惟罷黜、丁憂、退閑則在籍，此為“紳”之常義。也只有為官者中斷仕途或致仕時居于鄉(xiāng)，才能有所謂“鄉(xiāng)紳”的存在。不論這“紳”的含義更多是經濟的（與土地、財富的關聯）、政治的（在籍官員）還是文化的（即與讀書之關聯），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從明到清，“紳衿士庶”一語，常出現在告示之中，沿襲了也揭示出原來的嚴格區(qū)分。這里的“紳”為有入仕經歷者，“衿”為有功名者，“士”指無功名者。紳衿士大致囊括了讀書人的全體，然后是庶民百姓。不過，后來一般言說中所謂“士紳”、“紳士”或“鄉(xiāng)紳”，似沒有這么嚴格，往往是泛稱在鄉(xiāng)之士人?！凹潯痹诜Q謂層面的擴展，從僅指官到包括衿，再到囊括普通的士，有一個過程。雖然這樣的廣義似未被“正式”確認，大體也約定俗成。蓋生員以上，都有相應的待遇（如免賦役、見官禮儀等）。而有些未得功名者，例如未進學的塾師一類，也是鄉(xiāng)間的“一方圣人”，具有較高聲望，后也常被列入紳士。

　　從后來較長時期的使用看，大量的人更多是從寬泛的意義看待和使用“紳士”的。紳的由官向士的擴充，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含義。對正規(guī)的縉紳言，這一社群的擴大，有可能降低他們身份的高貴程度及其影響；然而，當公共事務變得越來越地方時，或從地方視角看公共事務時，相對上層的縉紳不僅可能不在地居住，且常因各種緣由退出地方事務。若就與民眾的關聯而言，越是下層的讀書人，越多居留于當地，他們通常更接近和了解老百姓，在需要時也更能夠“動員”老百姓?！凹潯迸c“鄉(xiāng)”的地域性關聯，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新現象。

　　后之所謂鄉(xiāng)紳，其實更多是士人在鄉(xiāng)，且以相對下層的士人為多。作為在地的核心凝聚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取代的正是以前的鄉(xiāng)官。蓋紳為地方之重，其首要責任，就是化民成俗，改善地方風氣。明何良俊本松江人，辭官后久居蘇州。松江府同知鄭九石就再三對他說：“公，高人也，久寓他郡，此有司之恥也。必強公歸，以為地方之重?！鼻逵赫龝r知縣藍鼎元被奪職后即說，“山林草野，隨在可報君恩。牽一鄉(xiāng)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就是“報在一鄉(xiāng)”。類似觀念一直在傳承，咸同時的沈守之也說：“風俗之壞，其起甚微，皆視鄉(xiāng)先生為轉移?！?/p>

　　除了一般所知的化民成俗功能，在鄉(xiāng)之士還起到了凝聚社會的作用。張東蓀就說：

　　在中國歷史上，士能發(fā)揮其使命的，則比較上以宋朝為最。有呂氏的鄉(xiāng)約，范氏的義莊，有朱子的社倉。凡此都不是藉著官力而辦的，乃真是士之所自辦。不僅有關于教化，并且有助于組織。

　　此所謂“組織”者，即凝聚作用也。通過前述鄉(xiāng)約、義莊和社倉等厚生舉措，在鄉(xiāng)之士不僅正德，且能摶聚社區(qū)。顧炎武要寓封建于郡縣，主張縣令可以世襲，其意正在區(qū)域社會的凝聚。在傅斯年看來，顧炎武“幾乎要把郡縣變作土司一般的制度”。此雖看似“迂得可笑，若就他立論的意思著想，實在是‘有感而發(fā)’”。因為“土司還比專制好：土司縱不能幫助社會的滋長，也還不至于把社會變成散沙一般的群眾”。土司的這一作用，反推出郡縣制的一個缺陷，就是在地社會的凝聚力不足。昔年凡思恢復封建者，正如歷代士人之說三代，其實也都是“有感而發(fā)”，即感覺到大一統(tǒng)時代地方的失序。

　　這是大一統(tǒng)下的新問題，也就是顧炎武所指責的，朝廷對厚生正德之事置之不理，致使“教化之權”不在上而在下。一些士人因此而產生出自覺的承擔意識，管志道就強調，在禮儀定式方面，基層特別重要，蓋“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由于明開國以來紀綱日搖，“一切禮儀定式，俱為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結果是“紀綱搖于上，風俗安得不搖于下”，民間也“變態(tài)百出”。但他對“上”已有些失望，故徑直說出：“禮失而求之野。吾儕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為第二義，而求端于民俗尊卑長幼之禮?！?/p>

　　另一方面，盡管從宋儒起就有不借助官力而自為的一面，紳與官的原始關聯，又提示他們并不僅僅代表民間。費孝通曾說，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結構中，有“一種‘無形組織’（informal organization）”，即“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紳士”。在他所說的傳統(tǒng)“雙軌政治”中，由于“自上向下的單軌只筑到縣衙門就停了”，紳士“這個無形組織是一條自下而上的‘無形軌道’”，他們可以從一切社會關系“把壓力透到上層，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換言之，紳士不但是鄉(xiāng)土建設的重心，在“雙軌政治”中也更多行使著自下而上的功能。傅衣凌進而指出：

　　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權實際上無法完成其名義上承擔的各種社會責任，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只能由一個雙重身份的社會階層來完成，而基層社會也期待著有這樣一個階層代表它與高高在上的國家政權打交道，這就是“鄉(xiāng)紳”階層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鄉(xiāng)紳一方面被國家利用控制基層社會，另一方面又作為鄉(xiāng)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與政府抗衡，并協調、組織鄉(xiāng)族的各項活動。

　　如胡寄馨所說，好的鄉(xiāng)紳“不把持地方行政，但關心地方政治”，他們是地方政治中“政府與人民兩者的中間人物”。美國社會學家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依據西文二手研究提出，傳統(tǒng)中國可分為鄉(xiāng)村“社會”和帝制“國家”兩個關聯互滲的“世界”，而溝通其間的，即是建立在科舉考試之上的士紳階層。由于受到科舉考試體制的引導和限制，這些士人總是從帝制“國家”的眼光來看待地方社區(qū)，具有明顯的超地方取向（extralocal orientation）。故若抽象言，士紳都應是所謂“天下士”（其實當然有不少“鄉(xiāng)曲之士”）。

　　斯嘎琪裒眼中的“社會”，一方面獨立于“國家”，另一方面又與鄉(xiāng)村關聯。她潛在的意思似乎是，如果沒有在地的士紳，“社會”與“國家”就可能疏離。當然，作為“天下士”，在鄉(xiāng)的士紳雖從國家轉向民間，卻并不與國家對立，而是對國家有所補充，因而也得到國家的“認可”。蓋越是嚴格意義的紳，與朝廷的關聯越密切。反過來，他們越得到朝廷的承認，就越可能疏離于其生活的地方。這其間的關系是相當微妙的，需要仔細辨析。

　　而前述在地社會的凝聚力不足的問題，與大一統(tǒng)之下的“郡縣空虛”有直接的關系。由于州縣官都是外來的，宋代已出現葉適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現象。盡管吏員多少代表著地方，卻基本無上升機會，流品不高，受到輕視。若延伸到所謂胥吏，則已近于賤了。這是鄉(xiāng)官廢除后的一大問題，即吏雖維持了地方性，卻是在相對低賤的意義上維持的（當然也附加了一些實際的利益），故“吏有封建”并未解決廢鄉(xiāng)官帶來的問題。在更下一層，明清先后設置了各種在地辦事的體制（如保甲、里甲、鄉(xiāng)約、糧長等），以處理實際的公共事務。這些人所做之事近于以前的鄉(xiāng)官，卻又多幾分非正式的色彩；用今日的術語說，已從“管理”人民的下級官員轉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職役人員。

　　如前所述，明清其實還設有專職的“地方”，大致是一種參與官方事務而又不具官家身份的所謂“職役”，管涉頗寬。下面有時也以“地方”表述這些鄉(xiāng)里公共事務從業(yè)人，其共性是不被看重，有實際利益但沒面子，所以起初的設置多種多樣，設計的功能大別，實際運作中卻常相互融合或取代，張冠李戴、李代桃僵的現象相當常見。明清小說中常見的“地方”，可能是專指，也可能是泛稱這類人員（有意思的是，試圖辨析里甲和保甲異同者眾，卻少見專門厘清“地方”者）。

　　對鄉(xiāng)里公共事務從業(yè)人的賤視習慣，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任何類型的人擔任了這類“職位”，都逃不出被賤視的命運。所以，明代的糧長也好，老人也好，鄉(xiāng)約的約正也好，起初都是良善出身，有的且有不錯的待遇，但一段時間以后，便都逐漸淪落為廣義的“地方”之一種，免不了要出位“分擔”地方上的各類事務，并也分享對這一大群體的賤視。于是類似職位對身家不錯的良善者失去吸引力，又因此而受到進一步的賤視。

　　如巖井茂樹注意到“糧里”這一稱謂在明代經常出現，他認為大概是“催糧里正”和“催糧里長”的簡稱。或不盡然。從他所引蘇州知府況鐘的告示中所說的“有等倚法為奸、豪橫糧里及革役糧長、圩長、老人”科斂小民財物一條看，被豪橫的“糧里”應是“糧”和“里”的簡稱，在此大體是作為基層的空間單位出現的。這且不辨；可知本應是糧長簡稱的“糧”已經成為和“里”相類似的指涉單位，至少況鐘及其預設的受眾都明白并相互接受，他們并不十分在乎這是否在表明職能或單位的性質異同，但都將其作為基層的空間單位來理解。

　　又如鄉(xiāng)約本體現了君位要實現“君師合一”的努力，多少也是朝廷與讀書人對“道”的“爭奪”——即誰是“道”的代表和詮釋者。從這個角度言，鄉(xiāng)約體制可能才是在鄉(xiāng)之士在文化層面的真正“競爭者”（當然，若朝廷此舉更多不過行使其教化責任，鄉(xiāng)約在實踐層面也僅以“普及”為基本功能，所以并未，可能也未曾想要，對士人構成實際的威脅）。盡管約正的設計初衷是由讀書人擔任，實際卻日漸改變?yōu)槿魏稳硕伎梢宰?，因此而不復具有“道”的競爭力，終淪為廣義的“地方”之一種。

　　或可以說，鄉(xiāng)官被廢棄后，其原有的功能一分為二，一側重實際的服務（往往代表國家行事），一偏重社會的凝聚（常也通過為鄉(xiāng)民服務的方式）。由于做事的“地方”遭到賤視，且很難與國家銜接，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與國家關聯更多的鄉(xiāng)紳之興起。而在百姓面前，“鄉(xiāng)紳”和“地方”的關系是很微妙的。用今人關注的術語說，一常代表國家而不行使其功能，一行使國家的功能而不準代表國家。此或亦基于“君子不器”的區(qū)隔，然代表不做事，做事者非代表，其間的分寸很不容易拿捏；特別是實際做事的不僅沒得到足夠的鼓勵，反而因權力和財富都可能導致腐敗而受到各種限制。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