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吏胥

　　（文/潘洪鋼）

　　前面談清人的名片時曾提到，乾隆時威名赫赫的大帥福康安征西藏歸來，曾有一戶部小吏求見他，為了把一張名片遞到這位福大帥手中，這人前后也花了十萬兩的銀子。那么，這位小書吏為何要見福大帥，又達到了什么目的呢？據(jù)記載：這張名片遞上來了，說是來“賀喜求賞”的。?？蛋埠蔚热?，立即發(fā)了脾氣，“小小的胥役，也來向大帥索賄？這家伙如此膽大，一定有什么說的，且讓他進來”。小吏進來后，福康安厲色而問，小書吏也并不怯場，侃侃而談，竟也說出一番大道理：“索賄肯定不敢，但大帥您此次用兵，用款達數(shù)千萬之多，此次報銷冊籍太多，必須多添人手，日夜趕辦，要在幾個月之內(nèi)，全部辦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時關(guān)注西藏的捷報，正在興頭上，定會一喜而定。如僅就部里現(xiàn)有的人手，一樁樁卷宗地申辦，辦完一件上報一件，沒有幾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時，今天一份奏報，明天一份奏報，皇上天天看你的軍費報銷案，必定厭煩，那時再有些人乘機發(fā)些議論。這么多的軍費報銷哪會沒有一點不合規(guī)矩的，到時必興大獄。我這是為大帥您考慮，并不是為戶部這些小吏著想的。”一番話出口，?？蛋不腥淮笪?，對這小吏“大為激賞”，立即下令糧臺給戶部特?fù)芰硕偃f兩，用于軍費報銷案的處理（清·歐陽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囈》卷下，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頁）。

　　此處說的小書吏，就是吏胥中人了。清代從中央各部院，總督、巡撫衙門到地方道、府、州、縣各級機構(gòu)，除了主官外，就是這些具體辦事的吏胥了，他們既有文職人員，如處理部、院文書、雜務(wù)的小吏；縣衙中的六房，所處理的事務(wù)，對應(yīng)于中央的六部，專司各種文案和具體事務(wù)；州縣中也有雜役人員，如縣衙中的“三班”，主要是負(fù)責(zé)縣衙的保衛(wèi)、內(nèi)勤和社會治安案件的緝捕等。這些小吏、佐雜人員雖然大多沒有品級，卻有定額，如清制規(guī)定，京城中所有中央各部吏役人數(shù)總計約為一千二百人左右，州縣衙門此類人員也有定數(shù)，如一縣吏役，包括六班書吏、教官雜佐人員、衙門門斗、弓兵人等總數(shù)不得過百人。事實上，吏胥的人數(shù)遠(yuǎn)遠(yuǎn)超過規(guī)定，中央戶部一家吏胥之?dāng)?shù)就超過規(guī)定的京城總數(shù)，大的州縣往往超出規(guī)定人數(shù)的十倍有余，而且還有很多是不在冊的“白役”人員，就是官員為應(yīng)付繁雜事務(wù)而召募的編外人員。至晚清時期，游百川《清懲治貪殘吏胥疏》中說：大的州縣吏胥達二三千人，次者七八百人，至少者也有三四百人。清代全國大縣過千，其吏胥人數(shù)之眾，難以計數(shù)。而且此類人員，多半沒有合法收入，即使是在冊人員，也只有少數(shù)人有微薄的“工食銀”，大多數(shù)人員的收入，靠的是案件的辦理費用和各種臨時開支。想要這些人不謀取法外收入，幾無可能。

　　吏胥，是清代政治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清代繼承中國封建專制王朝對官員的限制，如官員的南北回避制度，使得官員往往要在遠(yuǎn)離鄉(xiāng)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職，官員不久于一地一任，調(diào)動頻繁等等，此類制度的主要出發(fā)點是對官員權(quán)力進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員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卻是，清代法律繁復(fù)，律例并行，非專業(yè)人員一般難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務(wù)不斷出現(xiàn)，社會事務(wù)劇增。官員又多為科舉出身，對于一般事務(wù)性問題的處理能力低下，勢必只有依賴這些吏胥承辦和執(zhí)行具體事務(wù)。與流動性極大的官員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長期盤踞一地，專司一職，熟悉當(dāng)?shù)仫L(fēng)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敝官員，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稅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謀取私利的情況極為普遍。官員們當(dāng)然也會腐敗，但他們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官半職，多少也要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慮，制度上對官員的監(jiān)督與限制也還有些作用，很多讀書人也還有點所謂知識良知。而吏胥就不同了，這些人多少通點文墨，但在清代他們上升到官員的路途已經(jīng)堵死，不能正常轉(zhuǎn)升，其子弟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清朝文獻通考》卷27，《職役一》：“各衙門皂役人等，例不準(zhǔn)其為官，其子孫亦不準(zhǔn)其應(yīng)試”。于是這些人，剩下的就是謀生和營利一途了。無論多好的制度與措施，到了這幫人手上具體執(zhí)行，無不百弊叢生?！肚灏揞愨n·胥役類》：清代名臣陸隴其曾說“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指的是法律的繁復(fù)，利是指群官貪利，而其中心卻只有一條，就是吏胥的問題。郭嵩燾說“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quán)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jiān)、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zhèn)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jiān)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把清朝的天下說成與小小吏胥共有，事情可謂嚴(yán)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順治八年，御史秦世楨就在江南懲治了一批擾害百姓的吏胥，并提出地方官員要限制吏胥數(shù)量，不得于定額之外增加人員，對這些人任職的時間，也要依制嚴(yán)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職，把持官府事務(wù)。此后，也有多次對針對吏胥的裁革行動。但清代各部事務(wù)繁雜，官員們離了這些人根本無法辦事，吏胥數(shù)量越裁越多。官員們每辦一案，處一事，必查部中舊例，“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未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yè)，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zhí)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員們?nèi)温殨r間一般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數(shù)次調(diào)動，就是有任職稍久的，也沒有幾人能認(rèn)真對待舊案舊例，他們還要忙于官場上的應(yīng)酬，詩酒往還，而吏員正好借事弄權(quán)，撈取好處。晚清時胡林翼就說：“大清律易遵，例難盡悉；刑律易悉，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于實政無絲毫之益?！薄傲恐悖瑹o異宰相之柄?！敝燎迥饩w時有人建議銷毀這些沒用的檔案以減少吏員對事務(wù)的把持，于是派了一位陳御史前去戶部查辦，戶部吏員打開倉房，例案堆集得與房檐一樣高，請御史查看，這位御史也不知從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說，擇其中較重要的留下來吧。吏員說，每一件都很重要，還是請御史大人自己來挑吧，陳氏沒辦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殘破的卷宗銷毀，回去銷差了事。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帥口中討食之事，他這一次，為戶部要來銀子二百萬兩之多，自己自然也賺得個盆滿缽滿。京師各部中，吏員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戶部，因為所有各地方的報銷與稅收事務(wù)都要經(jīng)過戶部，事務(wù)最多，借機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機構(gòu)，吏員不過千人，而實際上，戶部一家吏胥人數(shù)往往超過此數(shù)。其他各部也因其職責(zé)而中飽私囊。如吏部，因為掌握了官員銓選等職事，對于官員上任、候補、調(diào)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當(dāng)年有一個候補知縣，應(yīng)當(dāng)補某缺，吏部來了一封文書，說這一缺該當(dāng)你補，但按例你得給我一千兩。知縣思忖，這事本來就該是我的，何必再花這么一大筆銀子，于是不理會部中小吏的索賄。結(jié)果，那個缺額頂補卻給了別人，他托人打聽才知，部吏在補缺時說他原來曾經(jīng)過保舉，一個人站了兩個補缺途徑，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h令急忙請求部吏幫忙，那小吏說，這次你是來不及了，若要為將來計，你要另給五千兩。否則只能在兩班中注銷一班。縣令籌不到這筆巨款，只好注銷保舉一班，一心等待候補。結(jié)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來這次保舉有個縣令實缺的名額，可惜你注銷了，縣令聽了懊喪不已，卻也無可如何。吏部一個小小書吏，本沒有任何品秩，索賄不遂，也可以把個縣令折騰得半死。

　　小吏有時也敢向部院大員直接索賄：禮部某尚書為其母親請旌，家鄉(xiāng)的地方文件已經(jīng)到部，正在辦理之中。某夜三更，忽有部中禮房小吏來訪，說是有公事。問何事，答稱為公請旌事。尚書有點不耐煩，請旌事不用來找我。小吏更直截了當(dāng)：“公要為母親請旌，得給我一萬兩。”尚書怒：“你敢跑來訛詐我？”那小吏卻不慌不忙地說了一番話：你想想，你父親是某年戰(zhàn)死的，當(dāng)年太夫人遺腹生了你，你參加科舉考試時少報了兩歲?，F(xiàn)在要請旌了，年齡上對不號，按履歷上講，你是在你父死后兩年才生的，道理上怎么也說不過去。尚書想想也是，就問小吏該如何辦。小吏說，考試時，府縣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記錄，現(xiàn)在想要把歷年來所有這些記錄都改過來，花費可能不小啊。尚書不得已，只好給了這小吏一萬兩。

　　如此庸懦的尚書，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當(dāng)然治不住小小書吏。有時，遇到大員強干，或許會對屬下吏胥的行為有所抑制。清人陳康祺《郎潛紀(jì)聞初筆》卷十三載：如康、雍時名臣張廷玉主持吏部時，一個小吏拿了一份文書給他，說是地方報來的，把元氏縣誤寫為先民縣，要求把文書發(fā)回地方駁問。張笑道：這文書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錯寫成元氏二字嘛，也許是會有的，現(xiàn)在多寫了幾筆，肯定是這幫書吏加了幾筆，無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賄罷了，于是重責(zé)了書吏。張廷玉為吏部侍郎時，有個蠹吏張某，善于舞弄文法，京師內(nèi)外官員為其所害者甚眾，人稱“張老虎”，張廷玉對他痛加懲治，朝中權(quán)貴多有前來說情，張一律不予理會，被人稱為“伏虎侍郎”。

　　當(dāng)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為，往往也有人在背后支持，遇到這種情況，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時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當(dāng)年，京中各門差役，以崇文門守吏最貪，過往行人與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進京，所帶行李甚多，為門吏留難，花了大筆銀子才進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見了管城門的某親王，他正準(zhǔn)備上前責(zé)問時，沒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稱謝：“昨天公入城，何必給這幫小的們賞了那么多銀子啊”，稱謝再三，弄得向以言辭犀利著稱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說什么了。

　　有時候，部院大臣也會被吏胥們整治得丟官去職。如晚清時閻敬銘掌戶部，馭下極嚴(yán)，整得倉庫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紅頂卻不知所終，四處尋找不得，等他在別處找了個代替品再去上朝時，太監(jiān)們已到朝房來催促了幾次了。這類耽誤事的情況屢屢發(fā)生，終于觸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職離開了戶部。其實他心里也清楚，這只不過是庫吏們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這種情況就更為普遍了。每當(dāng)一項差使從巡撫、布政使衙門簽發(fā)下來，送文書的吏員總要討賞。上任時，又要給大員周圍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則，日后百般刁難，凡有文書送達，則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于大員，這也成為所謂“陋規(guī)”的一種。

　　州縣官員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這幫盤踞于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員們初到一地，語言不通，風(fēng)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這些人去辦差。而且，“鐵打衙門流水的官”，官員在一地，長不過三兩年，短的甚至只幾個月就調(diào)走了，也很少會有長遠(yuǎn)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過份，也就相安無事了?！都t樓夢》中賈雨村剛一上任，遇上了一樁大案，卻不知原是恩人家里的親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當(dāng)?shù)厍闆r的“門子”的一番說辭，他險些得罪了賈府的親戚。從吏胥的角度講，每一位新來的縣令都是他們的一次機會，他們要想天方設(shè)地法找到此人的愛好，鼓動他多貪多拿，告訴他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本地的慣例，如此，他們就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漁利了。

　　很多時候，到地方赴任的縣官在省城候任，滯留時間過長，沒有錢上下打點，就把縣里的書吏們叫來，帶著大把的銀子到省城為之“活動”，縣官到任后，自然也就一切聽?wèi){這些人辦理?！板X糧則必假手于戶書，漕米則必假手于糧書，倉谷、采買、軍需等項則必假手于倉書，聽其率意濫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保?span style="font-family: KaiTi_GB2312, KaiTi;">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2頁）所謂除本分利自然是殘民以逞。至于地方官下鄉(xiāng)，更是如刮地皮一般，號稱清官的縣令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中說到了家鄉(xiāng)縣官下鄉(xiāng)的威儀：鄉(xiāng)間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鄉(xiāng)相驗，必帶忤作、刑書、，遂至署內(nèi)門印、簽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儀衛(wèi)、皂隸、馬仆、轎夫一同下鄉(xiāng)，多至百余人上路?！边@么一群人，如同蝗蟲一般，“鄉(xiāng)里數(shù)百畝殷實之家，經(jīng)地方官一番相驗鑼響，皆掃地?zé)o余燼矣?！保?span style="font-family: KaiTi_GB2312, KaiTi;">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中華書局，2-3頁）弄得地方百姓“膽落心寒”、對這幫人“畏如蛇蝎”。

　　至于一般衙役人等下鄉(xiāng)辦案，其勢有過于縣官出動。“先到原告家需索銀兩，謂之啟發(fā)禮。次到被告家，不論有理無理，橫行嚇詐，家室驚駭，饜飽始得出門。”而后再到地保、族保、證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須開發(fā)”。案子到了縣里，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種費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2頁）。因此，地方上盜賊蜂起，百姓不敢報案，報案則枉費銀兩，不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賄放去”。四川省當(dāng)時有“賊開花”、“洗賊名”等名目：當(dāng)一家發(fā)生竊案，差役在鄰近人家中挑選沒有官方背景的殷實富戶數(shù)家，一一拘押索賄，每報一案，牽連數(shù)家，這就叫“賊開花”；鄉(xiāng)間百姓，湊出七八千至十?dāng)?shù)千錢不等，送給差役們，待其填飽了私囊，再一一將所拘之人放回，是謂之“洗賊名”。往往中等殷實人家，經(jīng)此一案，即告破產(chǎn)。所以當(dāng)時就有對聯(lián)說，“若要子孫能結(jié)果，除非賊案不開花?！保?span style="font-family: KaiTi_GB2312, KaiTi;">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頁）吏胥在地方上橫生事端，有時即使是官宦人家也會受到影響，段光清在浙江當(dāng)一個小小縣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鄉(xiāng)安徽宿松縣差役下鄉(xiāng)，為害一方的事，他也無可奈何，只好建議他們平時就在鄉(xiāng)間富裕人家集點資，大小節(jié)日就給縣里的書吏差役們上下打點一番，叫差役們不要下鄉(xiāng)辦案了。（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中華書局，2-3頁）

　　清代吏胥勢力擴張，成為官僚體制下的一個毒瘤，說到底，還是一個體制與社會生活實際不協(xié)調(diào)的問題。清代法律中，律與例并行，律簡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為辦理案件與社會事務(wù)的依據(jù)，非專業(yè)人員根本難于掌握，而官僚們多從科舉出身，既賤視具體事務(wù)，也沒有能力具體操作，勢必只有依靠長期盤踞衙門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勢力惡性膨脹。吏員沒有上升為官員的途徑，多半也沒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們不想方設(shè)法索賄，幾無可能。同時，清代也是一個文牘主義盛行的時代，官員的權(quán)力說大就大，說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復(fù)將情況上報，案牘堆集如山，官員們離開了書辦人員，根本無法辦事，這也成為吏胥從中舞弊的一個原因。雍正時有名的峻臣田文鏡曾說，按制，他一個總督府中只準(zhǔn)有二十人為書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還是趕辦不及，也道出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清中葉以后，社會向近代化轉(zhuǎn)型，出現(xiàn)了許多過去沒有的事務(wù)，沒有專業(yè)人員根本無法承辦，而體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現(xiàn)官僚弄權(quán)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時，太常寺卿許乃濟請馳鴉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五，中華書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頁）。雖然是出于反對禁止鴉片的私心，卻也道出了在吏胥勢張的情況下，法令根本無法執(zhí)行的社會現(xiàn)實。

   （原標(biāo)題為《清代的吏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