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中國法官都背負著一個惡名：裁判不說理。這一狀況飽受學界的批評，卻始終沒有明顯的改善?！?/p>

然而，這里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亦即法理學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探討：中國法官為什么“裁判不說理”？對于中國法官“裁判不說理”的理論解釋，最有代表性的是四種看法。一是腐?。ā胺ü偻鞣ú门?，不敢進行說理”），二是無能（“法官素質不高，沒有能力說理”），三是缺管（“缺乏督促措施，法官不愿下功夫說理”），四是——再往深究就只能歸結為一個萬能解釋——體制（“現(xiàn)行司法制度的原因”）。這些看法反映了中國學者長久以來對本國司法實踐的典型誤解。

中國法官的“裁判不說理”，并非無知之舉，而是有意為之。少數(shù)法官的腐敗、大多數(shù)法官的無能、外部激勵不足以及體制問題都不能成為恰當?shù)睦碛?。中國法官“裁判不說理”的可能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不僅是影響中國法官、而且是影響各國法官說理方式的普遍因素。

一是，掩飾比說理重要，自我防衛(wèi)是裁判說理的首要原則。裁判說理的基本性質是防衛(wèi)性的，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強化論點，而是隱藏弱點。說理是虛弱的，而且說理還會暴露虛弱之處。這決定了中國法官裁判書寫的基本特征：“簡約化說理”。二是，判斷比說理重要，息訟止爭是裁判說理的主要目的。一個司法決定包含了判斷和說理兩個部分，說理服務于判斷，給出的是一個司法判斷為什么正確的可能理由。也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法官裁判書寫的第二個特征：“個案化說理”。三是，溝通比說理重要，判前溝通是裁判說理的基本前提。溝通的內容常常并不筆諸文字，但其意義卻常常比寫在裁判文書里的宋體正楷更為重要。也就決定了中國法官裁判書寫的第三個特征：“程式化說理”。以上三個原因，各國皆然，在中國同樣如此。這實際上是裁判說理具有的防衛(wèi)性、輔助性和后置性決定的。

既然掩飾、判斷和溝通是影響裁判說理的普遍因素，為什么單單中國法官“裁判不說理”？為什么中國法官的裁判說理呈現(xiàn)為“簡約化”、“個案化”和“程式化”的特定風格？這其中必定還有更深層次的特殊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對中國法官而言，當事人比律師重要。裁判說理不能僅僅考慮“誰在說理”，還必須考慮“向誰說理”。兩者在司法實踐中的主體間關系，就是筆者所謂的“法民關系”。本文希望進一步表明的是，中外法官裁判說理的風格差異，正是源自于“法民關系”的不同特征。

典型的法民關系是兩類：一類稱之為“消極法民關系”，法官主要的說理對象是法律同行，當事人以及一般公眾通常處于“消極”狀態(tài)。一類稱之為“積極法民關系”，法官主要的說理對象是法律外行，受到當事人（有時還要擴展為一般公眾）的“積極”影響。在當代中國的積極法民關系中，之所以法官傾向于選擇“簡約化”、“個案化”和“程式化”的裁判說理，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必須直接面對當事人的審查。

法民關系的不同，決定了說理內容上的差異。美、德法官是對律師說理，其“預期聽眾，至少對于上訴審法官來說，主要不是案件的當事人以及關心此案的公眾，而是其他法官以及實務和學術法律人”。因此歐美法官的說理內容通常僅限于法理，而且說服標準較低。相比之下，中國法官主要是對當事人說理。這決定了，中國法官的說理內容通常不限于法理，而且說服標準更高。而且，當法官的說理內容不限于法理教義，還必須貼近常理常情、公理婆理，就會和當事人處于同等的解釋地位。

與此同時，當事人這一說理對象，也決定了中國法官在裁判說理上需要隱藏更深，判斷更慎，溝通更多。法官和學者不約而同地看到，“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主要是認為法院是一個說理、講理的地方”，法院既然是“人民群眾說理的地方”，而不僅僅是“法律人說理的地方”，就必然要尊重“人民群眾的說理方式”，而不僅僅是“法律人的說理方式”。

關于中國法官說理方式及其可能原因的探討，并非僅僅適用于中國。中國經(jīng)驗和美國經(jīng)驗、德國經(jīng)驗一樣，也可以具有普遍意義。法民關系對于裁判說理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法官的解釋地位，二是法官的說理側重。

首先，法民關系制約著法官的解釋地位。也就是說，裁判的說理程度與司法的權威成比例。司法的權威越高，法官說理的防衛(wèi)性越低，判斷的自由度越大，與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溝通越簡單。當代的美國、德國和中國司法呈現(xiàn)為高、中、低的遞減序列。就此而言，美國、德國和中國法官裁判書寫的長度，正好符合三個國家中法官地位的高度：說理的詳略大體與權威的高低成正比。

一如前述，美、德法官面對的主要說理對象是律師、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法律人”同行。因此，美國和德國的終審程序都是法律審，是“法律人說理的地方”。對于名義上兩審終審、實際上多審也未必終審的中國司法而言，每一審都包含事實審。因為在“人民群眾的道理”中，事實始終比法律更為重要。這正如在“法律人的道理”中，法律始終比事實更為重要。

盡管中國法官的裁判說理有其自身特點，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改進的余地。基于裁判說理的影響因素和一般原理，我們可以對裁判文書說理改革的現(xiàn)有方案，做進一步的思考。這方面，學界的建議雖多，不外兩種模式：模仿德國還是借鑒美國。總的來說，這類裁判說理的改革建議都過于學理化和理想化了，對中國法官的現(xiàn)實處境(特別是所處的法民關系)缺少必要的洞察。

一方面，基于中國法官在解釋地位上更接近于德國同行而提出的改革方案(即效仿德國模式的“推理型裁判”)，必須考慮到中國法官面對的說理受眾完全不同。中國法官盡管也會努力尋求實定法的根據(jù)，但是其“找法”的目的首先是妥善處理案件，爭取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最大接受，而不是法教義學的“實定法秩序的體系化解釋”。原因很簡單，中國司法的政治和社會地位，迫使法官們尋求最大程度的立法保護。

另一方面，基于在說理受眾上更接近于美國同行而提出的建議(即效仿美國模式的“修辭型裁判”)，則必須顧及到中國法官所處的解釋地位。就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公信力而言，中國司法的威信只是“微信”。這就使得中國法官的“修辭余地”更小，更需要按部就班，謹小慎微。這種“防衛(wèi)型司法”必然在裁判說理上形成“簡約化”、“個案化”和“程式化”的寫作風格。

總之，中國法官所處的積極法民關系，使其面對的說理難度，要比美德同行更大，這決定了中國法官的說理原則：既要讓普通人易于理解，又要防備普通人的潛在質疑；既要符合法律的一般學理，又不能過于學理。忽視乃至違反這一法民關系的裁判文書改革，只會加重中國法官面臨的實踐困境。當代中國的法民關系沒有改變，司法裁判文書的說理特征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變化。

以往法院系統(tǒng)內的改革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教訓?？傮w而言是兩種思路。一是通過正面引導，漸進式地推動中國法官裁判說理水平的整體提高。典型的代表是“案例指導制度”。一種是形成倒逼機制，激勵法官自我約束。“裁判文書網(wǎng)上公開”就是這樣的被寄予厚望的制度突破口。

對于下級法院而言，指導性案例的遴選實際上是一種“獎賞”。的確會給一些法官更大的激勵，寫出法律推理更清晰、理由論證更充分、特別是對法律規(guī)則做出進一步澄清的裁判。但是就裁判說理層面而言，法官們很可能不會在裁判中主動援引指導性案例。這是因為，援引指導性案例需要“類比推理”。而類比推理很容易受到當事人乃至一般公眾的質疑。裁判文書網(wǎng)上公開也會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尤其是寫得過差的裁判文書，很可能會被“曬”出來，成為公眾嘲諷的對象。

不論是“獎賞”還是“倒逼”，現(xiàn)實的法民關系決定了，這樣的激勵只會對少數(shù)地區(qū)和少數(shù)法官有意義。對于大多數(shù)地方的大多數(shù)法官而言，他們裁判文書的讀者只有當事人。只有當事人讀者的法官，不會有動力把時間花在裁判書寫上?？梢詤⒖挤▏痉ǖ闹贫仍O置，引入類似“案情總結”(Conclusion)和“裁判日志”(Rapport)的內部文件制度，在裁判說理之外，鼓勵法官將案件的思考過程記錄下來，但是不對外公布。好的裁判說理要求將一份裁判文書當做一個整體來寫，而不能割裂為零散甚至矛盾的各個部分。在保留現(xiàn)行裁判文書基本結構的基礎上，應當強化各部分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體現(xiàn)一以貫之的寫作思路。

就絕大多數(shù)案件而言，從中國法官裁判說理的實際特點出發(fā)，以其中好的裁判書寫來引導差的裁判書寫，或許是更為可行的改革方式。法院系統(tǒng)可以從內部培訓的角度，加強關于裁判說理范本的篩選、學習和討論。此外，目前的裁判說理范本(包括“最高法院公報案例”和“指導性案例”)還太過注重“法律關系”，以實體法的法律解釋為主。要真正實現(xiàn)“類案類判”，應當是“法律關系”與“法民關系”并重。

如果具體案件不能得到當事人和普通公眾的信服，一般性的法治目標也注定難以實現(xiàn)。而個案總是處于特定的法民關系之中。對中國法官裁判說理的認知與改進，離不開對其所處的法民關系的深入思考。承認、直面和認真對待法民關系的客觀制約，是我們理解、反思和完善中國法官裁判說理的必要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