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瓷 社稷神器

   清代許之衡在其《飲流齋說瓷》一書中言：“吾華制瓷可分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窯等難以逾越的青瓷制瓷工藝水平和成就，其心悅誠服地將有宋一代排列為中國陶瓷史上第一個全盛時期。

    其實何止于此，在我們今天心懷敬意地仰望宋代五大名窯的藝術高峰時，宋代社會的發(fā)展，科學技術極大的進步，使得制瓷工藝更為臻精湛，其傳世作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固然是深值得贊頌的一方面；但與之相輔相成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建、內府監(jiān)管（制樣）、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專門為宮廷燒制產(chǎn)品的窯口，

    這種毫無商業(yè)功利、純粹以達到追求精美陶

瓷藝術品為根本目的的窯口，不獨將中國高古

陶瓷的制作藝術推向了巔峰，在中國陶瓷發(fā)展

史上，其唯美主義、非功利的藝術實踐和追

求，也實有著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成為后世陶

瓷官窯制度的典范和濫觴。而開先河者，就是

宋徽宗親躬創(chuàng)建的“北宋官窯”。

    在徽宗的“北宋官窯”設置之前，雖然也出現(xiàn)了定窯、建窯、汝窯、鈞窯等諸多帶有貢御性質的窯口，且聲譽卓著，享譽天下，代表著當時天下陶瓷藝術的最高成就。南宋葉寘在其《坦齋筆衡》中也曾記載道，“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直接申明且確認了定、汝兩大名窯身負朝廷敕命燒制貢瓷的身份，但這些窯口反過來說，也正如葉寘所言，不過只是 “承命”燒制貢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為朝廷燒制貢御瓷器的同時，還要燒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參與正常的商業(yè)活動，以保障其窯口的利潤，達到發(fā)家致富的事業(yè)追求和目的。南宋學者周輝在其《清波雜志》一書中也記述道：“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無疑已說明了這些燒制貢御瓷器窯口的根本性質，朝廷對其直接控制不假，不過總的來說，其本來身份還是民窯，要注重商業(yè)利潤，燒制貢御瓷器只是其生產(chǎn)活動的一部分，也即史書上所稱的“民代官燒”或“官搭民燒”，所謂的燒制御用瓷器亦即“貢御”的色彩和榮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稟賦的，其與徽宗按照自己的設計、親自指揮燒制瓷器藝術品的北宋官窯，以及后來南宋“襲故京遺制”，所創(chuàng)建的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因為這三個官窯設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地生產(chǎn)御用瓷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擔任何民用商品的生產(chǎn)，是為純屬官辦的、也只為朝廷燒制產(chǎn)品的“國有企業(yè)”，當然，這在客觀上，其也是被皇帝個人和朝廷壟斷的瓷器種類。

    基于官窯的這種特性，北宋官瓷身份和地位的高貴是顯而易見的，非民窯包括承命燒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窯口所能與之相比的。尤其在瓷器作品的設計制作上，官窯專為皇室禮儀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務的宗旨，就決定了它不會如民窯那樣，為了市場利潤而必須考慮成本和銷路，或考慮是否能為大眾所接受，其完全不用理會藝術創(chuàng)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窮盡其能、發(fā)揮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擔憂的銷售市場、利潤負擔以及生存問題。故從選料到制作再到燒成，精益求精，不惜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原料用于生產(chǎn)，追求至高的藝術境界，徽宗所親自創(chuàng)建的北宋官窯更有著窮奢極欲的表現(xiàn)。而在這樣無上優(yōu)越的條件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但保下，大師巨匠云集的北宋官瓷窯口，自是有著驚世的作為，其不僅造型規(guī)整，制作精美，品質優(yōu)良，也將青瓷的制作技術、釉料配制、工藝質量及審美意趣等，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華貴的皇家氣韻，實乃無與倫比，堪為天下之冠。其實，有徽宗這個才子君王舉國家之力親自主理，北宋官窯在宣政風流的合唱中，若沒有美妙高亢的音色和音符，燒制不出高于為生存計的民窯的作品，那就不叫北宋官瓷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宋官瓷在很大程度上堪稱帝王之瓷，代表著中國陶瓷的經(jīng)典藝術和貴族文化。從窯口的性質而論，北宋官窯乃徽宗也即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國有企業(yè)”，其僅為滿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個人對瓷器更高的審美要求，在燒制產(chǎn)品上遠非一般窯口那樣大規(guī)模的成批燒造，只是根據(jù)朝廷的需要和徽宗個人的興趣，在向經(jīng)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時，時燒時停，不斷調整，作品極為精少，罕珍難求，且因其作為專供皇室的物品，毫無流向民間的機會，且在歷史上也從沒有過作為商品出賣的歷史，不要說普通的商賈市民了，即使當時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賜，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藝術特征及高貴品位難為一般藏家所知。

    北宋官瓷有句諺語言：“識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能得到徽宗賞賜而識得官瓷的，非侯即相，定貴為朝臣，是統(tǒng)轄一方、“出有車食有魚”坐江山的肉食者，絕非平民百姓。清代學者陳瀏在其《陶雅》一書中也道：“宋官窯者絕不經(jīng)見，世人罕能識之者”，無不說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其絕對是僅見于宮中，為世代相傳的寶物，世人罕能一見。加之北宋官瓷本身稟賦的珍貴價值，歷史上也從沒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歷史上大量考古發(fā)掘中，也根本不會有什么出土的例子。現(xiàn)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宮，絕大多數(shù)收藏在臺北和北京兩家故宮博物院。據(jù)有關資料統(tǒng)計顯示，其總數(shù)不超過40件，海外雖有幾家著名的博物館零星收藏幾件，也盡是當時八國聯(lián)軍的強盜行為所致，是他們侵略中華燒殺略搶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藝術品味和尊貴價值可想而知。

    其次，因為北宋官窯完全為了社稷祭祀等國家禮儀以及徽宗個人的文化愛好和添彩皇宮的華貴、莊嚴而建，所以燒制的瓷器在造型、裝飾及施釉和工藝等方面，不獨高度體現(xiàn)著徽宗極高的審美意趣，且嚴格按照宮廷設計的操作流程及樣式進行燒制，作品基本上仿三代青銅器、玉器等古樸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窯瓷器極富宮廷用器的莊嚴色彩，作品也多為社稷之禮器，尊貴和大氣，不僅與民間窯口所燒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別，其內在的文化含量和氣質胸襟也是民間窯口追仿不像的，更說不上民間使用的問題了。當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嚴格和嚴謹，北宋官窯絕不會象民窯商品生產(chǎn)那樣熱鬧，大興競爭、大量燒制，以至熙熙攘攘象趕會那樣。故相較之下，北宋官窯規(guī)?？芍^小之又小，存世時間也緊付于王朝的基業(yè)，成、住、壞、空全隨北宋之興滅，這在客觀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運，雖光彩照人，但轉瞬即逝。更加之其作為國用禮器，在當時不會任由各窯口窯系隨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現(xiàn)民間仿制，如龍泉、鈞瓷等窯口窯系），且出于朝廷的尊嚴，非精品可能全部加以毀棄和深埋處理，使得瓷片在民間也很難找到。

    因此，北宋官瓷縱獨具風范，冠絕天下，為

王者手筆和社稷之神器，但因其燒制時間的短

暫、傳世器物及資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見窯址的

謎團等等因素，這讓后人在解讀和仰望北宋官

瓷這座巍峨的藝術巔峰時，不能不存有許多遺

和惆悵，乃至產(chǎn)生許多誤讀及有違客觀的臆測，諸如什么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以及什么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說等。

    再者，作為北宋帝國唯一的“國有”窯口，借用皇權的力量和帝國的金子招牌，為達到更高的藝術水平，北宋官窯會理所當然地擁有帝國當時最高的燒制工藝和技術，并且，也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藝大師加盟其中，這是帝國至高無上的榮譽，況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藝術奇才。此外，以國庫存有燒不盡的銀子之氣度，北宋官窯自設置之始，便不同于其它窯口蠅營狗茍對制瓷成本的算計和苛求，其配釉的原料，包括輔佐的玉石、翡翠、瑪瑙等，無不是上上之選，且毫不吝嗇。比如與汝瓷作品一些薄的幾乎露胎的瓷釉對照，北宋官瓷在著釉上，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質感，無不是數(shù)次施釉，哪里會算計什么釉漿的工本？作品出窯的溫潤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無疑問，上好的原料、經(jīng)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藝，以及大師巨匠群賢畢至的風云際會，對完美作品燒成的助益是必不可少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靜、意蘊深遠的美感，以及釉質溫潤瑩澈、肥如膏脂的樸和光芒，乃至大小不一、深淺各異的冰裂紋片，均不乏寶石、瑪瑙潛在的光輝和神韻，這也是只作為承命貢御窯口的汝瓷無法與之攀比的美好事物?？梢哉f，北宋官瓷造型莊重古樸，釉色潤美如玉，紋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紅如鐵等清籟幽韻、趣雅拔俗的典型藝術特征之形成，大師深厚的功力和制作工藝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貴的輔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后世許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藝術高峰，或者不能抵達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質，其主要原因，在未諳北宋官瓷燒制工藝精髓的同時，也多出自配釉原料的選擇和不吝使用上。這正如俗話所說的：“沒有金剛鉆，休攬瓷器活”，精打細算地舍不得用料，特別是追求成本的降低而謀求最大的商業(yè)利益，又何以能燒出令人為之傾倒的藝術珍品呢？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驚世創(chuàng)造和不朽的藝術，也非徽宗這個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貢篚銀貂金作籍，官窯瓷器玉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