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偏見，拉丁語文學者并非沒有努力去回擊，只不過在費尼看來，這些努力并沒有在根本上擺脫偏見，相反，只不過是在接受了偏見的預設后，對羅馬進行剪裁?；菟悸突羲狗査龀龅木褪沁@種不徹底的努力：他們費力地從羅馬的戲劇節(jié)和口述故事中構建一個羅馬的“本土神話”，把“羅馬和意大利地區(qū)的神話活動”抬高成一個本土的、原創(chuàng)的活動。在費尼看來，這些做法不過是承認了希臘模式所提出的“欠缺”，實質上是對希臘模式的膽怯。這些削足適履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偏離了對事實的關注”，這個事實就是“在遺存下來的羅馬文化中，有數(shù)量龐大的神話學材料是希臘的”（第65頁）。然而，費尼同樣不接受這樣一種做法：為了避免和希臘產(chǎn)生對照，故意躲閃“希臘對羅馬有著巨大影響”這一事實。

他要做的就是正面認下這些事實，并且在這基礎上重新構建一個范式，從根本上掃除羅馬“欠缺”的惡名，進而也掃除為填補“欠缺”而進行“本土神話”尋找的努力。拉丁語文學者的另一種努力則更為根本，也就是費尼一直提及的那場羅馬宗教的“重估運動”。費尼與“重估運動”所建立的范式有著更加糾葛的關系。一方面費尼受益于這場運動對于兩大偏見的批判，并且承認自己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可以容納“重估運動”的結果；另一方面，費尼也要指出這場“重估運動”中偏見的遺存。費尼和“重估運動”的較量主要體現(xiàn)在第四章對“儀式”的討論。費尼認為“重估運動”批評了“用基督教或與羅馬人同時代的希臘人的眼光來評判羅馬宗教的做法”（第4頁），不再關注起源，避免了舊有的由希臘-羅馬對比而產(chǎn)生的“原型-模仿”的思維，進而開始了對于羅馬宗教的實踐的研究轉向。

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對于儀式實踐的重視：重估運動的研究者們強調羅馬儀式中的公共宗教活動，并且更加重視宗教的“社會功能”和“政治維度”。費尼承認并且在其他問題上運用了這一成果。然而，費尼也敏銳地指出，“重估運動”是使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羅馬領域的結果，而這種方法是“以希臘研究領域的結構主義革命為媒介的”（第146頁）。重估運動之所以可以達成，是因為預設了“結構主義的技巧和成功可以從希臘研究領域移植到羅馬研究領域”（第13頁）。這種重估的結果無疑是打倒了一個偶像，又樹立起一個新偶像，使得儀式變成了一種根本性的元素，其他的文化形式都是依附于它的、用來表現(xiàn)它的，一切的文化意義都取決于它們和儀式崇拜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