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云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边@是唐代詩人李白描寫襄陽“大堤”的大堤曲》。翻閱唐代詩詞,直接以《襄陽曲》、《大堤曲》命名或以襄陽、大堤等作為題材的作品不在少數,并且這些詩詞皆充溢著比較濃郁的艷情色彩,使
襄陽這座唐代重鎮(zhèn)儼然呈現出一派風月云雨的“艷都”氣象。

    一、襄陽之“艷”在詩詞中的體現

    艷情文學的繁盛必然是以豐庶繁榮的物質財富作為基礎的?！捌G都”襄陽之“艷”首先體現在襄陽古城的一片繁華:“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日暮行人爭渡急,槳聲幽軋滿中流?！?唐·劉禹錫《堤上行》)“帶水依山一萬家,襄陽自古富豪奢。北軒二月回頭望,紅日連城盡是花。”(宋·賈黯《襄陽》)。宋代詩人梅堯臣在《送周諫議知襄陽》中也描寫到襄陽古城酒肉聲色之富足:“藹藹荊州幾萬家,竟持壺酒望高牙。里兒尚唱銅鞮曲,耆舊爭隨畫鹿車。雄鴨綠頭看漢水,肥鳊縮頂出漁查。鄉(xiāng)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賦可夸?！倍际械姆比A促進了情色行業(yè)的發(fā)展,漢江兩岸的秦樓楚館比比相鄰:“花開漢女游堤上”(宋·歐陽修《奉寄襄陽張學士兄》),“處處風情好,盧家更上樓”(唐·楊巨源《襄陽樂》)。趁興而來的是“風流峴首客”,招搖過市的是“花艷大堤倡”(唐·韓愈《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正如張潮詩中所直言:“昨見襄陽客,剩說襄陽好無盡”(《襄陽行》),襄陽就是這樣一個讓詩仙李白都不吝筆墨、在《襄陽歌》中大肆鋪陳“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的“美酒之都”,“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的“歌舞之都”,笑問“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的“迷艷之都”。宋人筆下的襄陽風采依舊不減當年,歐陽修更是忍不住大呼“樂哉”:“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鶗r邢洺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歐陽修《樂哉襄陽送劉太尉從廣赴襄陽》)

    我們不妨再看看那些“艷都”的女主角———大堤女子們:“二八嬋娟大堤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芰荷,巴東商侶掛帆多。自傳芳酒涴紅袖,誰調妍妝回翠娥。珍簟華燈夕陽后,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搖蕩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北人多識綠云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別煙波傷玉顏?！碧拼娙藯罹拊吹倪@首《大堤曲》生動地描述了她們的生存狀況。大堤女子不僅有著妙曼的姿色,也有著眾多的才藝:“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箋善賦詩。顏貌共推傾國色,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宋·李昉《贈襄陽妓》)“京口貴公子,襄陽諸女兒。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詞?！?溫庭筠《秘書劉尚書挽歌詞二首》)。或詩或畫,或歌或舞,折花踏月,風雅迷人……人間如此佳麗,怎不教人神往?然而這些女子又并非是大家閨秀,她們“大堤狂殺襄陽客”,讓人“身已歸,心不歸”(孫光憲《河傳》)。行旅之人常被告誡道:“大堤女兒郎莫尋,三
三五五結同心。清晨對鏡理容色,意欲取郎千萬金”(唐·施肩吾《大堤曲》);“襄陽傳近大堤北,君到襄陽莫回惑。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張潮《襄陽行》)她們只是淪落風塵、地位卑賤的歌妓舞女,卻也正是她們,才造就了一座讓所有過客流連忘返的“艷都”———襄陽。

    二、襄陽成為詩詞中唐代“艷都”的諸多因素

    (一)政治因素:唐代性愛觀的自由與開放
   

    “唐代,政治、經濟、文化都很發(fā)達,妓業(yè)也在發(fā)展,達到了一個相當鼎盛的時期。這種情況的產生具有多種復雜的原因:一是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較開明,對于官吏宿娼,不僅沒有法紀約束和輿論非議,而且會被視為風流韻事而傳為美談,甚至加以仿效;在民間,私通都不算什么太嚴重的事,狎妓更算不得什么了。二是經濟的繁榮使城市發(fā)展,流動人口增多,從而增添了臨時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經濟造成兩極分化,有些貧家女賣身,從而又能在市場上滿足這種需要。三是社會繁榮、國家富庶,使帝王、貴族縱情聲色享樂,而帝王淫樂生活又影響社會……”[1](P493)由此可見唐代社會的性自由度相當之大。全唐詩中就有大量反映唐代人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的作品,而離婚與再嫁的現象也非常之普遍。相反亦然,正是因為唐代社會如此自由開放的性愛觀才使得唐人詩歌形成“艷情”之風有了現實的基礎,才使得襄陽古城成為唐代“艷都”有了較大的可能。

    (二)自然因素:明秀撩人的自然風光

    自然景色對人類性愛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大漠荒原的自然景觀難免讓人產生失力乏味的感覺,甚至會使人的思維較往常顯得遲鈍;而青山綠水的旖旎風光則比較容易讓人精力充沛、思維敏捷,自然而然地撩撥起人們那纏綿悱惻的無限情思和熱情奔放的性愛欲望。

    襄陽正是這樣一個地方:古城一帶緯度位置稍低,氣候比關中溫暖,景致更加明麗鮮艷。唐代詩人李益曾在《送襄陽李尚書》中描寫襄陽景色:“天寒發(fā)梅柳,憶昔到襄州。樹暖然紅燭,江清展碧油。風煙臨峴首,云水接昭丘。”;裴夷直的《奉和大梁相公送人二首》則云:“北津楊柳迎煙綠,南岸闌干映水紅?！彼未娙藙⑦^在《紅酒歌呈京西漕劉郎中立義》也寫道:“峴山之北古襄陽,春風爛漫草花香”。襄陽的水是“綠沙如雪”(李白《襄陽曲四首》之三)、“清如玉”(元稹《襄陽道》)的漢江水;襄陽的山在煙水迷蒙中更有著“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臨眺》)的佳境。詩人孟浩然甚至贊譽家鄉(xiāng)襄陽的山水遠比以秀美著稱的江南會稽愈顯明媚:“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孟浩然《登望楚山最高頂》);“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游。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毙彀藏懙囊皇住额}襄陽圖》更讓襄陽山水之美升華為一種文學意境。還有宋代詩人李廌,提及別處風光之好竟也以襄陽作比:“眼前風景似襄陽,
松柏參天竹滿崗。題鴃一聲春欲去,雨催新杏漸嬌黃?！?李廌《題唐洲東寺訪友人不值詩》)由此皆可看出襄陽自然山水的卓然特出。

    在眾多唐人詩中,襄陽山水又不單單作為一種自然風景出現,而是伴隨著人文“艷情”的意象。竇鞏《襄陽寒食寄宇文籍》詩云:“煙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大堤欲上誰相伴,馬踏春泥半是花。”李白《襄陽曲四首》之一云:“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眱墒自娭卸家浴盎ā?、“月”等字眼隱約提到了大堤之上的女兒們。張祜的一首“大堤花月夜,長江春水流。東風正上信,春夜特來游”(張祜《襄陽樂》)則更為直接地指明了明艷鮮麗的春夜里詩中人所游所尋的特定目的。白居易在《送馮舍人閣老往襄陽》中笑囑友人“莫戀漢南風景好,峴山花盡早歸來”,大抵也不會是單指對自然風光的留戀,而更多的是指漢水之濱、大堤之上那艷麗如花的女子們吧?！敖瓭h饒春色,荊蠻足夢思”(唐·李逢吉《再赴襄陽,辱宣武相公貽詩,今用奉酬》),由“春色”到“春夢”,明秀撩人的自然風光顯然是促成襄陽“艷都”之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地理因素:便利的水路交通,來往過客絡繹不絕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詩圣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這一名句就簡要地體現出襄陽作為唐代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襄陽“是南北水陸總匯,由此過藍田武關,北接河隴、關內、河東,通過襄陽至洛陽驛路抵達兩河,故李騭稱襄荊驛為‘十道之要路’,十道者,乃就中晚唐政區(qū)而言,大約指關內、劍南、荊南、鄂岳、江西、湖南、黔中、嶺南及兩浙。這十道大部分是南方經濟區(qū),中晚唐時期這里經濟地位迅速提高。……在汴路不通后,此道也成了文武官員、使客聯系京城的惟一大道?！盵2](P93)

    由于襄陽城的地理位置特殊,水路和陸路交通皆十分發(fā)達,使其自古以來就成為國家的軍事重鎮(zhèn):“襄陽自昔天下雄,形勢今處常蛇中”(宋·李曾伯《壽襄閫》),也使得襄陽城市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到唐時已見形勝:“千帆萬帆來,盡過門前去”,唐代子蘭的《襄陽曲》就道出了東西南北來往過客絡繹不絕的空前盛況。

    經由襄陽的過客,其身份是多種多樣的,有行跡四海的商人,有上京趕考的舉子,有升遷京都或遭貶湖廣的官員,亦有專程慕艷名而來的富豪闊少。不同的人對“艷情”都有著不同程度的需要:商人長年旅居外地,妻子不在身邊,于是那些大堤女兒們恰好充當了露水夫妻的角色,滿足商旅們臨時的“性”需求。如唐代詩人吳融《商人》一詩中所言“百尺竿頭五兩斜,此生何處不為家。北拋衡岳南過雁,朝發(fā)襄陽暮看花。蹭蹬也應無陸地,團圓應覺有天涯。隨風逐浪年年別,卻笑如期八月槎。”

    上京趕考的舉子大多正值青春年少,處于對“性”的需求非常強烈的時期,不論是帶著進京時的向往和沖動,抑或是金榜提名后的欣喜若狂、名落孫山后的焦躁不滿,都會在途徑襄陽大堤時與那些在楚館秦樓、酒鋪茶座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們達成一種自然而然的默契。這種默契不僅是在唐代,也不僅是在襄陽,文人與妓女的特殊情愫早已深深地浸透到中華五千年的文化里。

    苦悶不得志,或是志士遭貶,官員們對仕途不順的釋懷也恰如其分地轉移到艷情中來:“昔在京城心,今在吳楚末。千山道路險,萬里音塵闊……心有無眹環(huán),腸有無繩結。有結解不開,有環(huán)尋不歇……襄陽大堤繞,我向堤前住。燭隨花艷來,騎送朝云去。”(元稹《酬樂天赴江州路上見寄三首》)

    襄陽城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會友”成為一項重要的交際活動,如李涉《中秋夜君山臺望月》:“大堤花里錦江前,詩酒同游四十年。不料中秋最明夜,洞庭湖上見當天。”又如“悠悠世路自浮沉,豈問仁賢待物心。最憶過時留宴處,艷歌催酒后亭深。”(呂溫《道州奉寄襄陽裴相公》)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文人的會友也是離不開“大堤”和“艷歌”的。無論是考取科名、獲得官職還是官場失意、壯志蹉跎,文人的自憐和交友都在襄陽成為“艷都”的進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窗碧嶂滿,拂鏡滄江流。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游。朱顏君未老,白發(fā)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账佳蚴遄?墮淚峴山頭?！?李白《憶襄陽舊游,贈馬少府巨》)如此一來,襄陽儼然如同“京城后花園”一般在詩詞中博得了“艷都”之盛譽。

    (四)文化因素:楚地文化的影響以及久遠的歷史淵源

    充滿艷冶風情的《大堤曲》,本是樂府西曲歌名。與《雍州曲》皆出自《襄陽樂》。梁簡文帝《雍州曲》有以《大堤》為題的,為唐《大堤曲》、《大堤行》
所本。襄陽并非在有唐一代才突然地顯現出其作為“艷都”的風貌來,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的。

    襄陽地處楚地,一方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浸染,另一方面則保持著其骨子里的楚文化色彩,即古巫文化中對“性”的放蕩與膜拜———一種少受禮樂文化約束的野性之美。自《高唐賦》以來,巫山神女與襄王幽會的艷情神話早已深深刻入文人心底,“朝云暮雨”也早已作為“男女性事”的隱諱之語而固定下來。這在許多關于襄陽的艷情詩文中都有體現:“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看不見,紅霞影樹鷓鴣鳴。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唐·劉禹錫《雜曲歌辭·踏歌行》);“微動翠蛾拋舊態(tài),緩遮檀口唱新詞?？纯次枇T輕云起,卻赴襄王夢里期”(唐·張祜《觀楊瑗柘枝》)等等。另外,《詩經》中多次提到的“游漢女”也有著如“高唐神女”般的云雨意象:“帝下真符召玉真,偶逢游女暫相親。……花枝臨水復臨堤,閑照江流亦照泥。千萬春風好抬舉,夜來曾有鳳凰棲”(元稹《襄陽為盧竇紀事》)。這些在很長的歷史積淀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象也是襄陽之所以可稱為唐代“艷都”的又一原因。

    其他還有文學作品的傳播等等因素,文人們除了積極參與“艷都”活動外,他們還將才學和性靈凝結成一篇篇詩詞,代代傳唱,使襄陽“艷都”的地位得以確立,并使得襄陽之艷成為一種固定的文學意象傳承數百年,直至明清。

參考文獻:

[1]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3.
[2]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