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元代奎章閣和宣文閣的11位鑒書博士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考辨,糾正了一些不正確的說法,并考證出杜秉彝、劉中守、哈喇圖為鑒書博士。同時,結(jié)合諸位鑒書博士的任職時間、鑒賞作品等,對鑒書博士的定員、名稱、用印等進行了具體的分析。
關鍵詞:鑒書博士 杜秉彝 王沂 劉中守
元天歷三年(1330)正月,奎章閣始設鑒書博士一職,秩正五品,專一辨驗書畫,至元六年(1340)改系于宣文閣。以柯九思為代表的諸位鑒書博士,稱名于元代中后期的書壇畫苑,對于元代書法史、繪畫史以及書畫鑒賞等方面的重要意義,不應忽視。關于鑒書博士,以臺灣學者姜一涵先生關注較早,初有《元代奎章閣和宣文閣的七位鑒書博士(上)》一文,主要對柯九思和王守誠二人進行研究,之后出版《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一書,又對宣文閣的七位鑒書博士王沂、周伯琦、麥文貴、歸旸、鄭深、李黻、劉某進行了介紹。 此外,傅申、黃惇、宗典、孫向群等先生,亦從不同角度對部分鑒書博士有所散析, 但未及全面觀照。為補其闕而厘其非,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有關鑒書博士的諸多方面問題,考辨補益如下。
一、關于杜秉彝任奎章閣鑒書博士的記載
姜一涵先生在研究奎章閣時期的鑒書博士時,只涉及到柯九思、王守誠二人,未曾言及杜秉彝,杜氏出任此職向未被人關注。事見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2《元故征士贈翰林學士謚文獻杜公行狀》:
天歷己巳(1329),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jīng)世大典》,……秉彝方為丞相東曹掾,……尋擢秉彝奎章閣典簽,與修大典,書成,遷鑒書博士。今上皇帝御,即命儒臣進說經(jīng)訓,又兼經(jīng)筵譯文官。未幾,拜陜西行臺監(jiān)察御史。
按,文獻杜公指秉彝的曾祖父杜瑛(1204-1273),字文玉,世稱緱山先生,為元初名儒,《元史》有傳。 該卷記至順二年(1331)事,則杜秉彝是年五月遷鑒書博士兼經(jīng)筵譯文官。
杜氏遷鑒書博士,除授經(jīng)郎蘇天爵的記載外,元人詩中亦曾提及。虞集《道園學古錄》卷3錄《次韻杜德常博士萬歲山》一詩,其中有“秘閣沉沉便殿西,頻年立此聽春鸝”句,宋褧《燕石集》卷7錄《和杜德常萬歲山暮春》一詩。按,德常為杜氏之字,《嘉慶安陽縣志》卷18記“杜秉彝,字德?!?。秘閣多指古代禁中藏書之所,此代指奎章閣,據(jù)曾任奎章閣廣成局副使的楊瑀在《山居新話》所記,奎章閣的地點在“西宮興圣殿西廊”,故《道園學古錄》稱“秘閣沉沉便殿西”。由此二詩可知,杜氏與虞集、宋褧曾同游萬歲山并進行唱和,“博士”當指奎章閣的鑒書博士。又,許有壬《圭塘小稿》卷13《太常引·烏克章杜德常寓所二松可愛醉中賦此》之四有詞云:“西清博士,西臺御史,相對又雙清?!薄拔髑濉币鉃槲魈们屐o之所,“西清博士”亦即鑒書博士。
杜秉彝以典簽之職進入奎章閣。姜一涵先生對典簽有專題研究,但僅據(jù)柯九思《丹邱生集》卷3《次杜德常典簽玉泉寺秋日感懷韻五首》,在奎章閣學士院職官表中列“杜德?!敝?,并無具述。 元人文集中人物多以字稱而不稱名,是為一例。
杜氏寂寥于鑒書之史,實與其不久即調(diào)轉(zhuǎn)有關,調(diào)離奎章閣之后多次遷轉(zhuǎn), 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杜氏之才華曾為世稱道,《嘉慶安陽縣志》卷27藝文志記其有《杜參政集》40卷,傅若金稱其“御史才華舊省郎”, 周伯琦則稱其“尚書知畫猶知人,三銓品第才必真”, 于此可見一斑。
杜氏的墨跡已無從得見,目前僅見兩處有關他的書法和題跋的記載:其一是馬祖?!妒锛肪?1《皇元敕贈翰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記載,杜秉彝為其曾祖父杜瑛“書其碑之字”,時間為元統(tǒng)甲戌(1334);其二是《式古堂書畫匯考》卷10《蘇軾虎跑泉詩卷》有“崇文少監(jiān)杜秉彝”同觀的記載,時間為至正元年(1341),同觀者有禮部侍郎泰不華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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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柯九思、杜秉彝的任職看鑒書博士的定員
《元史》、楊瑀《山居新話》、陶宗儀《輟耕錄》、《元朝典故編年考》等均言鑒書博士定員二人,但在未明杜秉彝曾任鑒書博士之前,尚未見二人同時出任的情況。姜一涵先生稱:“另一位鑒書博士是何許人?迄未發(fā)現(xiàn)有關記載,據(jù)個人揣測,……雖制定博士為二人,但一時找不到相稱的人物,所以僅特任了柯九思一人?!?姜先生所指為初立鑒書博士之時,當時杜秉彝尚未進入奎章閣,而此后的“另一位鑒書博士”遂成為懸案。
上已明確杜秉彝任鑒書博士的時間,下面來看柯九思的情況??戮潘迹?290~1353), 字敬仲,號丹丘生,臺州臨海(今浙江仙居)人,由奎章閣參書特擢為首位鑒書博士??率鲜既舞b書博士的時間十分明確,據(jù)遼寧博物館藏《晉人書曹娥碑墨跡》卷后跋:“金源忽石列希元、武夷詹天麟、長沙歐陽玄、燕山王遇,天歷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丑同觀。是日賀敬仲有鑒書博士之命?!苯缓壬源藶橛菁希?實屬誤會,以其用筆體式,此段當為跋中人物歐陽玄所書(圖1),而虞集共四跋,均未言及柯九思出任鑒書博士的日期。
關于柯九思離職的時間尚需加以說明。據(jù)《元史》卷35,至順二年九月,御史臺臣“劾奎章閣監(jiān)書博士柯九思”,而文宗未許,此時柯九思尚未辭去鑒書博士之職。都穆《題虞文靖公隸書》對其離職有詳細的記載:
(至順三年)五月文宗將有上都避暑之行,九思乘間白曰:“……愿乞補外以自效,……”文宗慰之:“朕在,汝復何憂。”翌日,……納印請去。文宗復詔而諭之:“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京宣汝矣。”……中書竟格詔不行,九思遂流寓吳東之胭脂橋。八月文宗卒于上都。
此載已明,柯九思為至順三年(1332)五月去職南下,其說為是。又,傅申先生在“奎章閣年譜初稿”中,記柯氏元統(tǒng)元年(1333)去職南下, 為引宗典《柯九思年譜》 有誤。
綜上分析,杜秉彝為至順二年五月遷鑒書博士,不久即外遷;柯九思為天歷三年(1330)正月至至順三年五月任鑒書博士。也就是說,二人曾同時任鑒書博士,共事時間雖短,且無杜氏鑒書遺跡,但卻可證鑒書博士二員定制之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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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奎章閣鑒書博士王守誠及其任職時間問題
目前所知奎章閣的鑒書博士,除柯九思、杜秉彝外,尚可知王守誠(1296~1349)一人。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今山西定襄)人?!对贰肪?83有傳,記其“轉(zhuǎn)藝林庫使,與著《經(jīng)世大典》,拜陜西行臺監(jiān)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jiān)察御史”。王氏為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的學生,曾從虞集、鄧文原游,中泰定元年進士,出仕四方,屢升屢遷。 王氏亦有詩文名,嘗續(xù)編《太常集禮》,為蘇天爵《元文類》作序,其詩文收入《王守誠文集》,惜已佚。
王守誠出任鑒書博士的起迄時間,尚不能定論。宗典先生《柯九思年譜》稱其元統(tǒng)元年(1333)除奎章閣鑒書博士,年41歲,傅申先生亦從之。 而據(jù)《元史》王守誠傳所載,王卒于至正九年(1349),年54歲。若由此推斷其元統(tǒng)元年出任鑒書博士,年齡則為38歲,則宗、傅二先生之文有誤。宗氏所引亦據(jù)《元史》,而其中并未言王氏出任鑒書博士的具體時間,此斷失據(jù)。其原因,一方面是從柯九思至順三年(1332)五月去職南下到元統(tǒng)元年,至少還有半年多時間;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斷言柯九思被黜之后王守誠即續(xù)職,前文已明鑒書博士定員共二人,柯、杜二人離職到至元六年(1340)奎章閣易名的近十年里,奎章閣是否還有他人任鑒書博士,實難臆測。單就王守誠而言,從他以藝林庫使身份與修《經(jīng)世大典》(1330-1331)到以禮部尚書的身份與修三史(1343年起),其間共二十余年,雖遷轉(zhuǎn)六七次,但具體時間俱不能明。
關于王守誠的書法作品和書畫題跋情況,亦可窺其蹤跡。所傳墨寶有二:臺北故宮博物院《褚遂良臨王獻之飛鳥帖》,王守誠跋居柯九思跋之后,時間是至正二年(1342);北京故宮博物院《唐馮承素摹蘭亭序》,亦有王氏之跋,時間分別是至正乙酉(1345)和至正丁亥(1347)。(圖2)此外,遼寧博物館藏《曹娥碑》宋本跋中稱王守誠等人觀于柯九思家,時間為天歷二年(1329),其官職為太常博士;《道園學古錄》卷10《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后》記其至順元年(1330)十月作跋;《存復齋文集》卷6《趙承旨畫雎陽五老圖》有其跋;《慈溪文集》卷7記載他至正六年(1346)奉敕書寫《翰林侍讀學士呂文穆公神道碑銘》,時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金華黃先生文集》卷26記載他至正七年(1347)奉敕書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惟良)神道碑》和《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掲公(傒斯)神道碑》,至正八年(1348)奉敕書寫《御史中丞董公(守簡)神道碑》,其時均為河南行省左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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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于宣文閣的首任鑒書博士
改元至正之際,更奎章閣為宣文閣,不置學士,惟授經(jīng)郎及鑒書博士以宣文閣系銜。關于何人首任宣文閣鑒書博士,傅申先生稱“在時間上論,周氏可能是宣文閣的第一位鑒書博士”, 事實是否如此呢?
我們先來分析周伯琦任宣文閣鑒書博士的時間。周伯琦(1298~1369),字伯溫,饒州(今江西上饒)人,傳世墨跡頗多,書法各體皆佳,尤以篆書名世。(圖3-1)周氏由宣文閣授經(jīng)郎除鑒書博士,關于他任鑒書博士之記載有主要有四種說法:一為至正元年(1341)說,《新元史》稱“至正元年(1341),……以伯琦為鑒書博士兼經(jīng)筵官”; 二為至正二年(1342)說,《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在介紹周伯琦時稱“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次年升為鑒書博士”;三為至正三年(1343)說,《近光集》卷2中有《歲癸未(至正三年)正月廿八日由授經(jīng)郎升除宣文閣鑒書博士之作》,隨后有《越三日謝恩于咸寧殿入直即事》;四為至正四年(1344)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解說《近光集》作者周伯琦時稱“至正四年甲申升監(jiān)書博士”。據(jù)《近光集》自序記:“至元庚辰之歲,……明年,……又明年,……又二年升監(jiān)書博士?!卑?,“至元庚辰”為至元六年,“明年”指至正元年,“又明年”指至正二年,“又二年”應指至正三年。此處“又二年”應指由“明年”向后二年,而非由“又明年”向后二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誤或為曲解此處而致。而《新元史》為晚出,誤將周任授經(jīng)郎的時間誤為升鑒書博士的時間,傅申先生引用《新元史》,以周氏可能為宣文閣的首位鑒書博士之誤會,恐因于此。又,《宋學士文集》卷64《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銘》所載亦詳,記周“(至正)三年正月升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jīng)筵官?!币颉督饧窞橹苁媳救宋募?,《宋學士文集》著者宋濂與周伯琦為故交,二人的記載一致,故關于周伯琦出任鑒書博士的時間,應以至正三年說為是。
既明周氏至正三年始為鑒書博士,那么何人首任此職于宣文閣?答案是王沂。
王沂, 字師魯,生卒年不詳,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延祐二年(1315)進士,先后任臨淮縣尹、嵩州同知、翰林編修、國子博士、翰林待制、禮部尚書等職,以翰林直學士與修三史,至正二十二年(1362)尚在世,傳世有《伊濱集》。關于王沂出任鑒書博士,以《說學齋稿》所記最詳,卷2《〈君臣政要〉序》云:
至正元年九月,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召……宣文閣鑒書博士臣王沂,授經(jīng)郎臣布達實哩、臣周伯琦等譯而成書。
按,《說學齋稿》作者危素亦曾為宣文閣授經(jīng)郎,上引文后有“臣素執(zhí)事經(jīng)幄,身親見之”,可見其言不虛。
清黃瑞編《臺州金石錄》卷13錄《元鄔處士墓志銘》,首題有“宣□□□書博士朝散大夫兼經(jīng)筵譯文官王沂撰”,“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書”,“宣文閣授經(jīng)郎儒林郎兼經(jīng)筵譯文官周伯琦篆”。該墓志銘所殘泐王沂之職當為“宣文閣鑒書博士”。
又,《伊濱集》卷22《書硯北生傳后》記:
余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定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內(nèi)精鑒賞可召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而已?!?/SPAN>
“待詔宣文閣”, 說明王沂已進入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定甲乙”,當為鑒書博士之職?!吧敝戈懹眩跻释扑]陸友等三位精鑒賞者,可見王沂在鑒賞方面的才識。
難得的是,《元十三家題化度寺碑手跡》中尚可見到王沂的墨跡,該題跋見于《郁氏書畫記》著錄,為清翁方綱所藏,原本下落今已不明,僅存照片。 (圖3-2)同跋者共13人,若盧摯、趙孟頫、趙世延、周馳、劉致、歐陽玄、謝端、康里巎、揭傒斯、張起巖、許有壬、王理等,俱為朝中名流,王沂居于最尾,款落私印“王氏師魯”。翁方綱在題跋中指出王沂“至正初為宣文閣鑒書畫博士”,其所據(jù)亦為《危太樸集》。王沂在跋中稱“余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可見其見識之廣博,或與任鑒書博士有關。
王沂任鑒書博士的時間,未見具體記載?!兑翞I集》卷22《書硯北生傳后》記:“至順間余嘗為硯北生集古印考,……后十年,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第甲乙?!秩?,詔修遼金宋史?!卑矗跻蕿殛懹讶省都庞∽V》作序之時間,由《伊濱集》卷19《〈集古印譜〉記》可知為天歷三年(1330)三月;“后十年”為至元六年(1340);“又三年”為至正三年(1343),與史載1343年三月詔修三史相符。王沂既已待詔宣文閣進行鑒書活動,則宣文閣鑒書博士之首選,非他莫屬。比較而言,王沂任宣文閣鑒書博士時,周伯琦尚為授經(jīng)郎,授經(jīng)郎為正七品,而鑒書博士為正五品,周伯琦升其品秩,已為三年后的事情了。

團扇-辛棄疾詞-1
五、關于“宣文閣博士劉某”
姜一涵先生在研究鑒書博士時,疑元代畫家劉鶚曾為宣文閣鑒書博士, 其文征引了《皇明文衡》卷95所錄明初人王偁生前給自己撰寫的墓志銘——《自述誄》:
外王父姓劉氏,諱某,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為秘書丞,沒王事,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其學淹貫靡不究,博古好雅,翰墨之妙絕當世,偁不及見之。
按,外王父即外祖父; 出僉閩憲,即出任于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沒王事,指卒于官;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二銜,均為所贈之官,非實職。
王偁的至交解縉在《虛舟集》序中也提到了此劉某:“其外大父秘書公尤博學,知名當時,君不及事之?!薄堵勥^齋集》卷1《贈劉僉憲卷后序》亦有記載:
國家……置廉訪使者,閩雖僻遠,……自劉君之除,紀綱法度殆復振舉?!谐志欺E示余征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zhì)直,聰察強敏,守法不撓,仁恕不苛?!?/SPAN>
其詳見于貢師泰《玩齋集》卷6《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修《經(jīng)世大典》,由郡文學辟東魯掾(應為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吏失職,遣君浮海持節(jié),僉廉訪司事。既至,行按建寧、邵武二郡。……然君性外慈內(nèi)剛,……多與人齟齬不合,久之竟以言去。君闔門愈自刻厲讀書,窮日夜不已,興至即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SPAN>
貢師泰所言之劉中守,即王偁《自述誄》所記“劉氏”,亦即吳海《聞過齋集》所記之“劉僉憲”。于此可以明了,劉中守曾為宣文閣鑒書博士,并擅長書畫?!堵勥^齋集》的作者吳海曾受貢師泰的賞識,吳、貢二人所言者亦均元末閩地之人與事,《贈劉僉憲卷后序》與《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應為同時之作?!锻纨S集》作者貢師泰曾任宣文閣授經(jīng)郎,與劉中守俱于至正間任職于宣文閣,又均出任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上序應為貢氏于福建任上送劉氏之作,貢為廉訪使,劉為僉事,劉氏即為貢之下屬。貢氏于至正十五年(1355)任閩海道廉訪使,則劉氏由閩還京的時間應在是年之后,又因劉中守出僉閩憲之前為鑒書博士,則其任鑒書博士應在是年之前。
劉中守既為鑒書博士,則姜先生疑“宣文閣博士劉某”為劉鶚之誤自明。劉鶚(1290-1364),字楚奇,至正元年(1341)累遷秘書郎,十七年(1357)遷廣東廉訪副使,拜江西行省參政。至正元年宣文閣初立,劉鶚時為秘書郎,閩地偏遠,往返費時,故與《自述誄》所記之“由宣文閣博士出僉閩憲,再召入為秘書丞”實難附會;廣東廉訪副使與“閩憲”亦非一職,粵、閩迥異;《自述誄》稱劉氏“贈嘉議大夫、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乃贈官,并非實職,且與劉鶚所拜之江西行省參政不同,贛、閩兩悖。劉鶚有《惟實錄》傳世,且有畫名,但誠未任鑒書博士一職。

團扇-辛棄疾詞-2
六、劉中守的鑒賞蹤跡
文獻中關于劉中守的記載不多, 尤為難得的是,在三件傳世作品中,尚能發(fā)現(xiàn)劉氏的蹤跡。其一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米友仁的《瀟湘奇觀圖》, 卷后有劉中守的題跋(圖4-1):
此卷友仁真跡無疑,山川浮紙,煙云滿前,脫去唐宋習氣,別是一天胸次,可謂自渠作祖,當共知者論。至正癸卯立夏后五日,劉中守書于三山之枕厷行軒。
由此跋知,劉中守齋號名枕厷(肱)行軒。 從內(nèi)容來看,劉氏是精于鑒畫的;但觀其墨跡,筆畫直頓,棱角突出,并不足以稱道。不過劉氏卻有較多的鑒藏印,其數(shù)量可堪與柯九思相比。
在《瀟湘奇觀圖》中,從元至近代收藏印甚富,與劉中守有關的印就有數(shù)枚 (圖4-2):上下相鄰的“劉氏中守”與“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二印,印色一致,可作為劉中守為宣文閣鑒書博士的又一證據(jù)。劉氏被稱為西夏人,“昆侖山牧”、“中山”、“中山世家”等印或與其籍貫有關。
其二為章草墨跡《出師頌》。
除元人張達善的題跋外,還應注意劉中守的鑒賞?。▓D5-2)。該卷正文后亦有陽文印“劉氏中守”,在乾隆跋與米友仁跋之間的接縫處,尚可見幾方半印,當為重裱而致,依《瀟湘奇觀圖》之印推測,這三方印當為“枕 肱 軒”、“昆 侖 山牧”、“宣 文 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表明此帖在元末曾由劉中守鑒賞或收藏。當然,從“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一印的性質(zhì)來看,當為私?。ㄒ娤挛恼f明),不并足以證明此《出師頌》為元內(nèi)府收藏。
其三為明吳廷輯刻的《余清堂帖》中錄王羲之《樂毅論》,其中亦有幾方印應予關注(圖5-1):文尾左上角上下連鈐陽文“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陰文“劉氏中守”二印,位置齊整而靠近,大小相仿;文尾中部有“昆侖 山 牧”、“枕 肱 軒”二陰文?。▓D中僅見半?。?,位置相距較遠,但彼此呼應;文后倒數(shù)四行有陽文“大音”印。枕肱軒即《瀟湘奇觀圖》題跋中所言的枕厷行軒,劉氏所用印似非“枕厷行軒”,而是“枕肱軒”?!靶拈w監(jiān)書畫博士印”、“昆侖山牧”、“大音”三印與《瀟湘奇觀圖》中的相應印近同。啟功先生稱:“《樂毅論》至收入《余清齋帖》,引起石墨之聚訟?!?于劉氏鑒賞之印可知,此本《樂毅論》至少在元代后期已被關注。
另需指出,余清堂本《樂毅論》和《出師頌》均鈐一方陽文“劉完私印”(圖6),劉完與劉中守有何關系,尚不清楚。元代文集標題中人名多以字行,《經(jīng)濟文集》所錄《題劉中守僉憲為閩海憲史馬謙叔賦二首》《題劉中守小景》和《玩齋集》所錄《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稱“劉中守”或“劉君中守”,“中守”應為其字而非其名。印章中也是如此,如趙孟頫的印“趙氏子昂”、柯九思的印“柯氏敬仲”、周伯琦的印“周氏伯溫”等(圖7),皆以字系“氏”,若以名為印則多非此體例,“劉氏中守”亦應循此例。

魚拓題跋-王維詩-1
七、從柯九思、劉中守的兩方印看鑒書博士的印鑒和名稱
《瀟湘奇觀圖》和余清堂本《樂毅論》均有“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一為朱文,一為翻刻。此印涉及到兩個問題:一為它是官印還是私??;二為鑒書博士的名稱。我們結(jié)合柯九思的“奎章閣鑒書博士”印一起來分析。
《獨孤本蘭亭殘卷》 中有柯九思跋,曰“□□二年后丙子十月廿六日……鑒書博士柯九思書”,跋前引首處存有白文印“奎章閣鑒書博士”(圖8-1)。丙子為后至元二年(1336),前文已說明柯九思已于元統(tǒng)元年(1333)辭職南下、流寓吳中,故柯氏所署“奎章閣鑒書博士”已非當時之職,“奎章閣鑒書博士”一印當為私印。關于這一點,孫向群先生《 關于柯九思的“奎章閣鑒書博士”印》 一文已有很好的說明。同樣,我們來觀察劉中守的用印,亦可得到相同的結(jié)論?!稙t湘奇觀圖》中,劉中守跋于至正癸卯(1363),由前文分析亦知,劉氏任鑒書博士為至正十五年(1355)之前,則圖中“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圖8-2)并非劉氏任鑒書博士時所鈐,該印亦應為私印。
關于“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的文獻記載尚有多處,分別見于:《盛京故宮書畫錄》第一冊《唐釋智永真草千文卷》、《唐滕昌祐蝶戲長春圖卷》,第二冊《宋米芾行書卷》,第三冊《元趙孟頫溪山深秀圖卷》;《石渠寶笈》卷5《宋蘇軾春帖子此一卷》;《岳雪樓書畫錄》所錄之《吳仲圭竹石軸》等。另外,《陶風樓藏書畫目》卷1《漢杜度草書卷》上標有朱文的“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4方,卷4《元趙孟頫明堂賦卷》上標有朱文的“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1方,從其拙劣的偽托痕跡來看,此朱文印必假無疑。《漢杜度草書卷》本身不存在不說,將“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與“柯九思”、“敬仲”二印連鈐自是不明奎章、宣文變革之故;而柯九思于至正十六年秋九月跋《元趙孟頫明堂賦卷》更屬荒唐,因此時柯氏已故去,前文已經(jīng)說明,茲不再辨。另外,涵芬樓本《石渠寶笈》三十三冊記載,《宋蔡襄自書謝表并詩一卷》后有“宣文閣鑒書畫”半印,因未見真跡而不明與前面所說的白文“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印”有何關系。
至于鑒書博士的名稱問題,亦需略加說明。柯九思本人的名款和用印中均作“鑒書博士”,歐陽玄則寫作“鑑書博士”(圖9),而劉中守的用印中則作“監(jiān)書畫博士”,可見“鑒”(鍳、鑒)、“監(jiān)”(監(jiān))、“鑑”三字是通用的。另外,除了劉中守用印中稱“宣文閣監(jiān)書畫博士”,宋褧《燕石集》卷12《翰林國史院題名記》亦稱“宣文閣鑒書畫博士承直郎周伯琦”,“鑒書博士”與“鑒書畫博士”二者當為繁簡之間。但在奎章閣時期卻未見“鑒書畫博士”的稱呼,或許與改為宣文閣有關。《畫鑒》一書附張雨題詞,稱柯九思為“鑒畫博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延稱之,應為“鑒書畫博士”的簡稱,但已不合奎章閣初設時官制之名。

魚拓題跋-王維詩-2
八、宣文閣的其他幾位鑒書博士
除以上幾人之外,還可見數(shù)位宣文閣鑒書博士,茲分述之。
鄭深(1314~1361),字浚常,一字仲幾,浦陽(今浙江金華)人,受知于右丞相脫脫,被選為長史,遷宣文閣授經(jīng)郎,再遷鑒書博士, 擢吏部員外郎,官至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值得關注的是,浦陽鄭氏富于法帖收藏,有收藏印數(shù)方 (圖10)。鄭氏家族以孝義聞名,到鄭深時已是九世同堂,為朝廷所重,其富藏一方面應與旌表有關,另一方面則可能與鄭深任授經(jīng)郎和鑒書博士有關。鄭深授脫脫之子,按當時皇室的習慣,皇太子愛遒識理達臘被寄養(yǎng)在脫脫家中,于是鄭深自然又成為其師?!豆琮S文集》卷14《御賜石刻千文搨本后題》:“今上皇帝得智永千文,命近臣摹勒刻,置宣文閣中,所拓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宣文閣寶’而賜之。授經(jīng)郎浦陽鄭深浚常,嘗侍上經(jīng)筵,故預是賜,可謂稽古之榮也?!庇郑怼睹級鄱笞职稀酚浿琳∮希?357)九月皇太子賜“眉壽”二大字,卷15《麟鳯二大字贊》記又賜“麟鳳”二大字,其寵幸若此。
李黼 (1298~1392),字子威,謚忠文,潁州(今安徽阜陽縣)人,工部尚書李守中之子,初補國學生,曾歷翰林修撰、河南行省監(jiān)察御史等職,由國子丞遷宣文閣鑒書博士,升秘書太監(jiān)、禮部侍郎,出為江州路總管。《永樂大典》卷6697有元李好文所作李黼傳,《元史》李黼傳當本于此,其中均明確記載他遷宣文閣鑒書博士。 李黼一生有榜名、節(jié)名、文名,而不以書法名世。榜名指其為泰定四年(1327)左榜進士第一,同年所中多以“李黼榜”稱道;節(jié)名指其至正十二年(1352)任江州路總管時,死守江州,巷戰(zhàn)而亡,后人遂以其與宋末之文天祥并提,多為人所詠嘆;文名相對不顯,著有《二禮集解》,已佚,其詩可見于《元詩選》《李忠文詩選》。其人不以書法名世,《過云樓書畫記》卷3有《李忠文詩卷》,略言及遺作。
歸旸(1305~1367),字彥溫,汴梁(今河南開封)人,至順元年(1330)進士,官歷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樞密院判官、禮部尚書等職,至正九年(1349)召為端本堂太子贊善,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除刑部尚書,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據(jù)《元史》卷186歸旸傳,知其任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jīng)筵譯文官僅一年左右,至正六年(1346)由僉淮東廉訪司事赴任,而至正七年(1347)轉(zhuǎn)遷右司都事。關于歸旸的才學,時人亦有稱。 《北京圖書館藏歷代拓片》收至正二十二年(1362)于山西晉城所立的《旌忠廟記》,即由歸旸撰文。
麥文貴,生卒年不詳,字敬存,南雄(今廣東南雄)人,隋名將麥鐵杖之后,官歷翰林國史院編修、秘書監(jiān)著作郎、醫(yī)監(jiān)經(jīng)歷等職, 仕至集賢侍講學士。麥氏任宣文閣鑒書博士的記載,見《圭齋文集》卷13《進宋史表》。關于麥文貴的鑒書活動和才學,具體情況已不得知,惟《伊濱集》卷7《送麥敬存檢正湖廣省》稱:“才因朱墨紛然見,詩到江山勝處成。蘭省分僚官獨重,玉堂伴直夢同清?!?/SPAN>
哈喇圖,生平事跡不詳,亦曾任宣文閣鑒書博士,未見學者言及。據(jù)許有壬《圭塘小稿》卷8《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載:“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jīng)筵譯文官哈喇圖……為員外郎。” 哈喇圖其人的情況雖不甚了了,但有一種情況需要關注,即在元代眾多從事文翰的職官中,有不少蒙古、色目等少數(shù)民族官員,奎章閣和宣文閣也是如此,哈喇圖之名似非漢族。鑒書博士多兼經(jīng)筵譯文官,頗得皇室信任,或許尚有其他少數(shù)民族官員得以任此。

魚拓跋-莊子秋水
九、鑒書博士的任職順序考察
由于史料有限,是否還有其他人曾擔任過鑒書博士一職,實難定論,還望今后補正。下面僅就上述11位鑒書博士的任職先后順序作大略分析。
柯九思首任鑒書博士,古今無疑,其始為天歷三年(1330)正月二十五日, 去職時間為至順三年(1332)五月。王守誠以藝林庫使與著《經(jīng)世大典》,藝文庫始立于天歷二年(1329)八月,《經(jīng)世大典》開局于天歷三年四月,至順二年五月完成,其間王氏當不會有鑒書博士之遷。而杜秉彝至順二年(1331)五月遷鑒書博士,杜氏曾與柯九思同時居任,且鑒書博士定員二人,則王守誠任此職晚于杜秉彝(但尚不能具體定于何時)。杜氏不久即外遷,柯九思亦于至順三年五月離任,王守誠出任鑒書博士當在此后。
關于宣文閣時期的鑒書博士,前文已說明,王沂首任其職。 《圭齋文集》卷13《進遼史表》:“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為修史官,分選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二月?!焙擦种睂W士為從四品,可見至正三年(1343)四月王沂已升此職,其任鑒書博士的下限應為此。周伯琦于至正三年(1343)正月出任鑒書博士,當年七月即除崇文監(jiān)丞,任鑒書博士僅半年時間。麥文貴以鑒書博士的身份留名于歐陽玄所作的《進宋史表》,此表作于至正五年(1345),則麥氏任鑒書博士約在是時前后。又據(jù)《元史》卷186,知歸旸任此職時間為至正六年(1346)到至正七年(1347)。
關于李黼, 姜一涵先生稱其鑒書博士之任約在至正十年(1350)前之數(shù)年間,未明何據(jù);又在宣文閣官員表中注其任此職為1352年前,亦稍粗疏。據(jù)《永樂大典》卷6697,李黼至正九年(1349)已赴任秘書太監(jiān),則是年當為其任鑒書博士的下限。
鄭深任鑒書博士時間見《宋元學案補遺》卷56龍川學案:“十年(1350)春遷宣文閣授經(jīng)郎,十四年(1354)轉(zhuǎn)鑒書博士,侍經(jīng)幃,教胄子者四載。改中書吏部員外郎?!琳吣辏?357)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正廉訪司事。” 按,“侍經(jīng)幃,教胄子者四載”,應包括授經(jīng)郎和鑒書博士二職, 也就是說,鄭深任鑒書博士的時間不長,是年即轉(zhuǎn)吏部員外郎。姜一涵先生稱“其任授經(jīng)郎、鑒書博士,前后七載”,為解讀文獻有誤。
劉中守任鑒書博士應在至正十五年(1355)之前為前文所明,下面具體析之。貢師泰《玩齋集》卷6《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記其:“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郎?!}海道遠,……僉廉訪司事?!弥挂匝匀??!薄熬弥闭f明其任職尚有一段時間,且“閩海道遠”,往返尚需時日,此前又有工部員外郎之任,故筆者認為,劉中守任鑒書博士當在鄭深(1354年任)之前;又以元人官職遷轉(zhuǎn)之頻,當不會早于李黼(1349年前任)。

扇面-劉禹錫陋室銘
至于哈喇圖何時任職,以其材料不詳,尚待進一步考證。其余諸位任鑒書博士的順序,大略如下:
奎章閣時期
柯九思:1329-1332
杜秉彝:1331
王守誠:1331之后
宣文閣時期
王 沂:1340-1343前
周伯琦:1343
麥文貴:1345前后
歸 旸:1346-1347
李 黼:1349前
劉中守:約1354前
鄭 深:1354
哈喇圖:不詳
王 與:不詳
諸位鑒書博士之間有著較密切的交往,一時或唱和,或鑒賞,具體情況本文從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不僅占盡一代風流,更為我們今天的研究留下了有意義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