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乃孔子學生卜商是也，字子夏，晉國人。
    《論語》總共二十篇，不到五百章。約一萬二千七百多字。其中牽涉到子夏的約二十章，包括子夏言論，孔子對子夏的評價和教導子夏的一些對話，僅約七百字，卻都使我覺得，子夏是一個博學豁達而不拘于小節(jié)的俠儒。
    子夏博學，《論語·先進第十一》之第三章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本章被稱為孔門四科，共列舉十人。其中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歲，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歲，如果他們二十歲，那么孔子就已經六十多歲了，所以這個名單應是孔子晚年所定的。子夏二十歲左右便能在孔門成為拔尖人物，尤其是位列“文學”一科之下，“文學”二字指的是熟悉歷史文獻，可見其才學不容小覷，是得到孔子的肯定的。
    當然，以上只是間接地通過孔子的認可佐證了子夏的博學。在《論語·八佾第三》之第八章和《論語·顏淵第十二》之第二十一章中關于這一點都有更直接的體現(xiàn)。
   《論語·八佾第三》之第八章：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痹唬骸岸Y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边@一章中，子夏先以《詩經》中的三句詩發(fā)問，引發(fā)出孔子關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立場的思考——繪事后素，意即一個人不要迷于絢麗，不要過分。問題到此似乎已有結論，然而子夏并沒有就此打住，而是進一步聯(lián)系到禮樂和仁義之間的關系?！岸Y后乎”三字，自然而然引導人想到禮樂的根本是為了弘揚仁義，不能過分迷于禮樂而致使禮樂和仁義脫離，成為形式的禮樂。難怪孔子要說能啟發(fā)他的人是子夏了。
    在《論語·顏淵第十二》之第二十一章中，樊遲問智于孔子，孔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狈t未達，轉而拿孔子的話請教子夏。子夏深入淺出，運用舜提拔皋陶、湯提撥尹伊的例子引申孔子這兩句話，告訴樊遲，無論如何，作人處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這樣的人自然就可以。這里子夏重點強調“舉直”兩字，可謂一針見血，緊扣要點，頗有見地。
    作為孔子的得意門生，子夏首先是一個博學鴻儒，這一點毋庸質疑，上文也已試作說明。然而其次，子夏作為一個儒生，他的言論觀點中卻流露出俠的氣質——意即那種豁達磊落不拘小節(jié)的個性，是儒中的俠者。
    《論語·子張第十九》之第十一章：子夏曰: 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主張大德不能超越界限，大節(jié)不可以變更，而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一點，小節(jié)上有點出入就不要過分責備了。人能做到這樣也就很好了。這點可以看成是子夏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核心思想,最能代表子夏價值判斷的基本準則。《論語》中幾乎子夏所有的言論都是建立在他這個認識的基礎之上而引申出來的。
    作為對于核心思想的補充，子夏在《論語·子張第十九》之第四章中論述了他對小道小節(jié)的看法：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辈⒎遣恢匾曅〉佬」?jié)，而是在把握大道的前提下，適當注意小節(jié)問題而又不拘泥于小節(jié)，以免在小道上走遠了而陷于拘泥不化的境地。這便是所謂君子不拘小節(jié)。上文提及子夏關于人不能過分沉迷于禮樂的思考恐怕也是由這個認識所引發(fā)的。

    客觀地說，純粹一個觀點應該是沒有什么性格的，但是直覺以為子夏這兩個關于大德小德大道小道大節(jié)小節(jié)的觀點卻是個性鮮明，充分體現(xiàn)出子夏豁達磊落大而化之不拘小節(jié)的俠儒風范。這點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都和孔子的觀點有所出入。
    在孔子所標榜的核心思想“仁”這個問題上，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向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第十九》之第六章）子夏強調的是踏踏實實地堅持自己的理想，而這個理想不要想得太虛玄高遠，要切近地平實地思想，如果能做到這樣，那么就可以做到仁了。在這里，子夏相對于孔子對仁的要求，只抓取一二切實可行的要點，使得在孔子那里幾乎是無人可及的“仁”也可以通過實踐來慢慢地達到。
    在儒家關于君子小人這兩種人的評判標準上，子夏說：一個人能夠尊敬賢者；侍奉父母，能竭盡心力；服侍國君，能獻出生命；和朋友交往，誠信不欺。一個人能這樣，雖然沒有讀過什么書，我一定把他當作讀過書的人。（《論語·學而第一》之第七章）這就是子夏對于一個君子的要求，相比于孔子的“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弊酉闹赋鰧W問的目的不是文學、知識，而是作人做事，因此子夏對君子的唯一要求便是“質”。相反，過于追求“文”在子夏看來，或許淪于文飾之嫌也未可知?！靶∪酥^也必文?！保ā墩撜Z·子張第十九》之第八章）在子夏看來君子應當磊落，犯了過失便大方承認，改過即可，無謂過多文飾，而小人則必定想法掩飾。未必說符合“文”的人就必定是偽君子是文過飾非的小人，但是也確實有這樣的“文”小人存在。所以是否符合“文”在子夏看來并未構成評判君子小人的標準，文質彬彬固然錦上添花，質勝文也無傷大雅。
   《論語·顏淵第十二》之第五章則從另一個側面體現(xiàn)了子夏之豁達：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弊酉脑唬骸吧搪勚樱核郎忻?，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瀟灑不拘現(xiàn)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之豪放豁達現(xiàn)矣！這兩句話中的俠氣充溢，無需我再贅言，請看官自行體會個中意境。
    于我個人觀點而言，對于子夏的這種個性是頗為欣賞的。但就孔子而言，認為子夏的這種不拘小德小節(jié)不為小道的特點是不合要求的。例如《論語·為政第二》之第八章，子夏問孝。孔子的學生問孝的很多，而孔子的答案卻沒有任何兩個是相同的。可知孔子回答問題都根據提問者的情況，因材施教，針對性很強。他對子夏所要求的孝行乃是和顏悅色。想必也是因為知道“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令，先生饌?！敝惖摹按蟮隆?，子夏是一定會做到的，而關于色悅之“小德”于子夏則難矣。
    孔子對子夏更直接的指導在《論語》中出現(xiàn)兩次。一次是在《論語·雍也第六》之第十三章中：“子謂子夏曰：‘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另一次是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之第十七章中：“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在孔子看來，“商也不及”，子夏的目光是不夠遠大的。我想這和子夏不拘小節(jié)的個性很有關系。在子夏看來是為了避免“致遠恐泥”而“小道不為”，在孔子看來便是“欲速則不達”了。是以我眼中有“俠儒”氣質的子夏在孔子眼中便有“小人儒”之嫌了。
    子夏的不拘小節(jié)豁達豪放究竟是屬于“俠儒”亦或是“小人儒”并不是我說了就能算的，然而他和孔子式的“君子儒”之間確實有明顯的區(qū)別這一點是毋庸質疑的。在我看來，“俠儒”或曰“小人儒”于品德修養(yǎng)上固然不及“君子儒”圓滿，至少在追求的境界上不及后者圓滿，但前者本身并不以圓滿為理想境界，卻也隨性自然，為性情中人。而我，更欣賞的則是子夏那種“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