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又光先生

    “教育自身”這一概念提醒我們，中國教育問題在忘本，不在與國際接軌，以致不少國人越來越不自信、不獨立；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都可從是否在做教育自身上尋找；教育前沿問題要研究，但首先要研究好教育自身，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

    ■羅海鷗

    涂又光先生一生安貧樂道，守常圖新，立己樹人，學以報國，為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國教育學，推動中國的學術(shù)獨立，維護中國的文化尊嚴，貢獻了自己整個生命。學習其為師之道，有助于我們做一名真正的師者；研究其教育思想，有助于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中國教育學；吸取其精神營養(yǎng)，有助于喚醒和提升我們的精神文化生命。2012年，中國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涂又光先生不幸去世，享年86歲。近日，“涂又光教育思想研討會”在嶺南師范學院舉辦，我們再次領(lǐng)略到他的大師風范、學術(shù)精神和思想真諦及其對中國教育研究與實踐的貢獻。

    潛心做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學問

    涂先生的“中國高等教育史論”和“教育哲學”課，都是用中國的經(jīng)典原理結(jié)合現(xiàn)實體驗和時代精神去做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

    涂先生天資聰穎、幼承庭訓，從小打下厚實的國學基礎(chǔ)。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他不僅受業(yè)師馮友蘭的器重和影響，而且深受梅貽琦校長，陳寅恪、潘光旦、金岳霖等老師的教益，堅持中體西用、守常為新、學以報國，矢志于中國的學術(shù)獨立和文化尊嚴。不論任何時代和環(huán)境條件，他都能沉潛下來，安心靜氣讀書治學。他繼承了陳寅恪等先生當年在清華大學所倡導并力行的優(yōu)良學風——治學，要以世界為范圍，重在比較，絕不閉門造車；自甘寂寞，只為國學，不在乎名利地位。

    他是馮友蘭先生的高足。在那個特殊年代，馮學還未完全解禁，研究和傳播馮學自然會有巨大的政治風險，但他以為馮學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非凡勇氣去接近馮先生。多年辛苦耐寂寞，甘為恩師做編輯。他不僅將馮友蘭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授課并出版的英文講稿《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譯為中文版《中國哲學簡史》，而且歷時十年，獨自將馮師的學術(shù)成果整理、編纂為400萬字、14卷本的《三松堂全集》，受到學術(shù)界的高度贊譽。其撰寫的《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簡介》，是中國大陸20世紀50年代以來第一篇對馮學做出肯定性評價的文章。

    涂先生根在本土，學貫中西，以身載道，對中國文化有著近乎虔誠的敬愛。他執(zhí)著地守望著中國文化，寂寞地踐行著中國文化，默默地傳播著中國文化。對于傳統(tǒng)文化根基不夠的學生們，他仍寄予殷切的期望，并以自身的身教言傳來補救。發(fā)現(xiàn)學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知、誤解或存有偏見時，先生有時會痛心疾首，大發(fā)雷霆。其實，他和這個世界有諸多沖突，對教育和學生也常有不滿，這并非他的苛刻與狹窄，而是他的率真與執(zhí)著，堅持真與偽、善與惡、美與丑不能混淆。這種嚴厲和堅硬，是其真性情的表露，是一種“崇高的不滿”和“神圣的批評”，承載了他治學育人的崇高理想，承載了他對中國文化傳承和發(fā)展的使命感，承載了他對民族未來的憂慮和期盼。

    涂先生學貫中西，深讀精研中西學術(shù)文化經(jīng)典，且常常進行比照，結(jié)合人生體驗和社會觀察，得出相關(guān)結(jié)論。他堅持中體西用，把中國文化作為“砧木”，西方文化作為“枝條”，認為只有把中國文化的根基打牢打深，即根深干粗，然后嫁接西方的新枝條，才能煥發(fā)中國學術(shù)的生命活力，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在注重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時，先生反復強調(diào)，沒有民族性，便沒有真正的人文學科。人文學問，只有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從國家或民族最深的根部生長出來，才是好的人文學問，才能具有生命力。他對那種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深惡痛絕。他的“中國高等教育史論”和“教育哲學”課，都是用中國的經(jīng)典原理結(jié)合現(xiàn)實體驗和時代精神去做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

     教育哲學回歸自身

    涂先生提出“教育自身”，是總結(jié)中國教育經(jīng)驗教訓，通過切身體驗反思提出來的、最為重要的教育哲學概念。

    涂先生學養(yǎng)深厚，又洞悉社會，故能言人之所未言或不能言。在上先生課前，我已聽過很多老師的哲學課，但聽了其“教育哲學”課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哲學。先生從研究的對象、方法和功用角度把哲學和科學分得清清楚楚，雖然沒有追求系統(tǒng)性，也沒講多長時間，用他的話來講，只是“引個端”，但我一下子被其吸引，感覺到哲學原來那么有魅力，學哲學是那么享受。

    他強調(diào)，大學教學要區(qū)別于中學，要堅持“修辭立其誠”，要少而精，引個端即可。他授課，不看重教材，不講教材或一般著作上已有的觀點和內(nèi)容，不追求全面系統(tǒng)，而著重講授自己的觀察思考、人生體驗和原創(chuàng)成果，加上其真誠和激情，常常出人意料、震撼心魂、啟發(fā)性靈。這種給人引端用力之要的教學，與王陽明的“致良知”和清華大學的教學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教學，課時不多，但帶給學生的影響是終生的。

    先生講“教育哲學”，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與體系。他認為，第一，要解決定位問題。提出人類社會分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三個領(lǐng)域，經(jīng)濟領(lǐng)域追求的是利潤，政治領(lǐng)域追求的是權(quán)力，文化領(lǐng)域追求的是真理（利、力、理的漢語拼音都是li，故可簡稱“三li 說”）。但“利”要以“義”為本、“力”要以“仁”為本、“理”要以“誠”為本。教育定位在文化領(lǐng)域里，不能錯位。識別是否錯位，只能看實際、看行動，不能看理論、看口頭。這是他靜觀細思幾十年得出的重要方法論。第二，教育本體論，可用教育自身來闡述。這是教育哲學里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他提出的最重要概念。他認為，與教育自身相對應的是教育條件。教育不能與學校劃等號。在學校里搞的活動，可能是教育活動，也可能是負教育或零教育活動。教育自身便是使人盡性，把人性即知情意發(fā)展到極致與至善。辦學要注重教育條件，更要自覺地在教育自身下功夫。第三，教育認識論，是“認識——實踐——再認識——”的過程，即從知開始，進入行的階段，所掌握的知識才是完整的。不然，只是半知識。因為行是知之體。第四，教育方法論就是反芻律和經(jīng)驗律。前者是中國文明幾千年來得以延續(xù)的成功方法，后者則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結(jié)出了碩果。兩種方法相互補充，結(jié)合起來便是最完美的教育方法。所謂反芻律，就是從小將知識像牛吃草一樣先把經(jīng)典吞下，然后再像牛反芻那樣消化吸收。經(jīng)驗律則強調(diào)教育要注重經(jīng)驗，總結(jié)、改造和升華經(jīng)驗，根據(jù)經(jīng)驗反思得出新知。第五，他把教育的總過程概括為“無知——有知——無知”的過程。人通過教育從原來的無知達到有知，再通過教育從有知復歸無知。由此修養(yǎng)功夫不僅層次高了，而且努力的程度也大多了。從有知復歸無知的人，不是圣人也是賢者。先生認為，現(xiàn)在的教育，從無知到有知這一步，比較自覺；但后一步，很成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涂先生提出“教育自身”，是總結(jié)中國教育經(jīng)驗教訓，通過切身體驗反思提出來的、最為重要的教育哲學概念。由此教育學才超越科學層面，進入哲學境界。這也是先生對教育學科的最大貢獻?？上?，至今仍未引起足夠重視。其實，這一概念提醒我們，中國教育問題在忘本，不在與國際接軌，以致不少國人越來越不自信、不獨立；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都可從是否在做教育自身上尋找；教育前沿問題要研究，但首先要研究好教育自身，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

    中國高等教育要明體達用實現(xiàn)使命

    除了大家知道的“高等教育發(fā)展三階段論”“泡菜理論”“反芻說”“砧木說”等外，還有要辦中國“的”大學，而不是“在”中國的大學。

    涂先生注重原典、從史入手，以哲學高度，研究與教學。他研究教育，是從“中國高等教育史”教學開始的，隨后出版了《中國高等教育史論》，形成了其獨樹一幟的史論體系。

    他提出，中國高等教育的總規(guī)律可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一句話來概括。明明德是本體，新民是功用，止于至善是使命。只有明體達用，才能實現(xiàn)大學使命。然后，用“傳說與成均，孔子與私學，董仲舒與太學，朱熹與書院，蔡元培與大學”把中國高等教育每一個發(fā)展階段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對應的學校形態(tài)，簡潔地表述出來。這樣，一條綱領(lǐng)，五句話，就把中國高等教育歷史表達得簡明扼要，清清楚楚。先生結(jié)合自身體驗反思，還提出了不少具有思想原創(chuàng)性和現(xiàn)實針對性的教育思想或觀點。除“高等教育發(fā)展三階段論”“泡菜理論”“反芻說”“砧木說”等外，還有要辦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國的大學（a university in China）。他強調(diào)，文明包括人文和科技；文明的區(qū)別在人文而不在科技，要重視人文及人文教育，辦中國“的”大學。而忽視中國人文，沒有中國文明“的”特色的大學，只算是“在”中國的大學，不算是中國“的”大學；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人性，使人盡性，使人成為人；教育基礎(chǔ)在家庭、在中小學，不能成為“拖油瓶”；人文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特色，它使人提升精神境界，放開思維想象，這是創(chuàng)造者的心態(tài)，將其融入科技教育，奔向現(xiàn)代化，中國高等教育必然一片光明。

    實際上，涂先生已建構(gòu)一個教育學體系。

    涂先生所創(chuàng)作的教育學，是扎根本土、放眼世界的生活的教育學，是教育家一生篤行的信念和生活，是其獨立精神、深厚學識、生命體驗與反思的結(jié)晶。這是具有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的教育學。他的教育家的氣象與師者的生動形象、讓人敬仰的人格風范和影響恒久的道德文章，將永遠照亮和溫暖我們，為中國教育學派的建立、教育的返本開新和文化的偉大復興而奮力前行。

    （作者系嶺南師范學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