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經濟學·新常態(tài)·新視野】

　　按語

　　長期以來，每逢出現(xiàn)經濟增長減速，我們都將其看作是一個下行的周期，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調整，最終都得到遏止并回歸到正常水平。然而，當前的經濟形勢與歷史上的經驗不盡相同，自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降到8%以下并保持的下行趨勢，是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檔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表現(xiàn)，是結構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所致。把對經濟形勢的判斷統(tǒng)一到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的認識上，政策應對才具有針對性，才能預期取得良好效果。

　　增長速度決定于潛在增長能力

　　在改革開放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經歷過四次低于8%的速度低點。為了認識每一次增長率低點的產生因素，我們根據(jù)各個時期的生產要素供給水平和生產率提高速度，計算了年度GDP潛在增長率，將其與實際增長率相比，看是否存在增長缺口。分幾個主要階段計算的結果是，潛在增長率在1979—1995年期間為9.7%，1995—2009年期間為10.3%，2011—2015年期間預測為7.6%，2016—2020年期間預測為6.2%。總體來說，我國長期取得的接近10%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改革開放帶來的較高潛在增長能力所支撐的。分年份做進一步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判斷。

　　首先，前三次經濟增長率的低點，都表現(xiàn)為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形成較大的增長缺口。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低點是1981年，實際增長率為5.2%，潛在增長率為7.6%，前者與后者之差即增長缺口為-2.3個百分點；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低點是1990年，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分別為3.8%和6.9%，增長缺口為-3.0個百分點；第三次是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最低點是2009年，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分別為9.2%和10.4%，增長缺口為-1.4個百分點。

　　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能力因而形成增長缺口，意味著生產要素和生產率潛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會產生失業(yè)現(xiàn)象，這種情況下通常表現(xiàn)為周期性失業(yè)率的提高。事實上，在上述三個周期的低點年份，相應都出現(xiàn)了就業(yè)壓力加大和失業(yè)率上升的現(xiàn)象。因此，這三次增長速度的下行，都屬于典型的宏觀經濟周期現(xiàn)象。

　　其次，從2012年開始并持續(xù)至今的第四次，即最近一次GDP增長率低于8%的情形，實際增長率并沒有低于潛在增長率，因而也沒有形成增長缺口。與此相應，勞動力市場狀況正常，失業(yè)率保持穩(wěn)定。很顯然，這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是伴隨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出現(xiàn)的結構性變化，是我國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的表現(xiàn)，而不是周期性現(xiàn)象。

　　2010年以前我國接近兩位數(shù)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得益于勞動年齡人口持續(xù)增長和人口撫養(yǎng)比不斷降低。主要表現(xiàn)為勞動力供給數(shù)量充足，勞動力素質因新成長勞動力的不斷增加而得到改善，持續(xù)降低的人口撫養(yǎng)比有利于提高儲蓄率從而提高資本積累率，勞動力無限供給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現(xiàn)象的發(fā)生，以及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農業(yè)）向高生產率部門（非農產業(yè)）轉移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些因素都直接與人口因素相關，因此可以說，以往的高潛在增長能力以及高速經濟增長來自于人口紅利。

　　慎用應對周期的政策手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2010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達到峰值，此后一路減少。隨后，該年齡段有就業(yè)意愿的經濟活動人口，也將于2017年達到峰值后絕對減少。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從勞動力數(shù)量和質量、資本回報率、生產率提高速度等諸方面產生了降低潛在增長率的負面效應。也就是說，長期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正在加速消失。對應人口紅利消失從而潛在增長能力的下降，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相應進入換檔期。雖然當前的經濟增長下行與前三次在數(shù)字上有相似的表現(xiàn)，即分別都降到了8%以下，由于發(fā)生的原因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采用同樣的手段應對。

　　在經濟增長速度走低的形勢下，宏觀經濟調控部門、投資分析師乃至經濟學家，很容易在一件事上達成共識，即訴諸實施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一些研究者認為當前的減速原因是需求不足，主張以擴大投資為抓手實施刺激政策，雖然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但顯然忽略了我國經濟出現(xiàn)的結構性和階段性變化。另一方面，許多研究者盡管在分析中強調了當前減速的結構性因素，最終卻也得出需要刺激的政策結論。

　　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判斷以及理論分析與政策結論產生矛盾的現(xiàn)象，在于許多研究者在理論上未能區(qū)分經濟增長的供給方因素與需求方因素，在實證上未能區(qū)分我國增長減速的結構性因素與周期性因素。面對不同于以往的新情況，我們需要從認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出發(fā)，澄清一些相關的理論和政策問題。

　　如前所述，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潛力決定著一個經濟體的供給能力，表現(xiàn)為潛在增長率。在供給能力既定的條件下，需求方面的周期性變化，決定著實際經濟增長是低于潛在增長率、高于潛在增長率還是恰好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其中，第一種情形是前三次經濟增長低點的原因，通常應對策略是實施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第二種情形通常表現(xiàn)為通貨膨脹，以往也多次發(fā)生，也有相應的政策手段所對應，通常是實施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

　　我們以前從未經歷過，因而常常在認識上產生困惑的是面對經濟增長減速，同時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將其誤判為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還是習慣性地沿用傳統(tǒng)思路，都會不約而同地訴諸旨在刺激需求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一個慣常的邏輯是，既然外需的擴大要取決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居民消費需求的效果也非短期內可以改變，因此最見效也最容易找到抓手的是刺激投資需求。然而，國內外經驗教訓都表明，這種政策應對具有極大的風險，會對經濟持續(xù)健康增長造成傷害。

　　潛在增長能力下降的含義是，企業(yè)不再能夠按照以前的成本和盈利水平，生產出相同的產品數(shù)量，或者反過來說，企業(yè)保持原來的生產規(guī)模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或者獲得較低的盈利或者沒有盈利。因此，寬松的貨幣環(huán)境并不會提高企業(yè)的投資意愿，優(yōu)惠性的財稅環(huán)境也不能提高企業(yè)的供給能力?；A設施的投資需求是由競爭性實體經濟派生出來的，在后者缺乏投資意愿的條件下，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也不是真實的，過度超前投資會造成產能過剩。結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釋放出來的流動性，往往會滲漏到非實體經濟領域，最終，經濟增長結構性下行與產能過?，F(xiàn)象并存，與房地產、股票市場和海外資產等領域的泡沫同時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