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悅

摘要: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滅,西夏境內(nèi)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遷徙內(nèi)陸,逐漸融合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為我們民族血脈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學界對西夏遺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遷徙與分布及其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活動方面.筆者以高氏家族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高氏家族成員在蒙元時期所任官職和主要活動的分析,展現(xiàn)其在當時的政治地位,歷史貢獻和遺民心理等一些情況。

關(guān)鍵詞:西夏遺民;高氏家族;政治地位。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滅,西夏境內(nèi)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遷徙內(nèi)陸,逐漸融合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為我們民族血脈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學界對西夏遺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遷徙與分布及其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活動方面.研究西夏遺民在各地的分布,活動情況,不僅可以明了中華民族在各個歷史時期源遠流長的融合發(fā)展過程,而且對于元王朝的民族政策和西夏遺民在融入其他民族的過程中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歷史等均可提供翔實的依據(jù)和可資參考的素材.隨著西夏遺民族譜與唐兀碑的問世,學界對西夏遺民的研究逐漸從宏觀(整個蒙元時期的西夏人)轉(zhuǎn)向微觀(某一家族的西夏人),使研究更加具體深入.如史金波,吳峰云的《元代黨項人余氏及其后裔》等.雖然在湯開建先生的《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元代西夏人的歷史貢獻》和史金波先生的《蒙元時期黨項上層人物的活動》中對高家相關(guān)的人物有所涉及,但尚無人以高氏家族整體為對象進行研究.湯開建先生從浩瀚的元明典籍中收錄了元代西夏人物370多位,制成了《元代西夏人物表》,其中收錄的高氏家族人物比較完整,世襲清楚,高家自西夏起世代為官,蒙元時期還充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后裔分布于今江蘇蘇州和浙江寧波等地.高家作為西夏遺民的一支,既有元代西夏人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筆者以高氏家族為研究對象,通過對高氏家族成員在蒙元時期所任官職和主要活動的分析,展現(xiàn)其在當時的政治地位,歷史貢獻和遺民心理等一些情況.如果說湯先生和史先生等大家是以整個元代西夏人為研究對象,高屋建瓴地對西夏遺民進行橫向研究的話,筆者才疏學淺,僅是從一點出發(fā),縱向深入,但求以小見大。

一 高氏家族簡介
《元史高智耀傳》載:"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1]《道園類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記》載:"公諱智耀……考諱惠德……三子:長某,蚤卒;次長壽,僉行樞密院;次睿……"[2]《元史納麟傳》載:"納麟,智耀之孫,睿之子也."[3]此外,《蒙史 氏族表色目氏族》中也概括敘述了高氏西夏后裔的事跡.有史料可見的高氏家族成員共十位:高逸(智耀之曾祖父),高良惠(智耀之祖父),高惠德(智耀之父),高智耀,高長壽(智耀次子),高睿(智耀第三子),高納麟(智耀之孫,睿之子),高安安(納麟之子),高王貞(納麟次子),高玉林(納麟之孫).其中《元史》有傳的共三位:一位是高智耀,另一位是其子高睿,還有一位是其孫高納麟.為了便于討論,茲表列高氏家族成員姓名,爵里,職官及主要活動(見表1).

二 高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如上表所見,高氏家族世代為官.智耀曾祖,仕夏為大都督府尹;智耀祖,仕夏為右丞相.可見高家—85—在西夏時便是名門望族.那么西夏亡國以后,歷史給經(jīng)過殘酷戰(zhàn)爭洗禮的西夏遺民高智耀及其后裔帶來了什么樣的命運作為西夏的名門大族,他們在蒙元王朝中占有什么樣的地位 表1 高氏家族成員姓名,爵里,職官及主要活動姓名,字號族稱,居地職官,爵位,謚號主要史料來源高 逸河西人仕夏為大都督府尹《新元史氏族表》,《蒙兀兒史記 氏族表》高良惠河西人仕夏為右丞相,追封寧國公,謚康靖公《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兒史記氏族表》高惠德河西人中書右丞相,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寧國公,謚康靖公《道園類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記》高智耀字顯道河西人,夏亡,隱賀蘭山翰林學士,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國公,謚文忠尊儒,立御使臺皆智耀之議《元史高耀傳》,《道園類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記》高長壽河西人僉行樞密院事《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兒史記 氏族表》高睿河西人符寶郎官,唐兀衛(wèi)指揮副使,翰林待制,禮部侍郎,嘉興路總管,江東道提邢按察使,僉行樞密院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御使中丞,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南臺御使中丞,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貞簡有治績《元史高智耀附子睿傳》,《至正金陵新志》卷6
高納麟
字文燦，河西人,居蘇州宿衛(wèi),中書舍人,宗正府郎中,僉河南廉訪司事,監(jiān)察御史,刑部員外郎,河南行省郎中,都漕運使,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杭州路總管,江西廉訪使,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南臺御使中丞,中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江浙行省右丞,浙西廉訪使(不赴),行宣政院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中書平章政事,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太尉,南臺御史大夫,金紫光祿大夫治江西,杭州均有善政,能詩《元史 高納麟傳》,《萬歷南昌府志》卷15,《元詩選癸集》高安安河西人江浙行樞密院判官,浙江省參政至順末治浙江《道園類稿》卷25,《九靈集》卷14,《蒙兀兒史記》卷81,《新元史氏族表》,《蒙兀兒史記 氏族表》。高王貞河西人樞密院經(jīng)歷《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兒史記 氏族表》,《元史氏族表》高玉林字岳文河西人行臺御史,廣東廉訪司僉事,入明為永平府通判《新元史 氏族表》,《蒙兀兒史記 氏族表》,《元史氏族表》說明:根據(jù)湯開建《元代西夏人物表》,《增訂》,韓蔭晟《元代西夏后裔事跡及其分布地區(qū)簡介(二)》繪制,筆者有所補充.

蒙古先后六次攻打西夏,耗時約20年,雖然以勝利告終,但其損失慘重.對于負隅頑抗的西夏人,他們恨之入骨.他們對西夏遺民的政策也受此情緒的影響,所以西夏遺民的政治地位在當時是不高的.但高氏家族可算例外.元太宗窩闊臺訪求西夏大官中賢明的子孫,眾人都推薦高智耀,窩闊臺召見并想啟用高智耀,被他拒絕了.元太宗窩闊臺皇子闊端王鎮(zhèn)戍西涼(今甘肅武威),儒者全部服役服隸,高智耀上言請除去這樣的命令,皇子聽從他的建議并上奏請高智耀做官,高智耀沒做.元憲宗蒙哥即位,高智耀又入見勸說其免除儒士徭役,蒙哥欣然聽從了他的建議.雖然在大蒙古國時期,高智耀未做一官半職,但他的政治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在蒙古大汗面前的政治地位也不是一般蒙古大臣所能比及的.忽必烈即位后,元統(tǒng)治者針對民族矛盾尖銳的問題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他們把各民族人民劃分成蒙古,色目,漢人(指金人),南人(指宋人)四個等級.西夏人被歸為色目人,處于政治地位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級之中.高家元史有傳的三位人物所任官職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世祖時期高智耀拜翰林學士,后提升為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其死后被贈封為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號文忠.高智耀的兒子高睿作為名臣之后,亦受到朝廷重用.十六歲做符寶郎官,之后任唐兀衛(wèi)指揮副使,翰林待制,禮部侍郎,嘉興路總管,提升為江東道提刑按察使,僉行樞密院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臺侍御使,后進為御使中丞,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南臺御使中丞,其死后被贈—95—封為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號貞簡.高睿的兒子高納麟,大德六年(1302年)為宿衛(wèi)(蒙語作怯薛,意為禁衛(wèi)軍),十年(1306年)為中書舍人;至大四年(1311年)為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1312年)僉河南廉訪司事;延佑初(1314年)為監(jiān)察御史,四年(1317年)為刑部員外郎,六年(1319年)為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1323年)為都漕運使;泰定中(1326年)為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歷元年(1328年)為杭州路總管,二年(1329年)為江西廉訪使;至順元年(1330年)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tǒng)初(1333年)召為刑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后為南臺御使中丞;至元元年(1335年)為中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江浙行省右丞;至正二年(1341年)為行宣政院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1342年)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四年(1343年)為中書平章政事,七年(1346年)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八年(1347年)為金紫光祿大夫,太尉,十二年(1351年)為南臺御史大夫,太尉,十六年(1355年)為御史大夫,太尉.此外,高長壽做過僉行樞密院事,高安安,高王貞(左邊"王"字旁,右邊"貞"字),高玉林分別任過江浙行樞密院判官,浙江省參政,樞密院經(jīng)歷和行臺御史,廣東廉訪司僉事.不難看出,整個蒙元時期高氏家族有相當?shù)恼蝿萘?他們或在中央政府身居樞要,或在省,路,府總制一方,活動范圍廣及河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寧夏等地,對政局的發(fā)展變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元史》卷98載:"以兵籍系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shù).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4]元代制度,管軍政及武器的官吏專由蒙古人任之.色目人已極少,而漢人,南人更是絕不擔任.而高家有五人曾在樞密院或行樞密院任職.御史臺的長官,照例也是專用蒙古人.《元史太平傳》載:"(至正)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5]太平非蒙古族,順帝任命他為御史大夫,還得"賜姓而改其名"才行,可見非蒙古人不可任其職.而高納麟任御史大夫時并未改姓易名.誠然,元統(tǒng)治者對高家的寵賚與其本身開明納賢的品質(zhì)是分不開的,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在高氏家族身上鮮明地體現(xiàn)出了西夏人剛直不阿的性格和驍勇善戰(zhàn)的技能.延佑初,高納麟任監(jiān)察御史,因直諫觸怒了皇帝,經(jīng)中丞楊朵兒只極力解救才化險為夷,高納麟不但沒有對此事心有余悸,馬上又直諫要給那些執(zhí)法受賄的人治罪加刑.可見他剛直守義的品質(zhì).至正十二年,高納麟雖已步入晚年,仍鎮(zhèn)守集慶(今江蘇南京),治江淮盜,經(jīng)過激烈的戰(zhàn)斗,轉(zhuǎn)敗為勝.正是高家的剛正勇猛征服了元朝統(tǒng)治者,使他們深得信任,并獲得重用.
三 高氏家族的歷史貢獻
高家人在中央及地方都擔任過軍政要職,且政績卓著,為元朝的建設和治理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現(xiàn)將他們的突出貢獻簡略介紹如下.

1.保護文人學者,推進儒家文化的發(fā)展元太宗窩闊臺皇子闊端王鎮(zhèn)守西涼時,儒者受歧視,被罰做勞役.高智耀前往西涼府求見,請求廢除這種凌虐儒者的做法.元憲宗蒙哥時期,高智耀又向朝廷進言,認為應該任用儒者,并強調(diào)"用之則治,不用則否"[6].憲宗很滿意,下詔免除了國內(nèi)儒生的一切徭役.世祖忽必烈早對高智耀的才學有所耳聞,即位后召見他并任用他為翰林學士.他又勸世祖提倡儒術(shù),"力言儒術(shù)有補治道"[7].為了闡述他的觀點,竟"反復辯論,辭累千百"[8],終于說服了忽必烈.忽必烈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9]."于是以儒為戶,始有別籍."[10]元代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愿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11].高智耀了解到淮蜀一帶的儒士遭俘虜后都淪為農(nóng)奴,處境極為窘迫,他馬上又上奏說:"以儒為驅(qū),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12]世祖采納了他的建議,高智耀巡行郡縣,釋放了儒士數(shù)千人.高智耀為了保護文人學者真是殫精竭慮.故《道園類稿》言:"寧國高文忠公抗正言于干戈搶攘之中,存儒術(shù)于涂炭顛沛之極,我朝儒業(yè)之不泯,實權(quán)興于此."[13]此外,高智耀還開辦學校使儒生有謀食之業(yè).《南村輟耕錄》言:"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后,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有祠之者."[14]元代學校除祀孔孟外,高智耀也是被祭祀者,"士民相與增修其祠,肖其像而禮之"[15].西夏時期蕃學,漢學同時設立,隨著黨項人漢化的加深,漢學日重.西夏人尊儒崇儒,建學校發(fā)展科舉制度,引進和翻譯儒家經(jīng)典,早已蔚然成風.崇宗乾順時,命于蕃學外,特"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yǎng)賢務"[16].仁宗仁孝時,人慶元年(1144年)六月,下令于各州縣設立學校,國中弟子"增至三千,尊孔子為帝,設科取士,又置宮學,自為訓導"[17].現(xiàn)存用西夏文翻譯的儒家經(jīng)典有《經(jīng)史雜抄》,《類林》,《孟子》等.隨著西夏儒學的興盛,像高智耀這樣的人才不斷涌現(xiàn)出來,他們不僅振興了西夏的儒學,還活躍在元朝的歷史舞臺上,這些人才為元朝統(tǒng)治者所用,對于加速蒙古人的漢化,促進全民族文化的融合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元代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大司農(nóng)司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六所"[18],"立學校二萬四千四百余所"[19]."司農(nóng)司上諸路所設學校二萬一千三百余"[20].可見,州縣學校的數(shù)量最高時達到24400余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fā)展,陳垣先生這樣評價:"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后,則漢,唐,清學術(shù)之盛,豈過元時!"[21]

2.傳承弘揚西夏文化
蒙古王朝采用西夏音樂為制樂之始也是高智耀的功勞."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舊樂."[22]這是蒙古王朝制樂之始,后雖也采用其他禮樂,但西夏舊樂仍使用不絕.從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以后,每年在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時,"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23].儀鳳司下設天樂署(初名昭和署),專門"管領河西樂人"[24].高納麟還為西夏文字的流傳作出了貢獻.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關(guān)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佛教建筑物———過街塔."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創(chuàng)建過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園之東.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車架往回或駐蹕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壯麗,莫之與京.關(guān)之南北有三十里,兩京扈從大駕春秋往復多所題詠,今古名流并載于是."[25]在過街塔門洞內(nèi)的高大石壁上,用六種文字鐫刻了《陀羅尼經(jīng)》和經(jīng)題,西夏文為其中一種,其余五種是漢文,
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鶻文.參與奏請此事的就是當時任中書平章政事的高納麟歐陽銘云:"明年(至正六年,1346年)三月二十日,中書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平章政事納 (麟),教化,參知政事朵兒典班等,請敕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文,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勒之堅石,對揚鴻厘,上允所請,于是中書傳諭臣玄等."[26]居庸關(guān)過街塔,現(xiàn)塔毀基存,六體文字石刻流傳至今,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為當今學者對西夏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財富.高家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3.維護元朝的社會秩序,鞏固元朝的統(tǒng)治
世祖時,元政府啟用高智耀為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兼勸農(nóng)使,安撫西夏遺民,經(jīng)過他的努力經(jīng)營,西夏中興等路社會秩序安定,民各歸籍,原有的統(tǒng)治秩序逐漸得到恢復,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建寧夏路,標志著對西夏的治理取得成效.高睿為嘉興路總管時,"境內(nèi)有宿盜,白晝掠民財,捕者積十數(shù)輩莫敢近"[27],高睿下令捕捉盜賊,沒過幾天,便把盜賊生擒活捉,全郡安寧無事了.高睿為江東道提刑按察使時,"部內(nèi)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憑.'即命密治兵衛(wèi),而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貿(mào)易自便.既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28].高睿任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鹽官州民,有連結(jié)黨與,持郡邑短長,其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29].高睿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時,"盜竊真州庫鈔三萬緡,有司大索,追逮平民數(shù)百人,吏因為奸利,睿躬自詳讞而得其情,即縱遣之.未幾,果得真盜"[30].高睿為政期間勇于打擊盜寇豪強,除暴安良,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高納麟任杭州總管"鋤奸去蠹,吏畏民悅"[31]."平章政事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32]《拍案驚奇》卷27《崔俊臣巧會芙蓉屏》講的就是高納麟智取強盜使崔俊臣和王慧圓夫婦歷盡磨難后重新團圓的故事,以此改編的京劇《芙蓉屏》至今膾炙人口。

4.促進元朝統(tǒng)治機構(gòu)的完善
蒙元早期的國家機器一直比較簡單,僅"唯以萬戶統(tǒng)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33],當時的國家還不具有正式的監(jiān)察機構(gòu),至元四年,高智耀向忽必烈上言:"國初庶政草創(chuàng),綱紀未張,宜仿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34]忽必烈采納了他的建議并于至元五年正式下令建立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35].自此以后,元朝有了正式的監(jiān)察機關(guān),使封建統(tǒng)治機構(gòu)更加完善.從蒙古戰(zhàn)爭到西夏滅亡之后這一時期內(nèi),有大批西夏人主動或被迫離開家園,形成了一次規(guī)模相當大的移民潮.他們遷徙的范圍相當廣泛,見諸記載者就有中亞,尼泊爾,漠北,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東等地區(qū)[36].八年,高納麟被御史彈劾,"退居姑蘇(今
蘇蘇州)"[37];至正十三年,高納麟平定江淮起義后,請謝事,"退居慶元(今浙江寧波)"[38].高氏家族作為西夏遺民的一支便入居內(nèi)陸江蘇蘇州和浙江寧波等地.從高智耀身上我們也能看出元代西夏人的心理變化.起初,高智耀有很強的遺民情結(jié).所謂遺民情結(jié)是遺民階層在易代后對昔日君主,朝廷以及故國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堅定執(zhí)著,無法釋懷的依戀之情.西夏亡,高智耀隱居賀蘭山.太宗窩闊臺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召見并想啟用他,他沒有答應.但他對新朝并不是完全決絕的態(tài)度.皇子闊端鎮(zhèn)西涼時,儒者服隸役,他主動拜見闊端王并請免除之,皇子聽從了他的建議,要封他為官,又被他拒絕了.可見他心理上的二重性:既保持忠節(jié)守志,不事二主的傳統(tǒng)觀念,又對新朝并無強烈的敵視態(tài)度,更不排斥與新朝上層人物的交往.世祖忽必烈時,高智耀再次勸諫免除儒士的勞役,忽必烈采納了他的建議并封他為翰林學士.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高智耀從心理上完全轉(zhuǎn)變了,欣然接受,并從此對新主忠心耿耿,鞠躬盡瘁.自高智耀起,高家為元代立下了汗馬功勞.高納麟也是被御史彈劾后,罷免一切職務,退居姑蘇,再次被任命鎮(zhèn)壓江淮起義時,仍不計前嫌,"盡余生以報陛下"[39].西夏遺民高氏及其后裔的心理狀態(tài)適應了社會的發(fā)展,由此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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