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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邕（675年——747年），字泰和，江都人（今江蘇揚州），祖籍江夏（今湖北武漢），唐代前期著名書法家，尤以行書著名。李邕的父親李善是精通《文選》學的著名學者，人品學問皆為世人欽嘆。李邕少年時期受到很好的文史教育，青年時期才華橫溢，受到很多人賞識，也受到一些人嫉恨。李邕為人闊達豪放，做人做事都愛憎分明、行事果決，他曾多次任要職，也曾多次被貶官，最后因得罪宰相李林甫，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個人生活多不檢點，被牽連入罪而“杖斃”，就是被活活打死，結局是很悲慘的。 李邕在當時以文學著名，書法也很高妙，達官貴人、富商豪族以及寺廟道觀等都以請他撰寫碑銘為榮，傳說他前后寫了八百多通碑，這八百的數(shù)字當然是約數(shù)，但能說明他確實寫得多，當然收入也特別豐厚，人們認為古今賣文賣字而獲利的大概數(shù)李邕最成功了?，F(xiàn)在傳世李邕自撰自書的碑文一般后面都署名是黃仙鶴、伏靈芝等鐫刻，后世有人甚至懷疑“黃仙鶴”、“伏靈芝”等都是李邕的化名，就是說他是自撰、自書、自刻，這個傳說無非是想諷刺李邕貪財。李邕是當時朝野的名士，后進晚生李白、杜甫等人都把他看作是偶像。清末文人龔自珍為了抬高南朝的《瘞鶴銘》，力貶李邕所書碑刻，他寫詩說：“二王只合為奴仆，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本褪钦f能夠與《瘞鶴銘》書法相媲美的只有北朝摩崖石刻《鄭文公碑》，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無法和它們相比，至于寫了八百通行書碑版的李邕就更差了，龔自珍是文人無行，他這種評價一方面說明他的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受清代碑學思潮影響下的人云亦云。 李邕的書法以行書為主，而且是以行書入碑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有《葉有道碑》、《李思訓碑》、《麓山寺碑》、《東林寺碑》、《法華寺碑》、《李秀碑》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思訓碑》和《麓山寺碑》。楷書摩崖石刻《端州石室記》雖未署名，但后人考證其書法風格近似李邕，且李邕在石刻鐫刻的“開元十五年”正在端州附近地方任職，所以一般也認為是他的作品。 《麓山寺碑》開元十八年（730年）立，在湖南衡山岳麓書院，李邕時年56歲，是其書法鼎盛時期的代表作。我以前學習過李邕的行書，對于《麓山寺碑》也曾嘗試臨習過，但始終沒有切入。但在2012年5月的時候，我開始臨習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宋拓麓山寺碑并陰》（見附圖1），忽然對于這通碑似乎理解了，對其用筆在雄強灑脫中的細致周到也有所體會，真正感覺臨習有得，如此持續(xù)學習了一年整，直到這次因為寫《與古為徒》系列博客才暫時停止。宋代大文豪歐陽修對于李邕書法有一段評價，和我的感受非常相似，他說：“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為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保ā对嚬P·李邕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頁）我感覺我能夠理解李邕的行書，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審美感覺和風格追求，最近我又開始臨習此碑（見附圖2、見附圖3、附圖4）。在寫完《與古為徒》系列博客之后，我可能會再次投入對李邕行書的學習，使其成為建構我的自身風格的基本范型，希望能夠實有所得，不要再脫手。
《李思訓碑》，過去多認為立于開元八年（720年），是李邕早年行書代表作，但近年來研究唐代書法史的朱關田考證后認為，這通碑并非是李思訓下葬時所立，應該立于開元二十七年之后（739年），李邕時年65歲，可以作為他后期行書的代表作。不管《李思訓碑》撰寫年代是早還是晚，它都和《麓山寺碑》一起成為李邕行書的兩種代表性作品，且兩者在風格上各擅勝場，其中《麓山寺碑》筆力強健，結構沉著穩(wěn)重，而《李思訓碑》則行筆迅疾猛利，結構倚側跳動。我過去臨習李邕行書就是以《李思訓碑》為范本，用的是中國書店1986年版的本子（見附圖5），但經過與刊載在《書法》雜志1982年第6期的本子比較（見附圖6），相差甚遠，后者筆畫更厚實、筆法細節(jié)更精彩，這次我試著臨習《書法》雜志刊載的本子，感受其灑脫勁健的風采（見附圖7）。傳統(tǒng)評價中，往往以《李思訓碑》為李邕行書代表作，而我個人更喜歡《麓山寺碑》，喜歡其沉穩(wěn)中的勁健，這應該與個人的性格、審美好尚有關。
《端州石室記》是摩崖石刻，刻在廣東高要七星巖，刻于開元十五年（727年），李邕時年53歲，是其傳世作品中難得一見的楷書?！抖酥菔矣洝冯m是楷書，但在運筆和結字上都有飛動、連續(xù)的態(tài)勢，不同于此前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的嚴謹雅致，也不同于后來顏真卿、柳公權的剛健篤實。遺憾的是朱關田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第23卷《李邕》中沒有收錄“端州石室記”，網上的資料下載打印后不太清楚，我只能用《書法》1982年第6期選刊的一頁作為臨習材料（見附圖8），雖不能得其仿佛，且聊以過癮（見附圖9）。看了李邕的《端州石室記》，就會體會到北宋蘇軾的大字楷書應該是受其影響很深的。過去有人評價蘇軾的書法如“老熊當?shù)?，百獸畏伏”，但和李邕的書法尤其是《端州石室記》相比，蘇軾也當畏伏。我平常不喜歡古人評價書法時所用的形象化比喻，但我現(xiàn)在也想套用這種方式評價李邕的《端州石室記》，認為其書法如“幽燕老將，氣沉力雄”，識者一笑。
最近在學習李邕書法的過程中，我對李邕及唐代行書的形態(tài)與演進趨勢有一點自己的心得，寫下來以備將來查考。我認為，唐代初年的行書可分為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曹魏時期大書法家鐘繇所擅長的三種書體，據(jù)南朝劉宋時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說：“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銘石書”是銘刻在碑石上的正規(guī)書體，就是當時流行的楷書意味濃重的隸書，如現(xiàn)存曹魏時期的《上尊號碑》等（見附圖10），這通碑是勸進曹丕的，而鐘繇是當朝重臣，所以后人猜測可能是鐘繇書寫的；“章程書”是日常公務、教學中使用的，應該就是新興的楷書，一般書寫得規(guī)范而簡捷，如傳世鐘繇的《賀捷表》等（見附圖11）；“行押書”指朋友之間書信用的，應該是當時新興的行草書，傳世刻帖中鐘繇的行草書雖真?zhèn)坞y定，且難免訛誤，但也可為輔證（見附圖12）。
我們一般在談到后來行書的發(fā)展時，往往會單線條地理解為鐘繇擅長的三體中的“行押書”的獨立發(fā)展，比如它為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所大加發(fā)揚，并在南朝士大夫之間盛行的那樣一種書體，代表作如王羲之的《喪亂帖》、王獻之的《二十九日帖》等，這個意義上的行書的發(fā)展是確實存在的，也是唐朝之前行書發(fā)展的主流，但需要注意的是，唐代初年的行書的發(fā)展并非這一條線索，還有另外兩條行書發(fā)展線索值得注意，這就是由“銘石書”和“章程書”“草”化發(fā)展出來的行書，即唐代初年的行書不僅來自于行書傳統(tǒng)，也來自于楷書傳統(tǒng)的演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書法演進的視角，前人未曾如此明言，這算是我學習、研究書法中的一點心得。由鐘繇所擅長的這三種書體演化出來的三種行書系統(tǒng)在唐代初年都有其表現(xiàn)，也都在相互融通之中，而李邕的行書風格正是在這三種行書系統(tǒng)的背景下形成的，達到唐代行書也可以說是中國書法史上行書的一個高峰。 由“行押書”發(fā)展到唐代初年的行書系統(tǒng)，可以唐太宗李世民等人為代表。李世民極力推崇王羲之書風，在整個唐代書壇影響深遠，尤其是一些集王羲之行書而成的碑版如《懷仁集王書圣教序》等（見附圖13），更為王羲之行書的普及提供了基礎。李世民推崇王羲之行書并身體力行，他自己的行書在風格上追摹王羲之，而且還開創(chuàng)了以行書入碑的新風尚，現(xiàn)存的《溫泉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見附圖14）。李世民所繼承發(fā)揚的王羲之行書是唐代初年行書的主流，唐玄宗李隆基繼承祖上傳統(tǒng)，他的行書學習王羲之，傳世的《鹡鸰頌》一帖有后世行書學者難以體現(xiàn)出的魏晉風度（見附圖15）。晚唐的杜牧是大詩人，而他傳世的《張好好詩》一帖（見附圖16），仍然延續(xù)著這種江左風流的余波。這種行書的特征可以概括為筆法以倚側絞轉為用，結構上左右互動、上下牽連，字形多小，尤其是在書寫節(jié)律上是以輕快的流動為主，而以轉折及結束單字時作動中之靜，整體風神灑脫，李世民、李隆基、杜牧雖只能得其仿佛，但也不失規(guī)矩。
由“章程書”發(fā)展到唐代初年的行書系統(tǒng)，可以虞世南、陸柬之等人為代表。鐘繇三體中流行最廣、應用最多的當屬“章程書”，士大夫之間往來多用“行押書”，但也不廢“章程書”，東晉南朝時王羲之最受人崇奉的是他發(fā)展鐘繇“章程書”而來的小楷書《樂毅論》、《黃庭經》等，這種小楷書因其整齊、美觀，具有更大的實用性，更多為當時的政府官員尤其是從事具體行政事務的底層官員、書吏所應用，當然也為整個社會所應用?！罢鲁虝痹诹鱾髦凶匀话殡S著“草”化的過程，這種行書是依附于“楷書”的，而和直接從隸書“草”化產生的鐘、王“行押書”有著不同的面目和氣質。由“章程書”演變出來的行書的最大特色是因其實用性而導致的整齊、流暢，筆法易方為圓、字形統(tǒng)一，這當然是為了方便快捷而又易于認識，而這帶來的后果就是氣勢上的萎縮，它總體上呈現(xiàn)出向下的態(tài)勢，已無鐘、王“行押書”八面出鋒、氣勢跌宕的豐富內涵，尤其是在書寫節(jié)律上以緩慢運筆為主，在個別處輕快放縱以為調節(jié)。虞世南在唐代初年被看作是王羲之書法的正統(tǒng)傳人，在我看來他只是鐘、王“章程書”及其演變出來的行書的正統(tǒng)傳人，傳為其所作的《汝南公主墓志銘》溫潤灑脫，但又不失規(guī)矩（見附圖17）。陸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書法師承其舅，傳為其所作的《陸機文賦》更是在整齊中顯示出溫潤蘊藉（見附圖18），其中一些字形與《懷仁集王書圣教序》中的字形很相似，但精神氣質迥異，知道了他的行書的淵源所自，對此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銘石書”發(fā)展到魏碑，再發(fā)展到唐代初年歐陽詢的楷書及其行書系統(tǒng)，而李邕的行書正是這一系統(tǒng)的發(fā)揚廣大者。鐘繇擅長的“銘石書”是鐫刻于碑版上的，多為大字，要求端正莊嚴，鐘繇時期的“銘石書”如《上尊號碑》等就是如此?！渡献鹛柋冯m是隸書，但已有很多楷書的因素，在其后的發(fā)展中，進一步楷書化，“銘石書”在南朝因“禁碑”及士大夫恥于碑版書丹等而式微，但在北朝“銘石書”卻不斷發(fā)展，“魏碑”就是“銘石書”楷書化的典型。唐代初年歐陽詢的楷書深受北朝楷書的影響，但他的行書仍然是“銘石書”的用筆、連筆、結構方式，顯得生硬笨拙，在“銘石書”的“草”化上并不成功。李邕行書基本骨架來源于銘石書，但也吸收鐘、王“行押書”的因素，筆法上方圓并用，結構上上松下緊，凝重中顯灑脫，倚側而穩(wěn)固，在書寫節(jié)律上快、慢結合，快、慢運筆之間迅速轉換，這正是造成李邕行書給人以豪放灑脫的原因，和“行押書”的快中有慢、“章程書”“草”化的慢中有動相比較，李邕從“銘石書”“草”化發(fā)展出來的這種行書節(jié)律是最難掌握的，也是其難學的原因。李邕的行書從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向上的態(tài)勢，這和由“章程書”發(fā)展出來的虞世南、陸柬之的行書向下的態(tài)勢迥異，也不同于鐘、王行書的左右跳蕩之勢，承續(xù)北朝“銘石書”的雄強本真，又表現(xiàn)出初盛唐時代人們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他的八百通行書碑版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他的行書精神氣質的認同。李邕行書之所以形成這種風貌，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唐代初年存在著代表北朝粗獷豪放的“銘石書”“草”化的傳統(tǒng)，另一個則是李邕個人身上的英風豪氣使它與“銘石書”“草”化風格相契合，并且還能夠在其基礎上踵事增華。 李邕的行書以其深厚的功力和高邁的審美風貌為后人激賞，譽為行書圣手，明代大書法家董其昌把李邕與王羲之相提并論，譽為“右軍如龍，北海如象”。過去的評論者往往認為李邕是學習王羲之行書的，但和王羲之風流灑脫的行書比較起來，李邕的行書又顯得豪放粗獷，北宋大書法家米芾就站在尊崇二王的立場上評價李邕行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jié)生疏”。實際上，李邕行書成就的取得，不能簡單地看作是王羲之以來的“行押書”傳統(tǒng)在唐代初年的發(fā)展，而應該說是以“銘石書”為基礎而又綜合它家的唐代初年三種類型行書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不是拘于一種類型的書法家所能達到的。但從唐代以后行書發(fā)展的趨勢來看，占主導地位的不是代表魏晉風流的鐘、王“行押書”，也不是李邕以“銘石書”為基礎發(fā)展出來的飛揚跋扈的行書，而是從鐘、王“章程書”發(fā)展出來的循規(guī)蹈矩而秀美流便的行書風格。章太炎提出過“俱分進化”的觀點，就是說在人類歷史的發(fā)展中，善亦進化、惡亦進化，令人擊節(jié)稱善，書法史也是如此，書法在歷史上固然有向著優(yōu)質化、豐富化方向的發(fā)展，同時也有著不斷簡單化、平庸化發(fā)展的傾向，而這也正是歷史學習的重要意義之一。當代書法尤其是行書的發(fā)展，從效法明清諸大家進一步走向對北宋蘇、黃、米、蔡行書的學習，再進一步走向對李邕行書的學習，就有可能深入到行書藝術的內在根源中去，看清其歷史脈絡和當下可能的發(fā)展方向。 李邕在談到書法學習時，說過一句名言：“似我者俗，學我者死”。而后世專門學習李邕行書的人也確實很少，這應該和我上面討論的唐代以降行書發(fā)展的大趨勢有關，也和李邕行書動靜無端的運筆節(jié)律造成的學習難度有關。但李邕作為王羲之之后行書的新高峰，對后來者還是產生了巨大影響，歷代大書法家如北宋的蘇軾、元代的趙孟頫等都曾借鑒其行書風格。作為宋代書風的開創(chuàng)者，蘇軾深受李邕的影響，黃庭堅評價蘇軾書法時說：“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山谷題跋·跋東坡墨跡》）蘇軾的大字楷書在字形取勢上有李邕的影子，但他的筆法是顏真卿以后的風尚。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的書法取法二王，但在我看來他受李邕影響很大，有意思的是，趙孟頫的行書接近二王，而他的楷書尤其是大楷書卻接近李邕的行書，寫得灑脫自在，沒有唐代顏真卿、柳公權楷書的規(guī)矩與拘謹。后世專攻李邕行書的有清代中期的書法家梁巘，他的自運之作現(xiàn)在看來不過爾爾，但所臨習的李邕書作在飛動中更加潤澤（見附圖19），頗為可觀。
現(xiàn)代書法家中學李邕而有成就的有徐本一、顏家龍、李鐸等人。徐本一是改革開放以來較早出名的湖北的中青年書法家，他早年效仿李邕行書，我在《書法》雜志1984年第1期上讀到他的書法作品（見附圖20），非常喜歡，而他這副作品在雜志排的版面中排在歐陽中石的一副精品作之前，可以看出當時他在書壇的地位。顏家龍是近年剛去世不久的湖南書法家，其作品中有一種凝重而又灑脫的風格自是得益于對李邕行書的學習（見附圖21）。李鐸是當下中國書壇與歐陽中石、沈鵬齊名的名家，被譽為軍隊系統(tǒng)書法第一人，他早期效仿郭沫若的行書，在幾十年的學習過程中，轉益多師，終于形成自己的獨特面目（見附圖22），他自己沒有關于學習李邕的表述，但我感覺他的書法中有李邕的東西。
寫完李邕，我的系列博客《與古為徒》按照計劃正好寫了一半，用了八個多月的時間，比原先計劃的寫作時間加速了，感覺是越寫越認真、越寫越難寫，但我將堅持下去，給自己過去的書法學習作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總結，也給自己以后系統(tǒng)反思書法打下一個較為扎實的基礎。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學習書法基本上都是臨摹古今法帖，在這基礎上嘗試創(chuàng)作，雖然會閱讀書法史、書法理論著述，學習某家法帖時也會考察其文化背景、師承源流等，但對于一般性的書法知識、理論探討之類沒有認真系統(tǒng)地做過，也對之持鄙視態(tài)度，就像我在小學當老師時對于教學法、教學研究之類同樣持鄙視態(tài)度。這是我過去的實際情況，是自己視野狹隘、心態(tài)閉塞的自然表現(xiàn)，今天我的想法開始轉變，我覺得理論探討是應該的，與實際的臨摹、創(chuàng)作是互動關系。我還有一個更大的設想，等以后有時間、狀態(tài)好的時候，我想?yún)⒄者@種方式，寫一個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系列博客，寫出自己理解到并且感興趣的有內在脈絡的歷史發(fā)生學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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