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看過連續(xù)劇《大秦帝國》的人，似乎不理解它為什么會未播先熱。為什么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故事可以在當下取得人們這樣的共鳴？

　　也許我們早已經(jīng)習慣了秦國雄視天下的強國姿態(tài)，習慣了秦王嬴政一統(tǒng)天下的豐功偉業(yè)。我們對秦的了解也多限于寥寥的“商鞅變法”、“焚書坑儒”、“孟姜女哭長城”等歷史片斷。但曾經(jīng)有這么一個時代，秦國陷入四面楚歌之絕境，輜重耗盡，兵源匱乏，國力虛弱。而六國虎視眈眈，時刻準備分秦。當一心要富國強秦的年輕君主贏渠梁，遇上誓要一展抱負的法家士子商鞅，一幕改變秦國、甚至影響中華文明發(fā)展進程的歷史上演了。

　　孝公張榜招賢士 商鞅入秦展雄才

　　商鞅，本姓衛(wèi)，因是衛(wèi)國皇室之后，又稱公孫鞅。后因變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稱為“商鞅”、“商君”。

　　商鞅自幼研讀法家刑名之學，學成之后，來到當時的強國魏國，試圖大展雄才。魏國丞相公叔痤很賞識他，任命他為自己的家臣。但還沒有來得及向魏惠王薦舉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

　　這時，魏惠王來探病，問：你一旦過世，誰可以當丞相？公叔痤就說：“我的門客公孫鞅雖然年少，卻是一個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讓他擔任丞相，魏國必然大治?！蔽夯萃趼牶蟛灰詾槿?，所以含糊其詞。公叔痤看出魏惠王決不會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說：“如果大王不用公孫鞅，就殺了他，不要讓他被別國所用，以威脅魏國?！边@大概算是戰(zhàn)國時代的“人才觀”——要么重用你，要么殺了你。魏王許諾而去，一出門就說：“公叔看來是病糊涂了，竟讓我把國政委任給一個年輕小子，太荒謬了?！?br>
　　魏王走后，公叔痤招來商鞅，實情以告，勸他趕快逃命。商鞅膽識確實不尋常，他沉著地說：“大王不能聽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會聽你之言殺我呢？”

　　事實證明，商鞅是正確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沒有殺他——他根本沒有把商鞅當成一個人物。

　　此時，地處西部邊陲的秦國，國勢日衰，民生緊迫，士無斗志。剛剛繼位、年僅21歲的秦孝公，面對咄咄逼人的六國，憤然說道：“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張榜招賢，“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睆娗氐臎Q心溢于言表。

　　壯志未酬的商鞅，終于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對秦孝公大講“帝道”，勸他要“順天而成”，秦孝公幾度瞌睡，責備景監(jiān)竟推薦這樣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銷“王道”，類似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他依然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極力宣揚“霸道”，終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國強民的心意。

　　殊不知，在中國變法談何容易，因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變法就是跟列祖列宗過不去。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龍、杜摯與商鞅當場辯論。

　　商鞅面對責難，慷慨陳詞：禮制、法度都是因時而定，政令要符合實際需要。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打破古人的條條框框。既然歷史已經(jīng)證明了，不法古的湯武能成就大業(yè)，而不改變禮法的夏商卻滅亡了，那么變法也就沒條件可講了。

　　在論辯中大獲全勝的商鞅被任命為左庶長，一場壯懷激烈的變法就此展開。

　　劓太傅動用酷刑 行新法秦國大治

　　商鞅拿出了最現(xiàn)實又最速效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農(nóng)戰(zhàn)”二字，并以國家意志來強力推行，手段之強硬、態(tài)度之堅決，亙古未見。

　　司馬遷將商鞅變法的內(nèi)容概括為：“變法修刑，內(nèi)務耕稼，外勸戰(zhàn)死之賞罰。”具體如下：廢除井田制，準許買賣土地，重農(nóng)抑商，獎勵耕織；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取消貴族特權，廢除“刑不上大夫”；獎勵軍功，即使是奴隸也可以因軍功恢復自由身，而貴族沒有軍功者不授爵位；厚賞重刑，建立連坐制度，對耕織、作戰(zhàn)、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賞，對那些私相斗毆者、不積極外戰(zhàn)者、懶惰貧窮者、隱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富國強兵、稱霸天下。

　　但如何讓新法得以推行呢？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來試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傳遞了一個信號：推行新政，賞必重賞，罰必重罰，態(tài)度不容置疑。

　　新法一經(jīng)頒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頑固抵制，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來樹立威嚴。

　　太子觸犯新法后，因是國家儲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讓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代為受過，一個處以刖刑(砍腳)，一個處以黥刑(在臉上刻字涂墨)。新法實行四年后，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竟然割掉了他的鼻子（劓刑）。于是“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又改口說變法的好話，這等于是向商鞅認錯了。不料，心狠手辣的商鞅將這些人全部發(fā)配遠方，從此以后，秦國再沒人敢批評政令。

　　刑太酷人人自危 遭車裂作法自斃

　　商鞅的變法使秦國從一個貧弱偏僻的二流國家，一躍成為強國，卻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他重新確立的等級制度，使大量靠世襲、資歷、行賄等途徑成為貴族的人失去特權。

　　而新法中最讓人爭議的就是“連坐法”。這種制度是建立戶籍制，把百姓置于國家的嚴密監(jiān)視之下，并使他們互相監(jiān)視、監(jiān)督。告發(fā)奸人，予以重賞；隱情不報，予以重罰；藏匿奸人，刑罰更重。在同一個社會組織里，一人有罪，則人人受刑，甚至株連三族。至于酷刑，什么腰斬、鑿頂、抽肋、鍋烹，哪一樣都讓人心驚膽戰(zhàn)。商鞅實際上把“告密”行為制度化、法律化了，人人都是密探，處處都有監(jiān)視的眼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大的原因是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持。秦孝公英年早逝之后，已經(jīng)醞釀了20年的風暴驟然來臨。對商鞅恨之入骨的貴族們乘機告發(fā)商鞅謀反，失去后臺老板的商鞅逃到了函谷關，想住客店卻沒有證件，店主不敢收留他，因為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要受連坐之罪！商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走投無路，只好回到封地，倉促地組織了一支人馬，起兵造反。戰(zhàn)敗后，秦惠文王對他實行了嚴酷的車裂之刑，告誡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數(shù)英雄論成敗 古今誰能說明白

　　變法是使秦國富國強民的良藥，也是商鞅給自己釀的苦酒，他的悲劇充滿了歷史的宿命。

　　商鞅執(zhí)掌秦國朝政19年，才有了繁華富庶、氣勢如虹的強秦；才有了始皇帝“續(xù)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nèi)，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統(tǒng)一大業(yè)；才有了歷代王朝沿用的秦漢制度、霸道王道并存的治國傳統(tǒng)。而他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下，也是以生命維護了變法的尊嚴。

　　后人對商鞅的評價，褒貶不一，爭論不休。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商鞅的嚴刑峻法歸結為他的“天資刻薄”，這也成為后世評價商鞅是“酷吏”的主要依據(jù)。即便國富民強，試問又有誰愿意生活在那樣的制度中呢？

　　但也有人認為，商鞅之法，實為戰(zhàn)爭時期的非常之法。當時的秦國，民風強悍尚武，私斗濫刑，不知畏懼，欲使民畏法，輕罪重罰是必要的手段。而為了讓被剝奪利益的老氏族做出讓步，嚴刑峻法更是必不可少。

　　1000多年后，又一位力排眾議、走在時代風口浪尖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月色朦朧、清風拂面的夜晚，在隱隱半山掩映的書齋中，面對商君一生事跡，淚濕衣衫，揮筆寫下詩句：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電視劇《大秦帝國》中，商鞅被塑造成一個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國日益強大的英雄，一位主張以法治國的先驅，一位最終以身殉國的偉人。他的酷刑只因亂世之中，惟有重典；他的愚民政策，只為強秦政策得以實施；甚至最后，編劇為了成就商鞅的完美形象，選擇了讓他與戀人雙雙飲毒酒自盡，而非逃亡后被車裂的悲慘下場。這自然是影視作品的藝術加工，但也不難看出創(chuàng)作者對商鞅的厚愛。

　　眼下，《大秦帝國》即將掀起第二輪的收視狂潮。有人讀史，有人看戲，喜歡也好，爭議也罷，在大量“戲說”和勾心斗角的后宮“秘史”的泛濫下，中國沒有出現(xiàn)如此氣勢磅礴的歷史正劇，久矣！

 
　　鏈接部分：劇中的穿幫與穿越

　　收復河西：劇中商鞅率軍一戰(zhàn)收復河西，秦國銳士天下知。但實際上秦國收復河西整整經(jīng)歷了五場大戰(zhàn)。到孝公病逝，商鞅被殺，也沒有完成。直到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任用公孫衍為帥，才真正收復河西。

　　商鞅之死：劇中商鞅為護新法和鏟除復辟欣然就死。但據(jù)《史記》記載，孝公死后，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出逃，因為沒有“身份證”而被客舍主人拒之門外。后逃亡魏國，魏人嫉恨他大破魏軍，自然不容。商鞅無奈返回封地商邑，欲起兵自立為王。最終被秦惠文王的大軍打敗，就地處死，而后車裂。

　　人物:劇中有一場商鞅與孟子的儒法論戰(zhàn)戲，但按照史書上的記載推算，商鞅周游列國時孟子才八歲而已。

　　稱謂:劇中君臣親密無間，臣子直呼君王姓名，說到秦孝公的時候，直呼他為嬴渠梁，稱呼秦太子為嬴駟，這在古代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

　　對白:商鞅大婚后要去西巡，秦王嬴渠梁問他，“蜜月也不過了？”此外，還有“幕府”、“唱黑臉”等詞也多次出現(xiàn)于劇中。

　　道具：①商鞅在查訪某村時，路邊堆放著一些玉米稈，而一般認為玉米是明末清初引入中國的；②戰(zhàn)國時候騎兵沒有馬鐙，而劇中出現(xiàn)的騎兵無一例外都有馬鐙；③劇中公主給秦孝公的密信竟然寫在紙上，而紙是漢朝才發(fā)明的。

　　中國歷史上不得善終的改革者

　　歷史上每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調整，同時也意味著各種利益關系的重新組織，這也是改革遭到各方面阻力的真正原因。因此，變法者大多下場凄慘，要么郁郁寡歡度過殘生，要么被迫流亡、死于非命。然而，當一個充滿憂患意識的民族面對不可確定的未來，“如何強盛”、“怎樣前行”是每個有良知、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無法回避的問題。

　　王莽       

　　公元9年1月1日，王莽代漢自立，正式即位稱帝，改國號為新。他根據(jù)《周禮》設計改革藍圖，鞏固新朝貴族的統(tǒng)治。又依井田制為模式，頒布了“王田令”，“私屬令”、“五均”、“六管”等。但是，他的政治經(jīng)濟改革只是一些表面的文章，為了緩和內(nèi)部矛盾，王莽決定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少數(shù)民族的反對。他加重賦役和刑罰，致使外患未除、內(nèi)憂又起。最后，綠林軍起義，王莽被一商人所殺，死無全尸。

　　晁錯        

　　從提出削藩策開始，到正式宣布戰(zhàn)爭，再到七國之亂形勢嚴峻，晁錯一直以為自己是在為漢朝，為國家的主人——也就是他的學生景帝，嘔心瀝血，付出一個忠心不二的臣子該做的一切。然而，他卻想不到，“吳楚七國之亂”最終的替罪羔羊就是他本人，忠心耿耿為漢家天下操勞的晁錯，就這樣被腰斬于東市。

　　王安石       

　　當時北宋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深重的外患和尖銳的階級矛盾，變法改革勢在必行。王安石在全國推廣農(nóng)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一系列的變法措施對鞏固宋王朝的統(tǒng)治、增加國家收入，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改革也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許多朝臣的反對。王安石雖堅持“三不怕”，卻無法說服猶豫不定的宋神宗，改革半途而廢。王安石本人也歷經(jīng)多次貶職流放，郁郁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