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基本經(jīng)典 需要深讀細讀

長沙的歐陽紅先生與我結(jié)識，已經(jīng)有不少年了。我對他能在公務繁重之余，潛心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考察研究，在《周易》《老子》等方面都有著作，富于創(chuàng)見，一直深為敬佩，認為在當前“國學熱”中作出貢獻。最近承他告我，他所倡議和撰著的國學“口袋書”系列，即將陸續(xù)問世。其間《周易》《老子》和《莊子》三種很快就可印行，年底《論語》也會出版。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國學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跨入新世紀而更盛，是學術界以及社會公眾都知道而且感受到的。當前許多人，不分老中青，皆希望對國學有所了解，所以國學熱已經(jīng)不只是專業(yè)圈子里的現(xiàn)象。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國學的有益內(nèi)涵正確地普及于公眾，是適時的，也是必要的。歐陽紅先生“口袋書”系列的設計，剛好適應了這樣的需要。

這里說的口袋書一詞，是英語pocket book的直譯，指的是開本很小，能夠放在口袋里隨時閱讀的書。這個詞在國際上通行已久，我們聽起來或許還有點新鮮。其實，這一類書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了，其原始甚至可以追溯到紙本書籍剛剛出現(xiàn)的時代。那時候通稱巾箱本，或者袖珍本，到現(xiàn)在人們不再用巾箱，衣袖里也裝不下什么東西，巾箱本、袖珍本這樣的名詞竟被外來的“口袋書”取而代之。

特別適合采用“口袋書”形式的，首先是一些眾多讀者都需要隨身攜帶、反復精讀的書，這便是傳世文化之中的經(jīng)典之作。文化承傳里的基本經(jīng)典，草草讀那么幾遍是絕對不夠的，必須長時間深度細讀，才可能真正了解和體認。大家或許知道，孔子本人就是這樣做的。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珍貴帛書，有一種是界說周易的，標題為《要》，篇中記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橐”是裝書的口袋。孔子喜好《周易》一書，居處時常將《周易》放在身邊席上，出行時將之置于隨帶書袋之中，這簡直可以說是古代的“口袋書”了。正因為孔子如此好《易》，后來有了充滿哲理的《易傳》，是大家容易理解的。

人生有涯，不可能遍讀群書，對于博大浩瀚的國學，我們只能“取一瓢飲”。這便需要首先選擇足以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典性質(zhì)的書，確實做到深讀細讀。由于這些書籍產(chǎn)生于遙遠的古代，文字語句艱深難懂，最好又有好的學者結(jié)合大家的需要，做出導讀講解，才能使當前的社會讀者真正從中獲益。

歐陽紅先生的“口袋書”系列正符合這樣的要求。以他寄給我看的《莊子》一冊為例，內(nèi)容包括內(nèi)篇七篇，每篇收錄原文，然后有破題，提示、譯讀和解說，然后是全篇的啟思，可謂不厭其詳，對讀者給予了盡心的引導和幫助，也使讀者了解了作者的觀點和功力。

希望歐陽紅先生這一系列的工作早日圓滿完成。

李學勤  1933年生，就讀清華大學。1952年參與《殷墟文字綴合》編著。1964年進中科院歷史研究所，2003年調(diào)清華大學。歷任中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和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二至四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和歷史評議組組長、人事部博士后流動站評議委員；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錢幣學會副會長、中國秦文研究會會長，兼職西北大學、南開大學、劍橋大學、加州大學等海內(nèi)外院校教授；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榮譽會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發(fā)表專著有殷代地理簡論、古文字學初階、比較考古學隨筆、周易經(jīng)傳溯源、中國青銅器概論、走出疑古時代、古文獻散論、簡帛佚籍與學術史、中國古史尋證、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等20來部，論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