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wǎng)上學(xué)了一個詞“雷”，決定（作）用在一個在中國住了6年的印度精英身上。說這位Pallavi Aiyar女士是精英，是有點根據(jù)的：她是歐盟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報》（The Hindu）駐京記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寫她在中國生活的書《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

　　她是怎么被“雷”到的呢？這還要從北京胡同的一位廁所清潔工余寶慶（譯音）說起。余寶慶38歲，原來是安徽的農(nóng)民，2004年初到了北京，找到了這一份工作。他負責(zé)的這個廁所距離Pallavi Aiyar女士的住所不遠，自然就成了這位印度女記者了解中國社會的采訪對象。對于余寶慶來說，他覺得很幸運，廁所清潔工的工作遠比在家鄉(xiāng)務(wù)農(nóng)來得輕松。他說這份工作每月可以掙到100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給了他一個見識大都市的機會。本來他很擔(dān)心不適應(yīng)城里的生活，可是這份工作讓他結(jié)識很多人，交了不少朋友：“誰不來上廁所呢？”他笑著說。當(dāng)Pallavi Aiyar女士結(jié)束采訪與這位中國清潔工告別的時候，令她震驚的一幕出現(xiàn)了：he shook my hand with confidence（他很有自信地與我握手），而且邀請她過幾周再來，等他老婆來北京時要把她介紹給這位他認識的第一個外國人。

　　這段場景讓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簡單，在他們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個上流社會的精英不小心觸到了一個bhangi人（專門從事廁所清潔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趕回家洗個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見多識廣自然不會如此反應(yīng)，讓她震驚的是中國的廁所清潔工會如此自信地伸出手來和她握手，毫無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樓主的看法：感謝毛主席消滅了階級，在中國工作有高低，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國人和掃地的、看門的、服務(wù)員聊天和司機、保姆一桌吃飯是很正常的，但在印度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個高種姓的印度人絕對不會和一個掃大街的賤民聊天，在他的眼里，賤民跪下給他舔腳都嫌臟。。。。。 ）

　　這件小事讓這位印度精英對中國人刮目相看。分析一下，余寶慶與印度的bhangi有以下幾點不同：（1）印度的bhangi渾身帶有異味，而余寶慶沒有；（2）印度的bhangi大多是文盲，余寶慶上過兩年高中；（3）印度的bhangi收入無法和其他階層相比，但是余寶慶的工資不高，但是也可以和其他勞動階層相媲美；（4）最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bhangi生下來就是廁所清潔工也會做一輩子清潔工，而余寶慶從來就沒有打算當(dāng)一輩子廁所清潔工，他的目的是長見識，攢一筆錢，將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做生意。這最后一點是Pallavi Aiyar女士的“重大發(fā)現(xiàn)”，她采訪的另外一個寫字樓里的廁所清潔女工打算掙點錢以后自己去開一個美發(fā)屋。換句話說，中國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但是都在試圖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舉個例子來說，內(nèi)蒙古赤峰姑娘婁曉穎，因家境貧困，1998年赴京打工，從事家政服務(wù)工作，幸運的是，她被介紹到央視主持人倪萍家做保姆。之后幾年里，在倪萍的幫助下，她考上了中央財經(jīng)大學(xué)；在北京有了一個幸福家庭；現(xiàn)在已是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一名高級員工，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北京白領(lǐng)。

　　這一切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順理成章，但是對這位從小在印度上層社會長大的女士來說不啻于一場深刻的階級教育。她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中國，“阿姨”們的地位并不像在印度那么低，她們可以與主人同桌吃飯、一起看電視。還有，哪怕是開奔馳、去過巴黎旅游的中國富人，他們的父輩也照樣會在家干家務(wù)包括清洗廁所。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國大學(xué)生助理Cindy，是個喜歡KFC的時尚女性。有一次她們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這個中國女孩突然問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給自己的媽媽找一份“阿姨”的工作。這個問題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處于“失語”狀態(tài)（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為這使她再次體會到了中國人骨子里和潛意識中的平等意識。這種平等觀念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一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