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穆爾河流域靺鞨諸部的墓葬儀式

                          涅斯杰羅夫

        （俄羅斯科學(xué)院西伯里亞分院考古學(xué)與民族學(xué)研究所）

 濱海地區(qū)靺鞨考古文化的最早期階段當與小興安嶺以東地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階段的代表是阿穆爾河（黑龍江）俄羅斯左岸的乃菲爾德式遺存（不包括布拉戈斯洛溫寧地方變體在內(nèi)）和中國右岸的同仁[需查證]文化。據(jù)漢文史料記載，黑水靺鞨就居住在這一地區(qū)。文字史料證實，黑水么和在其早期階段（公元5—7世紀）即已臣服了松花江沿岸到阿什河[需查證]的、濱海地區(qū)烏蘇里江河谷的乃至與朝鮮接壤地區(qū)的其他靺鞨諸部[尼基廷，2000，151頁]。阿穆爾澤特古墓、乃菲爾德古墓、科奇科瓦特卡古墓（以上在俄羅斯境內(nèi)）、團澤古墓（在中國境內(nèi)[需查證]）就屬于這一時期濱海地區(qū)乃菲爾德式靺鞨文化墓葬遺存。

 698年，靺鞨建立震國（713年稱渤海國）。8世紀，遠東地區(qū)發(fā)生遷徙。遷徙改變了濱海地區(qū)的民族文化面貌。首先遷徙而來的是原先可能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黑水靺鞨。沙普卡古墓和阿什河遺址出土同樣的資料，可以證實這一點[熱列茲尼亞科夫，1946，53頁，54頁]。移民的終點站是西阿穆爾河流域地區(qū)。這一時期遺留在該地區(qū)的黑水靺鞨墓葬，經(jīng)過考察的有位于阿穆爾河岸邊或離阿穆爾河不遠的沙普卡古墓、諾沃彼特羅夫古墓、庫普里亞諾沃古墓。沙普卡古墓的資料反映出乃菲爾德式文化在8世紀前夕發(fā)生過變化。盡管移民來到新的地方后與當?shù)氐膶儆诿坠谅宸蛭幕氖翼f人以及稍晚時候來到這里的渤海靺鞨（屬于特羅伊茨克文化）有過一定的接觸，但是由于移民處于一種相對孤立的狀態(tài)，其新的文化特點在新的地方依然得以長久保持下來。

 黑水靺鞨在墓地埋葬死者需要持續(xù)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種情況通過幾處古墓（比如乃菲爾德、團澤、沙普卡）發(fā)現(xiàn)的大量墓葬得到了證實。比如，在沙普卡古墓發(fā)現(xiàn)有180個洼陷式墓（見圖1）。對其東南角250平方米的地域進行了發(fā)掘，結(jié)果在23個洼陷式墓下掘出40個墓穴，40個墓穴中有45個墓葬。發(fā)掘表明，有些墓沒有洼陷，一個洼陷下可能有2到4個墓穴。墓平行排列，呈西南—東北向。墓穴大多呈東南—西北向，為長方形或橢圓性。墓穴到一定深度時掘有臺階。墓穴內(nèi)有時用到半圓木（貼在墓壁上，鋪在墓底上）。

 并非所有的墓在現(xiàn)存地表上呈洼陷狀。緬德維杰夫認為：墓上的洼陷特別是由剛堆上的沙質(zhì)土形成的洼陷，有可能被風(fēng)吹走和自行消失；女貞文化墓上的洼陷是專為舉行追悼儀式而留下的；洼陷也可能是盜墓后留下的[緬德維杰夫，1996，52—53頁]。瓦西里耶夫在解釋女貞墓上留有洼陷的原因時認為，女貞人先為死者進行除毒儀式（驗尸儀式），后對墓地和洼陷都要進行復(fù)原[瓦西里耶夫，1986，250—264頁]。季亞科娃認為，出現(xiàn)洼陷與墓穴上方的覆蓋物和墓壁的鑲貼物有關(guān)（沿海地區(qū)阿勃拉莫夫卡2號），覆蓋物和鑲貼物一旦坍塌，就會出現(xiàn)洼陷[季亞科娃，1998，26頁]。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同一個古墓群（比如沙普卡）中會同時存在有洼陷和無洼陷兩種墓。乃菲爾德式古墓——乃菲爾德、科奇科瓦特卡（東阿穆爾河流域）、阿勃拉莫夫卡2號（濱海地區(qū)）、諾沃彼特羅夫、沙普卡、庫普里亞諾沃（西阿穆爾河流域）和特羅伊茨克式古墓——特羅伊茨克、椴樹崗、沿岸谷（西阿穆爾河流域）、羅欣（沿海地區(qū)）、恰里巴（中國吉林省[需查證]）[捷列維揚科，1975，47頁，87—99頁；季亞科娃，1998，37頁；涅斯杰羅夫，阿爾金，1999，153—176頁] 均屬于靺鞨文化；阿穆爾河女貞文化古墓（科爾薩科夫、納杰日堅等）[緬德維杰夫，1977，37頁；1980，139頁]則分為不同的考古階段，位于不同的地區(qū)。但是，在所有上述古墓中，一些場合下沒有洼陷（乃菲爾德、科奇科瓦特卡、諾沃彼特羅夫、沿岸谷、羅欣、恰里巴、科爾薩科夫斯納杰日堅等），另一些場合下卻有洼陷（沙普卡、特羅伊茨克、椴樹崗、阿勃拉莫夫卡2號）。不排除這樣一種情況，即洼陷可能是埋葬完成之后人工形成的（墓穴填土不足），并象女貞墓上的洼陷那樣用于追悼儀式。這一點可由特羅伊茨克古墓[捷列維揚科，1973，115頁—123頁] 和沙普卡古墓的墓穴剖面清晰地看出來。在這些古墓中，墓穴土與填土在顏色上有著明顯的不同，此外，在這些古墓地表還殘留有物品和動物骨骼。洪水和土壤風(fēng)化會對墓地現(xiàn)在的地表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洼陷可能會被淤平或填平。如此看來，土墓上有無洼陷受到了各種因素的影響，既有自然來源的，也有人類干預(yù)的，或者二者兼有。

 靺鞨乃菲爾德式墓葬的主要儀式是二次埋葬。應(yīng)當指出，在學(xué)者們的著述中，中世紀漢文史料明確記載的靺鞨人天葬儀式被認為是為考古所證實的二次埋葬的起因，雖然靺鞨人二次埋葬在文字史料中只字未提。將乃菲爾德式遺存及同仁文化與黑水靺鞨進行對比，可以確認，天葬后骨骼被收集在一起再行下葬亦即靺鞨人的二次埋葬是真實的，這在乃菲爾德式靺鞨文化中尤為常見。天葬后骨架保存完好的情況下，墓穴中的骨骼也排列成剖學(xué)上應(yīng)有的次序。頭骨多半置于墓穴的西北部，膝部彎曲的腿骨（上面纏有布帶）置于東南部。兩者之間放置著其余的骨骼（見圖2）。天葬后骨架遭到強烈毀壞的情況下，部分骨骼則被亂扔進墓底，有的還扔進填土中（同樣亂扔的還有陪葬品碎片）（見圖2，4）。

 二次埋葬中有一些為集體埋葬（發(fā)現(xiàn)骨骼來自不同的骨架），其中既有葬在同一深度的，又有分層葬在不同深度的（比如沙普卡古墓，M 183）。還有后來的墓葬擾亂原來墓穴的情況出現(xiàn)。

 首次埋葬的情形很少見。埋葬形式為死者仰臥，頭朝南或朝北，膝部彎曲并抬起（沙普卡古墓，M 36；烏斯奇—塔拉坎，窖葬七歲孩童）（見圖2，5）。兒童首次埋葬與成人首次埋葬毫無差別。

 火葬在極為罕見（比如沙普卡古墓，M 12b），且不是出現(xiàn)在所有有名的古墓中。古墓中有一些無骨墓，但埋有單個的東西——墓碑。某些墓碑的出現(xiàn)，很可能與曠野中首次天葬后尸體完全消失這種情況有關(guān)。

 薦亡追悼儀式有兩類：在墓穴和在古代的地表。有的時候在墓上和墓穴底部發(fā)現(xiàn)有馬和野豬的顱骨。墓穴中的陪葬器皿均城損壞樣式，或者這些器皿在下葬時“被殺死”，或用的是平常已經(jīng)破碎的器皿。殘缺的戰(zhàn)刀和長矛十字交叉疊放在墓穴，可能是黑水靺鞨人民族學(xué)儀式的一個特征（見圖3）。

 在沙普卡古墓M 187（見圖3，2）中還發(fā)現(xiàn)了黑水靺鞨人的一個民族學(xué)特征。這就是野豬牙的“交集”。野豬牙一端有孔，彼此相連后放入墓穴。墓底還發(fā)現(xiàn)如下物品：底部破碎的陶器2件，其中一件底朝上；碎作六段的玉環(huán)1件；鐵劍1柄；鎧甲片若干；膝部呈彎曲狀的腿骨和脛骨若干；顱骨殘段若干和下頜3件。墓中發(fā)現(xiàn)的這批野豬牙，形象地證實了《唐書》（“靺鞨”卷）的有關(guān)記載。記載原文如下：“其人孔武健壯。善徒步作戰(zhàn)，故處處受制于他們。習(xí)結(jié)辮。以野豬牙交集（變體字為我所標——作者）和雉尾飾帽，以示與他部（非黑水靺鞨部）之別”[轉(zhuǎn)引自沙甫庫諾夫，1968，33頁]。黑水靺鞨的南支——粟末靺鞨則以虎尾豹尾飾帽。

 特羅伊茨克式遺存則不同于乃菲爾德式遺存。乃菲爾德式遺存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于阿穆爾河流域東部地區(qū)的波里采夫文化，而對于阿穆爾河流域東部地區(qū)來說乃菲爾德式遺存卻是一種外來文化。至于特羅伊茨克式遺存，那么按季亞科娃的話來說，它“是以一種成熟的狀態(tài)、固定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在阿穆爾河流域的，并且一直保持始終” [季亞科娃，1998，231頁]。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特羅伊茨克式靺鞨部是大靺鞨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在粟末靺鞨民族文化和當?shù)氐陌⒛聽柡游幕A(chǔ)上形成的” [尼基廷等，1999，28頁]。阿穆爾河當?shù)匚幕拇硎俏靼⒛聽柡恿饔虻拿坠谅宸蛭幕蜄|阿穆爾河流域的特羅伊茨基式靺鞨文化。

 特羅伊茨克式遺存中最重要的遺存是特羅伊茨克古墓。特羅伊茨克古墓的時代當在8世紀至11世紀初。該墓地規(guī)模龐大，層次繁多。有些地段較古老的墓被后來的墓所覆蓋，而后來的墓又被新的墓葬層所擾。對這一古墓所進行的最新考察表明，該墓地共有洼陷1013個，經(jīng)發(fā)掘的墓253處。在發(fā)掘地段發(fā)現(xiàn)：首次埋葬的為34處（占13。4%）；二次埋葬的最多，為209處（占82。6%）；火葬的最少，僅9處（占3。6%）。捷列維揚科由此推斷說，二次埋葬當是最古老的埋葬方式，在首次埋葬和火葬（談到火葬時我們順便指出，倘若火葬就近舉行，那么埋葬死者的骨灰也是二次埋葬的一種方式）出現(xiàn)之后，二次埋葬依然保留下來。波洛廷也談到過靺鞨人（占79%至80%）和女貞人（占15 %）的這種二次埋葬方式[波洛廷，1995，129頁]。我們對阿穆爾河流域女貞人墓葬儀式的考察表明，二次埋葬在女貞人來說也是最主要的埋葬方式[涅斯特羅夫，1998，75—85頁]。

 規(guī)模龐大的米洛瓦洛夫古墓是諾維科夫—達烏爾斯基于1929年在迪普科斯河畔發(fā)現(xiàn)的。他說，“墓穴甚多，排列密集，墓地簡直象個蜂窩” [諾維科夫—達烏爾斯基，1961，30頁]。諾維科夫—達烏爾斯基未能對該古墓進行發(fā)掘。該古墓很可能就是現(xiàn)在頗有名氣的的椴樹崗。椴樹崗位于阿穆爾河水泛地，距澤雅河河口55公里。初步估計，這里約有2000座墓。從墓葬儀式和陪葬品判斷，當屬于特羅伊茨克式遺存，年代當在8至10世紀。從發(fā)掘過的墓穴看來，埋葬方法用的是二次埋葬，有的墓中發(fā)現(xiàn)有用火痕跡。根據(jù)地層學(xué)觀察，發(fā)掘者認為，有些墓未曾填土。發(fā)現(xiàn)的陶器在口部和腹部有手工捏制的旋渦狀裝飾。兩只完整的陶罐底部被打掉。馬具（帶薄扣繩的馬鐙一件、帶S形馬勒的馬銜1件、骨制馬肚帶環(huán)扣1件）均為突厥風(fēng)格。這類馬具具有公元1000年中后250年中中央亞地區(qū)的典型特點，在特羅伊茨克古墓資料中也有類似的發(fā)現(xiàn)（見圖4）[波洛廷等，1997，160—163頁]。

 在阿穆爾河岸邊的沿岸谷古墓中考察過3座出土特羅伊茨克式資料的墓葬。兩座墓中的墓壁為石頭砌成。另有一座墓（位于沙波奇卡村附近，離沿岸谷古墓不遠）覆蓋著石板，由奧克拉特尼克夫于1060年發(fā)掘過。這些墓葬的結(jié)構(gòu)與渤海3型（按鄭永珍的分類法）墓葬最為相近。墓壁用石頭砌成，墓上覆蓋著大大小小的石塊。所有墓葬均為二次埋葬（見圖5）。出土資料有小鐵斧（長6。5厘米，寬2厘米）1件，突厥式青銅耳環(huán)1件，特羅伊茨克式陶器碎片若干，玉髓串珠2件。沿岸谷出土資料證實，特羅伊茨克式文化居民不是阿穆爾河流域的土著民，而是來自中國東北南部地區(qū)的移民（渤海國人或粟末靺鞨人）[波洛廷等，1999，275—282頁]。

 如此看來，特羅伊茨克式靺鞨墓葬儀式如同乃菲爾德式靺鞨墓葬儀式一樣，埋葬死者的方式多半是二次埋葬。二次埋葬的第一個階段是地面上的天葬。揀拾骨骼再進行土葬，當在天葬后一段時間進行，并且取決于多種因素。墓穴中腿骨、臂骨四肢并存的情況說明，在二次埋葬前，為保護死者全部骨骼不被觸動而穿在身上的衣服和裹在腿上的布帶還保存著（亦即天葬后的8——10個月之間）。因此，儀式參加者們揀拾的只是那些衣服沒有擋住的骨骼。墓穴中出現(xiàn)肋骨、分解開的骨盆骨、鎖骨、肩胛骨以及骨骼的小塊殘斷或者少量的骨骼殘斷，說明墓葬儀式的兩個階段相隔時間不久。特羅伊茨克、椴樹崗、沿岸谷等古墓的二次埋葬中發(fā)現(xiàn)骨骼數(shù)量很多，則說明揀拾骨骼時不僅關(guān)節(jié)部位的韌帶已經(jīng)毀壞，而且死者身上的衣服也已經(jīng)風(fēng)化，全部骨骼都可以觸動。特羅伊茨克式靺鞨人和阿穆爾河靺鞨人在墓葬儀式方面無疑具有相似之處，在某些場合下還與靺鞨人的墓葬儀式有相同之處。可以說，區(qū)分特羅伊茨克式靺鞨靺和阿穆爾河靺鞨人的民族學(xué)特征，恰恰在于揀拾死者骨骼的時間不同這一點上。

 靺鞨諸部和阿穆爾河流域女貞人廣泛采用二次埋葬方式，是由于他們具備了首次天葬死者專用地的條件。特羅伊茨克古墓的發(fā)掘結(jié)果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在特羅伊茨克古墓，既考察過成行排列的墓穴，也考察過骨骼、物品、木頭殘段散亂在地的地段（古墓的西南角）。這個與二次埋葬地相鄰的高地，很可能就是進行天葬的地方?？磥?，骨骼殘段散亂在地的現(xiàn)象與并非所有的骨骼都全部撿拾起來埋入墓穴有關(guān)，也與骨骼逐漸積攢起來并掩沒在雜草之中有關(guān)，還與一些死者的親屬們由于某種原因“不想領(lǐng)取”死者骨骼等等情況有關(guān)。

 黑水靺鞨（乃菲爾德式）與阿穆爾河流域渤海國靺鞨（特羅伊茨克式）墓葬儀式的區(qū)別在于首次埋葬和火葬的數(shù)量不同。黑水靺鞨實行首次埋葬和火葬的時間開始得很晚。這兩個部落在墓葬儀式中都使用過火（在填土不多的墓穴中以及墓地地表生過火）。但是據(jù)2005年對特羅伊茨克古墓進行實驗的結(jié)果來看，生火并不是墓葬儀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大部分墓穴，包括在溫暖季節(jié)進行的二次埋葬的墓穴，都位于密實粘土層或更深的土層中，在這一土層生火，只是為了更方便地開掘密實土層而已。于是，在發(fā)掘墓穴過程中，經(jīng)常在墓穴中看到被火烤過的墓壁，在原先從墓穴拋出的土中看到雜有小粒煤塊兒和經(jīng)過燒烤的土粒，有時還可看到灰燼。

 阿穆爾河流域乃菲爾德式和特羅伊茨克式靺鞨的陪葬品種類相仿，均為經(jīng)濟生產(chǎn)、日常生活和軍事作戰(zhàn)用到的器物。主要差別表現(xiàn)在陶器上。正是陶器才將這兩種文化區(qū)分開來。大部分器物在下葬前已經(jīng)不能使用或不再使用了（比如底部朝上的陶器）。

 當前靺鞨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務(wù)是探明靺鞨兩大部——黑水靺鞨和阿穆爾河流域渤海人實質(zhì)上未能融合的原因。沙普卡古墓和諾沃彼特羅夫古墓零散出土的特羅伊茨克式陶器，說明這兩支同源的靺鞨部落交往甚少。與此同時，在西阿穆爾河流域地區(qū)，特羅伊茨克式遺存大大多于乃菲爾德式遺存，而且從8世紀下半葉起，他們即已共處，有時還居住在同一地域內(nèi)。

 考古學(xué)家在阿穆爾河流域發(fā)現(xiàn)過一種靺鞨居民取代另一種靺鞨居民的現(xiàn)象。他們提供的資料稱，“5世紀末至6世紀初，靺鞨文化代表者出現(xiàn)在綏芬河河谷，據(jù)考古資料判斷，這很可能是黑水靺鞨人，也許就是同仁文化的代表者”。綏芬河河谷靺鞨遺存的數(shù)量、性質(zhì)和類型表明，這是一次規(guī)模宏大的軍事入侵。8世紀初，“由于直接軍事行動的結(jié)果，這批征服者又被到來的另一批靺鞨人所取代”，取代者是率賓靺鞨人，在他們占據(jù)的地面“后來建立了渤海國的率賓府……” [尼基廷，2000，151頁]。

 在同仁村（黑龍江省綏賓縣）1號遺址發(fā)現(xiàn)有兩個連續(xù)的年代層：下層（6世紀）與靺鞨文化相關(guān)；上層為靺鞨文化早期階段向綏賓型文化的過度時期。綏賓型文化從民族學(xué)角度看當屬于遼代女貞階段文化[鄭永珍，1995，104頁]。同仁文化依據(jù)一系列放射性碳測定的年代和考古資料判斷，可以分做三個階段：6世紀至9世紀，10世紀至11世紀，12世紀至13世紀[阿爾金，1995，236頁]。根據(jù)俄國分類法，被稱為綏賓階段的第二階段正是阿穆爾河流域女貞人文化。中國考古學(xué)家沒有區(qū)分第一靺鞨階段與第二綏賓階段考古資料方面的不同點，亦即乃菲爾德式遺存和阿穆爾河流域女貞人文化的不同點，而將這兩個階段統(tǒng)統(tǒng)稱做單一的靺鞨文化[郝慶云，1995，104頁]。如果以陶器這樣重要的當?shù)靥卣髯鳛槌霭l(fā)點的話，那么阿穆爾河流域女貞人的陶器就是特羅伊茨克式手制陶器發(fā)展線的繼續(xù)，而不是乃菲爾德式手制陶器的繼續(xù)。根據(jù)沙普卡山地城址、西卡奇乃—阿良、木藍子?xùn)|[需查證]出土的資料判斷, 乃菲爾德式陶器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12世紀 [涅斯特羅夫，1998，62頁]。至于說到同仁1號遺址，那么可說是一種靺鞨文化——乃菲爾德式文化取代了另一種文化——特羅伊茨克文化，取代時間不早于10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