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理查德·耶茨去世后，他的作品只能通過專門訂購，或在二手書店里小說類布滿灰塵的最下層才能找到，人們怎么會對此一無所知？怎么人們都對此無所作為？

《革命之路》電影海報

【編者按】斯圖爾特·奧南為美國小說家，1999年時，他在《波士頓評論》上發(fā)表了本篇文章，為“被遺忘的最優(yōu)秀的美國作家”理查德·耶茨長期遭受讀者及出版界的忽視而鳴不平。這篇文章面世后，為后來逐漸形成的“耶茨熱”（所有作品再版，長篇傳記問世，作品被改編為電影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文化君將這篇由孫仲旭翻譯后的評論分為幾期分享給讀者，以了解一位過世著名作家的“失落與孤獨”。

原標題：失落的理查德·耶茨世界

自從理查德·耶茨1992年去世后，他名下的九本書都悄悄下了架。他曾是最受褒揚的作家——史泰?。⊿tyron）、馮內古特（Vennegut）和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稱贊他為一代人代言——他現(xiàn)在似乎屬于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那一類：作家的作家。他在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學生安德烈·杜波依斯（Andre Dubus）崇拜他，托拜厄斯·沃爾夫（Tobias Wolff）也是，耶茨所著書的封面上，羅列著像田納西·威廉斯、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rker）、安·貝蒂（Ann Beattie）和吉娜·貝里沃特（Gina Berriault）之類人說過的話。在作家們提到他，一下子把他當作一位美國大作家時，我們希望有更多人會閱讀他的作品，就像以前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的作品遇到的情況。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在他的小長篇《女人男人在一起》（Women With Men）中的謝辭部分說得明白：“我希望記下我對理查德·耶茨的長篇與短篇小說的感激之情，明白這位作家之價值的人太少了。”

出版《十一種孤獨》時的耶茨

然而，耶茨并不合乎作家的作家這一類型。他不是像納博科夫那樣的語言雜技家或者像斯蒂文·米爾豪塞（Steven Millhauser）那樣想象力任意翱翔的寓言家，他不是位獨特的知識分子或者一意孤行的作家，就像我們想到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或者哈洛德·布羅基（Harold Brodkey）時會想到的那樣。在品欽（Pynchon）、德里羅（Delillo）、拉什迪（在他們沖上暢銷榜之前）功成名就的時代，耶茨寫的是家庭生活中普普通通的悲傷，所用的語言就算能夠吸引人們的注意，也很少有。他的風格上絕對與小題大做、裝模作樣無涉。要說也只能說，他的作品是簡單或者傳統(tǒng)、常規(guī)的，沒有超小說乃至現(xiàn)代派的招數(shù)。他有可能與其相比的作家只有契訶夫，要么也許是菲茨杰拉德，不過他沒有菲茨杰拉德的詩人派頭。

他的文字在表面上如此清澈，事實上，他寫到的人和事如此普普通通，易于讓人產生認同感，很接近我們所了解的世界，以至于他的書本似乎應該比他那些更為難讀的文學同行們的書擁有更多讀者，然而并非如此。

可能是因為讀者未能珍視耶茨，才讓作家們這樣做了。在一個經常把蹩腳和虛假的作品抬高得超過真實而漂亮的作品的行業(yè)中，耶茨的命運證實了我們最擔心的事，也促使我們呼吁公平。他是文學作家中最具可讀性、最容易讀進去的，在進度方面是位大師，輕松自如地推進。而且作為一名嚴肅作家，他好像從一開始，就獲得了尊敬。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1961）一炮而紅，和《第22條軍規(guī)》以及《看電影的人》（The Moviegoer）一起進入國家圖書獎的決獎名單，而且同樣有資格獲獎。作為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后期美國主流生活的編年史記錄者，能跟他匹敵的只有約翰·契佛（John Cheever）。在其寫作生涯中，在所有主要報刊上，他的作品一直受到好評，他的四部長篇小說被每月一書讀書會選中，然而他的書本中，沒有一本的精裝本銷量超過12000冊。

如果說他在世時，他的作品遭到忽視，他去世后，則幾乎完全消失。在擠進大型超市的成千上萬本書中，沒有一本是他的。偶爾在二手書店，會找到八十年代三角洲（Delta）或者當代佳作（Vintage Contemporary）版的重印平裝本，也許還能找到一本《復活節(jié)游行》（The Easter Parade）的讀書會版或者《好學?！罚ˋ Good School）的品相不好的第一版，但是很少能看到他的中期作品，如《天意》（A Special Providence）或者《擾亂平靜》（Disturbing the Peace）。

寫得這么好，然后卻被忘掉，這一傳統(tǒng)令人心寒。我一直認為如果寫得夠好，我書中的人物——那些書本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會留存下來。總有一天，那些蹩腳和趕時髦的作品會銷聲匿跡，好書則會浮出水面。名氣無關緊要，因為名氣經常是由那些為自身利益服務的代理人、宣傳者和書商，由蘭登書屋和《紐約客》的造星機制鼓吹出來的；重要的，是作家在作品、在紙面上有何成就。一旦以書的形式出版了，別人就無法從你那里拿走，他們只能承認其價值。作為一名作家，我只能這樣相信。

這就是理查德·耶茨身上的令人費解之處：一個在同儕中如此深受尊敬——甚至熱愛的作家，一個能如此打動其讀者的作家，他的書卻完全絕版，而且如此之快，這是為什么？一位作家，如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定義了爵士時代的失落感，他的作品也巧妙地定義了焦慮時代的失落感，一位影響了像諸如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這樣的美國文學偶像作家，一位在行文和角色選擇上如此直截了當、毫不含糊的作家，他的作品卻只能通過專門訂購，或者在二手書店里小說類布滿灰塵的最下層才能找到，這又怎么可能？人們怎么會對此一無所知？怎么人們都對此無所作為？

（文化君作為分隔線出現(xiàn)，將以下歸為本文作者對耶茨的《革命之路》的書評）

耶茨的父母

耶茨1926年出生于紐約州揚克斯市，來自一個不穩(wěn)定的家庭，他三歲時，父母離婚。大蕭條時期，他的母親帶著他和他的姐姐在這個大都會地區(qū)搬了一處又一處公寓。1944年從埃文中學畢業(yè)后，耶茨參了軍，被派到法國。跟很多五十年代的年輕美國作家一樣，他目睹了戰(zhàn)斗。另外他患上了肺結核，短期療養(yǎng)后康復。作為占領軍一員在德國服役后，他回到紐約，并在那里結婚。1951年，利用部隊因為他的肺結核病而發(fā)放的殘疾補助金，他移居歐洲住了幾年，在那里創(chuàng)作小說?；貒?，他先是在合眾社和雷明頓—蘭德公司做文字工作，然后通過為人撰稿和在新學校（注：紐約市的一所大學）教書來支付賬單，這段期間，他也在慢慢發(fā)表作品。1959年，他與妻子離婚，他的妻子得到了兩個女兒的監(jiān)護權。

1961年，西摩·勞倫斯（Seymour Lawrence）在大西洋—利特爾—布朗公司出版了耶茨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這本書詳細描寫了惠勒夫婦——弗蘭克和愛波，一對住在郊區(qū)的夫婦，他們自認為比周遭的平庸之人勝出一籌——婚姻和夢想逐步破滅的過程。弗蘭克在市里做一份乏味的辦公室工作，卻希望去歐洲，成為——有可能的是——一名作家。弗蘭克的雄心壯志是成為“一流的”，他也一再提醒自己愛波是個“一流的”女孩，以此鞏固他的自信。耶茨說弗蘭克“幾乎從來不曾懷疑過自己卓越的價值”，然而他尚未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他“通過避免定下特定的目標，避免了特定的局限”。

《革命之路》英文版及中文版封面

這本小說一開場，寫的是愛波在本地排演的《化石森林》中擔任主角，扮演加布里埃爾（電影版中由貝蒂·戴維斯扮演），是個位于沙漠深處的一間咖啡館中的女招待，也是一個癡迷維庸和巴黎的業(yè)余畫家。加布里埃爾是個浪漫和愛動感情的笨蛋，她聽信了萊斯利·霍華德扮演的偽裝浪漫之人的大話，結果讓后者挨了真正的匪徒杜克·曼蒂（鮑嘉扮演）一槍。

這場郊區(qū)的演出一敗涂地，觀眾——其中有弗蘭克——的希望破滅了，被碾為粉末。耶茨逐格描述這些場景，寫到了每處失誤、每個漏過的提示和表演拙劣的對白。愛波——我們本來還希望她的美麗和沉著能為這場演出挽回一點顏面——很快也在舞臺上就垮掉了；接下來的是錐心的恥辱。耶茨擊碎的，不僅是弗蘭克和愛波的希望，而且是讀者的，讓我們跟他筆下的角色一起受罪。

她在孤軍奮戰(zhàn)，顯然隨著每句臺詞，越來越底氣不足。第一幕快結束時，除了演員，觀眾也能看出她已經力不從心，很快，他們都為她感到難堪。她已經開始在虛偽的戲劇性動作和緊張得不知所措之間變來變去；她當時仍然表現(xiàn)得不折不餒，但是盡管她化著濃濃的妝，還是能看到她臉上和脖子上因為恥辱而發(fā)熱。

而這才是第一幕，換一位作家，也許就換了場景，但是耶茨讓我們——像弗蘭克一樣無法脫身——看著愛波和其他演員馬馬虎虎地演完剩余部分。耶茨讓讀者為他筆下的角色感到局促不安。希望被諷刺性的現(xiàn)實所取代，后面還有更多現(xiàn)實，不可遏制，我們只得忍受下去。因為我們都處于這種情形中，我們知道愛波只想演出快點結束，然而如同羞恥，如同生活——它不肯結束。

《革命之路》劇照

這出戲象征的，也是惠勒夫婦的婚姻。在去化妝間的路上，弗蘭克想到自己很高的期望：

……他對今晚曾有過美好的幻想，這樣的幻想鼓舞著他：他早早地趕回家，先逗逗孩子，把孩子蕩在半空玩鬧，然后啜一杯雞尾酒，他們比往常更早地吃晚餐，一邊愉快地聊天。他會開車送她去那所高中，在他一只手的輕撫下，妻子的大腿變得溫熱堅實。（“我要是不那么緊張就好了，弗蘭克！”）；他會專注、自豪地看完演出，然后在落幕的時候加入到觀眾們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當中。他會在后臺的人群中擠過去，臉泛紅潮，衣服有點凌亂。他會得到妻子含著眼淚的第一個吻。（“真的演得很好嗎？親愛的，真的嗎？”）然后謝普和米莉會帶著崇敬之情陪同他們去喝一杯，他們興奮地談著今晚的成功，在桌子底下他和妻子兩手相握。他萬萬沒有想到最終出現(xiàn)在眼前的會是這樣沉重的現(xiàn)實。他曾經以為今天他的妻子將以一個光芒四射的形象出現(xiàn)，那是一個他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過的充滿吸引力的形象，他的每一個眼神和動作都會讓他喉嚨充滿渴望。（“你不想得到我的愛嗎？）但是眼前的她，陰郁，痛苦……她仍是那個她。雖然他每天都努力去抹掉這個形象，但是他了解她就像了解自己一樣痛苦而透徹。她面容憔悴，紅色的眼睛閃動著幽怨，謝幕時擠出虛偽的笑，這都那么熟悉，那么家常，就像他酸痛的腳，發(fā)潮的內褲，以及身上的酸臭味。

他們在化妝間里的會面既尷尬，又拖長了。后來在開車回家時，弗蘭克嘲笑劇中別的演員、觀眾和整個美國郊區(qū)社會，想以此告訴她沒關系，但是愛波不想聽。他們吵起架來，最后在黑暗的路邊扯著嗓子吵，他們鄰居的汽車的車燈一次次掃過他們。就像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一樣，夢想受挫，而代之以失望。

《革命之路》中從頭到尾，弗蘭克和愛波時常在觀察自己，拿來自電影或者報紙的理想對照他們的生活。別人怎么看待他們？他們長得夠漂亮、帥氣嗎？他們交對朋友了嗎？存在一種神經過敏和擔心沒有做得很對或者不是很清楚舉止該如何的焦慮，讓他們在盡情嘲笑做事隨大流時，效果也打了折扣。就好像他們在扮演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母親和父親的角色，生怕念錯臺詞。他們在家里忙忙碌碌，照顧小孩，滿腹牢騷，但又希望“他們生活中越來越嚴重的混亂也許還是能夠理清楚，讓其適合這些房間”。隨著一個又一個月過去，他們意識到理想（視自己為不同凡響的人）和現(xiàn)實（作為跟其他人一樣的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讓他們采取極端措施，帶來了悲劇性后果。

對于美國式成規(guī)，《革命之路》沒說多少好話，這在當時是種相當普遍的情緒。更有意思的是書中兩位主人公。一開始，弗蘭克和愛波得到了我們的同情，因為我們都知道郊區(qū)生活是何等沉悶，悶得能把人變得荒唐可笑，知道消費者文化有何等虛偽和乏味，知道辦公室工作是何等辛苦而毫無意義。對于過度敏感帶來的折磨，我們所愛之人有些方面不順利而帶給我們的悲傷，金錢方面的失望以及意識到目前的生活離自己的理想相距十萬八千里，我們都感同身受。我們都認為自己不同凡響，在我們不得不妥協(xié)或者把我們更高的希望調低，或者放棄我們最不羈的設想時，我們都會深受煎熬。但是惠勒夫婦的生活中所出的問題，很多源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他們自私、軟弱和未能接受事實的結果。如果說他們不是被動的角色，他們當然也不能算是堅強的，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平凡人，只是耶茨讓我們理解了他們的愿望（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也有那種愿望）。他們自身及外在的因素，讓他們未能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盡管弗蘭克和愛波顯得對那種文化的病態(tài)理想極端鄙視，然而內心里，他們渴望達到同樣的乏味的成功。他們失敗，該怪他們自己，耶茨好像這樣說——似乎在責怪他們精神上缺乏想象力或者沒有自尊——然而他選擇了描寫他們，并且要我們認真考慮他們的內心生活，我們也這樣做了。

在《革命之路》以及他后來的作品中，讀者應當怎樣運用自己同情心是個復雜的問題。就像希臘戲劇圍繞的是其中角色的致命缺點，耶茨的小說也是如此。當然，耶茨的角色塑造在深度和廣度上更為全面，最終結果卻是同樣的：角色失敗是咎由自取，似乎命運使然。就是這種對筆下人物無情的刻畫，讓耶茨獨一無二，使得閱讀他的作品的過程如此感人（有人會說嚇人）。我們從自己沒那么轟轟烈烈的生活中，看出了他筆下角色所遭遇的失望以及錯誤估計。耶茨并未過分寵愛我們，給我們常見的救贖式、喚起生活信心的情節(jié)發(fā)展，來讓一切都好一點，他完全沒有利用喜劇來淡化恥辱，在該面對最糟糕的情形時，完全沒有任何方式的躲避，完全不會減輕打擊。

甚至在這些場景開始前，讀者就退縮了，如同恐怖電影的觀眾意識到受害者會打開那扇不該打開的門。事實上，戲劇性的一部分——就像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就是估計恥辱有多么嚴重和角色怎樣（或者是否）才能挨過去。

并不是說耶茨或者他筆下的人都永遠不抱希望。錯了，不幸的是，要反過來說才對?！陡锩贰分袕念^到尾，弗蘭克·惠勒對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此強烈，以至于經常自欺欺人地相信有朝一日，通過某種未可預料的機緣，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變成另外一個更有作為的人。他對自己（以及世界）抱有如此多的幻想，只有愛波的死，才會讓他不再空想。

這本書痛苦而悲哀，到最后，讀者完全得不到安慰。最后一幕中，一位丈夫關掉了助聽器，這樣就不用聽她妻子喋喋不休地說她怎么從一開始，就知道惠勒夫婦不是好人。這一幕強調了溝通上的缺乏，更別說人們之間的交流了，也強調了我們相互之間何等孤立。這是個完美而有力的結尾，至少在姿態(tài)上，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的長篇小說《復活》（The Resurrection）以及托拜厄斯·沃爾夫的短篇小說集《在北美殉道者的花園》（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中的同名短篇模仿過這個結尾。在后來的一次訪談中，耶茨說過：“如果說我的作品有一個主題，我懷疑這個主題并不復雜，那就是絕大多數(shù)人都生活在一種無法逃脫的孤獨中，他們的悲劇也在于此?！?/p>

在《革命之路》中———而且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耶茨的與眾不同之處，不僅是他悲觀，而且那種悲觀并非糾纏著戰(zhàn)爭或者其他某種恐怖之事，而是糾纏住了普通美國人的抱負。我們跟他筆下的人物一樣，有著同樣的夢想和恐懼——愛和成功，為孤獨和失敗所抵消——而且更經常的是，如廣告中光彩奪目的范例和流行歌曲所定義的生活，對待我們并沒有那么好。耶茨用絕對看似真實的戲劇性場面證明了這一點，然后要求他筆下的角色——以及我們讀者，或許還有整個國家——承認這一簡單而痛苦的事實。

吸引我讀起耶茨的，是他堅持描寫粗礪的現(xiàn)實。在我當時的世界中（甚至是現(xiàn)在），失敗比成功更常見得多，最多只能希望忍耐下去。家庭與愛，維持不易，經常也是不可能的。在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沒有人因為幸運而獲救，或者因為碰巧之事而化險為夷；沒有體諒人的情人、朋友、父母或者孩子，以讓不可忍受之事突然變得令人愉快。運氣不會變，只是沿著一條道走進死胡同，然后把你撇在那里。找到能理解這一點的作家，他沒有用硬漢式的諷刺將其粉飾，或者用情緒化的淚水將其淹沒，這是個新發(fā)現(xiàn)。耶茨——甚至在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讀《革命之路》時——在我看來，似乎別開生面，令人情神一振，和那些被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的虛假、令人膩煩的小說區(qū)別開來。我眼中的耶茨現(xiàn)在還是這樣。

當時對于《革命之路》的反響中，肯定性的占大多數(shù)——極力推崇耶茨的眼睛和耳朵。和贊揚相比，評論者有過的幾點疑慮對耶茨的獨特之處揭示得更多。有人感到迷惑的是，一位作家怎么能在一開始似乎同情他的筆下角色，然后又判決他們受到這樣的折磨，納悶這算不算有意為之或者不公平，是藝術上的某種缺陷。還有人質疑他使用軟弱的角色來反映較大的哲學及社會問題，暗示這本書對文化的批評，取決于弗蘭克和愛波的勇敢程度如何，卻就便忽視了這本書讀者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更接近弗蘭克和愛波，而不是小說中典型的英雄。然而總體說來，這本書反響頗佳，美國新出現(xiàn)了一位重要作家。

對《革命之路》好評如潮，讓大西洋—利特爾—布朗公司趁熱打鐵，一年后把耶茨的短篇小說結集出版?！妒环N孤獨》（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揭示了弗蘭克、愛波和《革命之路》以外范圍廣得多的人物與環(huán)境，但是就像弗蘭克和愛波，他在這本集子中的所寫的人年輕、缺乏安全感，在努力理解和應付他們未達到理想程度的生活?！度f事如意》（The Best of Everything）中疲憊不堪的人物、簡單的對話和單調的旁述說是來自雷蒙德·卡佛的某個短篇也可以，《一點也不疼》（No Pain Whatsoever）中開車去長島軍隊某間肺結核醫(yī)院的那兩對夫婦也可以這樣說。這是卡佛式的不幸世界，但沒有卡佛式滑稽的黑色幽默或者后來的希望，也沒有卡佛那種由戈登·利什編輯過的白描風格。這是個有意不顯得離奇或者別致的世界，只是平常，悲傷，無可逃避。

（未完待續(xù)，孫仲旭 譯）

理查德·耶茨介紹

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年2月3日-1992年11月7日），美國小說家，被文學史長期不公正對待的大師，被遺忘的最優(yōu)秀的美國作家。耶茨是“焦慮時代（the Age of Anxiety）的偉大作家”，也是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處女作《革命之路》一推出即獲成功，當年與《第22條軍規(guī)》、《愛看電影的人》一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十一種孤獨》出版，被譽為“紐約的《都柏林人》”。隨后他陸續(xù)寫出《擾亂和平》、《復活節(jié)游行》、《好學校》、《年輕的心在哭泣》、《冷泉港》，生前最后一部小說《不定時代》至今未能出版。返回騰訊網(wǎng)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