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三六年我大學畢業(yè)，進入了設(shè)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們習稱“史語所”)。當時的所長是傅斯年先生。傅先生二十年代曾在英、德兩國留學，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人文與自然科學訓練，回國后決心將當時較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引進到中國的歷史研究中來。他特別強調(diào)研究材料的擴充，認為學術(shù)要進步，必須要能直接研究材料，能擴張研究材料與擴充研究時應(yīng)用工具。一九二八年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fā)刊詞上，提出要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去發(fā)現(xiàn)新史料。當然，按現(xiàn)在史學觀點來看，史學研究的進步，不是單純史料的問題，同時要有科學的歷史觀。但在二三十年代，歷史學在中國還主要是書齋中的學問的時候，傅先生強調(diào)史料擴張與采用新工具，強調(diào)實踐，無疑是有進步作用的。史語所不僅在歷史學研究的方法、手段上有了革新，而且開辟了許多中國舊學術(shù)界從未有過的、新的研究領(lǐng)域，像田野考古學、古人類學、民族學與現(xiàn)代語言學、語音學等，成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發(fā)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從一九三六年始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史語所工作了十年，盡管其間因抗日戰(zhàn)爭，史語所先遷長沙，又遷昆明，再遷四川南溪，顛沛流離，但史語所所奉行的進步的學術(shù)宗旨與濃厚而清新的學術(shù)氣氛，對我此后的學術(shù)思想與治學方法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促使我傾注更多的精力，以更勤奮的態(tài)度去鉆研已經(jīng)公之于世和不斷發(fā)現(xiàn)的各種古文字資料，并始終以極大的興趣關(guān)注田野考古工作與其提供的新的實物資料，認為這是古史研究的必要路程。一九五八年我開始從事主編《中國歷史圖集》的工作。我傾注全力，想編成這部物質(zhì)文化史，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斷斷續(xù)續(xù)，雖降格以求，也終須放棄。不能以此對學術(shù)界做一份貢獻，是此生一大遺憾。

在史語所工作期間，開始時任圖書管理員。傅斯年所長對于采購圖書有嚴格要求，不允許重復或缺漏。這并不是指哪一本書，指的是對于研究工作有用的材料。這就必須對已有的和選購的圖書都熟讀詳記，還要辨識版本的優(yōu)劣。這樣的鍛煉增強了我的記憶能力，同時加強了古文獻學和古文字學的基本功，也使我心中積累起更多的古史中的問題。

傅斯年先生主張擴充材料，也主張下考據(jù)工夫，這是相輔相成的。要從大量材料中取得確實的成果，就必須深入考察，做到有根有據(jù)，扎扎實實。史語所入藏一幅《卲王之諻鼎銘》拓本，見于著録的還有同名之簋二件。三器中唯有一簋之圖像見于著録。前人曾因“諻”字右半不易辨認，以為“之”乃卲王之名。三十年代又多有辨識“諻”字而以“諻”音通“兄”，說為楚昭王之兄令尹子西或司馬子期之器。日本侵略軍占領(lǐng)華北，我隨船運書西上，滯留宜昌多暇，憶及該簋之形制、花紋以及三器銘文字體風格，以為定此三器為春秋晚期之物、釋“卲王”為楚昭王，皆無可疑。至于釋“卲王之諻”為“昭王之兄”，且以子西、子期當之，非但于史無征，以與同時期各國諸多青銅器銘文中相同句法比較，知史有賢名之子西、子期絶無作銅器標舉閥閱以自重之理。此前，我曾考釋侯家莊出土大龜七甲上“”二字為“鳳凰”，但“皇”與“兄”音通相假之關(guān)系卻非固定不變。自古代親屬稱謂考之，于《方言》中發(fā)現(xiàn)“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媓”，《爾雅·釋親》亦有“媓，母也”。楊雄、張揖雖晚于楚昭王四五百年，而親屬稱謂乃習于舊俗之事，地方習俗多有長久不變者，至今亦然。古者女子有三從，夫死從子，禮所當然。母以子貴，制器亦不嫌以子名為主名?？贾T《左傳》、《史記》，知昭王之母于昭王卒時不過年五十余，無論“昭王”為生稱或死謚，謂此三器為昭王之母所作，非為不可。終以于昭王之母之事跡不甚了解而未著筆。一九三八年抵達昆明，因病瘧，長日偃臥，雜取古籍中記昭王之母之文讀之，其中多相捍格。乃就公、谷、左三家經(jīng)說仔細條理，見一時吳楚之間無數(shù)可歌可泣之事無不由楚平王自娶其為太子建迎娶之秦女伯嬴啟之，此影響竟至于國之興亡盛衰。及吳入郢都，伯嬴之子昭王出奔，楚國君臣之妻皆受辱，唯昭王之母以義理拒吳王闔閭于宮門之外，得以自保。及秦之救援，昭王得復國。如此一婦人，作器自銘昭王之母，實有以也。遂寫《卲王之諻鼎及銘考證》初稿，至十二月刪除所涉過泛之段落。這是我在史語所發(fā)表的第一篇考釋古文字的文章?，F(xiàn)詳述其內(nèi)容，作為我考釋古文字與考證古史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