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前的歷史，秦朝以前的酒文化：

夏商時代的酒文化：酒在夏商時代，應該算很很奢侈品，普通百姓參加祭祀活動時，尚能沾沾酒，平時既喝不起又買不到，酒僅特供貴族和上層人物享用。酒風成兩個極端現象，灌死的灌死，渴死的渴死，很是不平衡不公道。這樣的酒風，造就了荒淫無度的酒色之徒。禹的應驗在夏朝得到應驗，當王位傳到夏桀時，他往死里造往死里喝，竟然派人開鑿大池，注滿美酒后泛舟取樂，結局很悲摧，讓商湯滅掉了。因為這個，夏桀榮登因酒亡國的君主榜首。商湯傳到紂王，他并未吸取前朝君王的教訓，有過之而無不及地制造“酒池肉林”，并成為漢語詞典的保留條目。他不理朝政，卻很酒很暴力，換來自然是江山的更迭，他用丑惡事跡再次證明禹的預言。

周朝的酒文化：來到周朝，周天子借鑒殷商酗酒亡國的教訓，對飲酒實行嚴格控制，頒布史上第一部禁酒令《酒誥》，規(guī)定王公諸侯不許非禮飲酒，老百姓更是不準聚眾酗酒，要有節(jié)制有界量，因而當的酒風內斂純正。國家專門設立“酒正”官職，負責釀酒和用酒的事宜，并根據酒體形態(tài)、醞釀時間和酒事用途等，劃分出等級分明的若干類酒。一叫事酒。專指即釀即用的新酒，一般酒度很低，只為把該用酒的事應付過去。二叫昔酒。這是提前釀好供平時飲用的酒，酒度較高，用于達官貴人喝著玩。三叫清酒。它要求“冬釀夏熟”，酒度更高些，通常用于祭祀類的重要活動。這樣的分類，在今天看來沒啥意思，但在周已經破天荒了，應當向“三酒”頒布者致敬。周朝率先把酒活動引入“禮”機制，培樹一整套等級森嚴、人倫嚴格的明規(guī)則，主賓如何敬酬互動，最權威人士坐在哪邊，邊酒的擺放位置等小細節(jié)，都做出明確具體的約束。禮和儀連在一起，誰若逆禮儀行事，準會受到相應的處罰。中國酒文化中的繁禮縟節(jié)，就是從周朝開始的，影響了中國酒事幾千年。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酒文化：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們很忙，天天鬧著割劇與兼并，喝杯小酒能解乏去憂，無暇專門拿酒說事，順其自然地沖破了周王朝禮制的束縛。上行下效，喝酒行為不再被無限地上綱上線，回歸到平常又普通的生活形態(tài)，愛喝即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場合與方式，追求喝酒帶來的最大快慰。這個時期特殊的人文社會環(huán)境，出現了高層的酒會，亦可稱為酒聚會酒會議，并被賦于特殊的職能，充當媒介平臺，擔綱國與國、諸侯間的溝通公關作用，完成外交使命。“魯酒薄而邯鄲圍”的典故就是明證。楚宣王會見各路諸侯，魯國恭公來的最晚，而送上的酒也最淡薄，楚宣王很不高興，對魯王提出批評教育。魯恭公毫不示弱，兩人不歡而散。就為這壇子薄酒，楚宣公竟然意氣用事，聯合齊國對魯國發(fā)動了一場戰(zhàn)爭。梁惠王趁火打劫，把趙國邯鄲圍困多日，本沒趙國的酒事，卻惹上滿身酒糟味，真是倒大霉了。

秦朝的酒文化：秦朝的酒風，介于前后兩個朝代之間，處于兩邊靠的境地，沒必要單獨成段。漢朝人對酒普遍抱有好感，酒已是日常生活中通用飲品，也成為社會活動和禮儀交往的信使，人們迎賓送客、婚葬嫁娶、聚會議事等等，都離不開當陪襯，甚至酒能當主角。漢朝初期的法律禁止民間聚會飲酒，地方官府擴大禁酒范圍，引起民眾反感和抗議，漢宣帝專門下詔書予以糾正。漢朝人飲酒習慣從中尋找樂趣，更注重進行感情交流，并用酒釋放各自的情懷。一些大小文人們興風作浪，把酒抬到至高位置。鄒陽《酒賦》寫道：“清者為酒，濁者為醴。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王粲的《酒賦》頌酒：“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漢朝已盛行歌舞伴酒的聚會，即使身份高貴的人，也會擺劍弄袖，親自高吭幾喉，為酒會助興。劉邦酒酣，擊筑自唱《大風歌》；項羽敗局已定，半夜起來飲酒抒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留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