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萊縹緲，像畫餅一樣，吊足了秦始皇的胃口;還惹得李白一聲長嘆：?？驼勫?，煙濤微茫信難求!昆侖山，似乎還靠得住。最起碼，漢武帝還能說出個道道來，不至于像秦始皇那樣，站在海邊，兩眼一抹黑，對著茫茫大海失語。

　　雖然從戰(zhàn)國時代起，昆侖山就成了疑問，連屈原都在問：昆侖懸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天問》。直到張騫鑿空西域，發(fā)現(xiàn)了“河出昆侖”，真是個意外收獲。

　　張騫在西域輾轉(zhuǎn)十余年，歷盡艱辛，初衷未達，而眼界已開?；貒?，他把自己在西域的見聞，報告給朝廷，報告提到：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流出焉，多玉石。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

　　這里所說的“河”，當(dāng)然是指黃河，但張騫不是地質(zhì)學(xué)家，其使命亦非對河源進行考察，也許他看到的“河”，并非黃河，而是塔里木河，或其它什么河，地理上“正確”與否，只能留待他人他日考竟源流，重要的是，在神話中存在，在歷史上消失了的昆侖山，在這里又出現(xiàn)了，雖未能確指，但不妨揣倪。

　　漢武帝聽了報告，就斷定于闐南山一帶，為昆侖之所在。而張騫所謂“鹽澤”，也就是今天的羅布泊了。張騫認為，“河出昆侖”，流入羅布泊，從地下向南潛流，再冒出地面，重新成為河源。這一說法，雖然被欽定了，但司馬遷不以為然，他堅持說：于闐南山，哪像《禹本紀(jì)》里說的昆侖那樣，有二千五百里那么高呢?哪像《山海經(jīng)》里說的昆侖那樣，有醴泉、瑤池那么美的仙境呢?

　　這樣反詰，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有所本，本于《尚書》。《尚書·禹貢》說，大禹治水，“導(dǎo)河積石，至于龍門”。司馬遷認為，這樣的說法比較可靠，因為大禹治水早就被歷史化了，順著大禹治水的線索去尋找河源，不僅有文獻依據(jù)，還能找到實地。

　　比如“積石”山，就在青海和甘肅交界處，或稱祁連山余脈，或曰屬昆侖山東系阿尼瑪卿山，青海部分，就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而甘肅部分，屬于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自治縣，山勢，南起土門關(guān)，北到黃河邊。

　　大禹治水就從這里開始。傳說，禹在積石山北段，鑿出一條峽谷，這就是積石峽，兩岸絕壁千仞，斧削一般，便是大禹鑿山導(dǎo)河之斧痕。清人《秦邊記略》云：“蓋黃河入中國，始于河州，禹之導(dǎo)河積石是也。”

　　此為河之源，再往西去，司馬遷也就說不清了。所以，他聲稱，只相信《禹貢》里說的，至于《禹本紀(jì)》、《山海經(jīng)》所言，皆不以為憑。

　　《禹本紀(jì)》里怎么說，不甚清楚，很可能與《山海經(jīng)》是一類的，《山海經(jīng)》屬于神話，能歷史化的，他都歷史化了，比如說，昆侖山的主神黃帝，就被他作為始祖，開啟了中國帝王一系，歷史從黃帝開始。

　　而在《山海經(jīng)》里同樣有名的西王母，卻沒能進入歷史化程序，他盡可能使神話因素脫離巫術(shù)思維，但巫與史有差別，要邁過一道理性化的坎，巫才能轉(zhuǎn)化為史。以黃帝為例，他在開啟歷史之前，先被理性洗禮。

　　我們讀《莊子》，那里面有很多寓言故事，黃帝是其中一個很活躍的角色，如果說孔子在《莊子》中，是圣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那么黃帝就是神人系列中的求道者的角色，他們都是向外求道，往往得而復(fù)失。

　　求道而得道的寓言，便是理性化故事，黃帝在寓言里，被打上理性烙印，這還不夠，它自身還需要有一種理論，作為其理性化的支撐。因此，漢代才會有黃老思想應(yīng)運而生，黃帝的歷史性亦隨之而被司馬遷確立。

　　其歷史性的標(biāo)志出現(xiàn)在一只青銅器里，稱“陳侯因咨敦”。

　　此敦之銘文，提到了黃帝，孔子好古，上溯歷史也僅祖述堯舜而已，未言黃帝，黃帝的名稱，最早是在這件敦里發(fā)現(xiàn)的，敦之銘文稱“高祖黃帝”。

　　“陳侯因咨”是齊威王認祖，已經(jīng)認同到了黃帝，使黃帝的存在，從神話進入歷史。戰(zhàn)國時期，信史化的黃帝，到了《史記》里，黃帝幾乎褪盡神話底色，完全信史化了。

　　相應(yīng)的，與神話有關(guān)的昆侖山，也因一句“河出昆侖”，而與大禹治水掛鉤，從神山變成史地了。作為神山，昆侖在《山海經(jīng)》里;作為史地，昆侖先在《禹貢》里，后來又在《史記》里，神山和史地，能否同一?對此，作為太史的司馬遷存疑，而漢武帝卻深信之。

　　歷史的眼光和神話的眼光，在昆侖山上發(fā)生了碰撞。

　　本來張騫在西域，好容易發(fā)現(xiàn)了昆侖山所在，可于闐南山那時還沒有進入中國歷史，而昆侖山的存在，在司馬遷看來，就是歷史的存在。

　　他相信，跟歷史活動有關(guān)的昆侖山，只有一處，那就是《禹貢》里的積石山，他對歷史理性的捍衛(wèi)，固然有其思想史上的意義，但他過分看重了文獻，看輕了神話，且疏于實地考察，視野未免于狹。

　　在歷史以外，不等于不存在。在歷史上不存在，可以在神話中存在;在讀史中不存在，可以在游仙中存在。說明歷史，要以歷史學(xué)家的方式，而創(chuàng)造歷史，不妨用神的方式。這兩種方式，如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

　　相比之下，司馬遷的歷史理性與阿波羅相似，而漢武帝沉溺于游仙和用兵，那一份狂歡如酒神般的醉氣，分明便是個活脫脫的狄奧尼索斯。

　　太史公的狂氣，以歷史為根柢，而帝王的狂氣，要將歷史連根拔起，兩個狂人相遇，帝王一怒，他才不管你究不究“天人之際”，先給司馬遷的狂氣施以閹刑。

　　寫《天馬歌》的帝王，已不再是作《秋風(fēng)辭》的青春天子。那時，他歡樂之余，還會生出幾分惆悵的詩意，讓愁緒像蒲公英一樣，被秋風(fēng)吹去。如今，他不再委婉地自敘，而是如天馬行之。

　　連最高神都向他進貢天馬，這世上還有什么不在他話下?

　　最高神由他來提名，獨尊儒術(shù)由他來指定，昆侖山在哪里?當(dāng)然也得由他來確認，這不是個知識性的問題，它有著政治文化的含義。

　　什么叫王權(quán)主義?這就是!王權(quán)主義化，儒學(xué)意識形態(tài)化，就從他開始。秦“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讓王權(quán)站在第一線，一旦危機發(fā)生，王權(quán)就成為矛盾的焦點。而他讓王權(quán)退居二線，出了問題，先作主義之爭，這樣就不會危及王權(quán)，王權(quán)可以在主義之爭里，趨利避害，選擇政治路線。

　　張騫和司馬遷對于昆侖山的不同說法，乍一看，談不上什么主義之爭，只是對某個具體問題的觀點，但其實質(zhì)卻涉及漢帝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

　　如前所述，司馬遷的眼光同秦始皇一樣，都投向東方，他指出龍門至碣石一線的重要性，秦始皇早就沿此一線修長城。可漢武帝的眼光卻轉(zhuǎn)向西方，秦始皇修長城，自西而東，綿延萬里，漢武帝剛好反其道而行之，由東而西，經(jīng)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

　　漢武帝大規(guī)模修筑長城有四次，第一次，兵出云中，取河南地，筑朔方城，修繕秦塞，恢復(fù)陰山南麓原秦長城;第二次，于河西地，修筑永登至酒泉長城，東接秦長城;第三次，繼續(xù)向西，修筑酒泉至玉門關(guān)長城;第四次，修筑玉門關(guān)至鹽澤長城。這四次，花了將近20年，筑了二千余里，使長城從陰山一直延伸到于闐南山，也就是他指定的昆侖山下，將昆侖山坐實了。

　　我們不能不佩服漢武帝那一指，正是那一指，把神話中的昆侖山在地理上坐實。那一指并非絕對真理，這毋庸置疑，但它卻是一個偉大的開始。

　　天地一指也，沒有那君臨天下的一指，昆侖山就還在《山海經(jīng)》里游移。不知漢武帝是否讀過《穆天子傳》，關(guān)于這本書的真?zhèn)斡懻摵芏?，不過，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本書在漢以前就已形成，或曰始作于西周，或曰成書于戰(zhàn)國……但在《史記》、《漢書》里沒有出現(xiàn)，它的出現(xiàn)是在漢以后，在一座晉墓中。

　　西周時的周穆王，曾親駕八駿，游昆侖山。據(jù)說在甘肅祁連山一帶，《晉書·張駿傳》說：“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

　　但穆王一游，并未確立昆侖，畢竟是神話。不及漢武帝的空間一指定乾坤。經(jīng)他那一指，昆侖山就問世，神話的胚胎，在西域分娩出來。

　　他指向的昆侖山，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部，就在新疆和田以南。

　　狹義的昆侖山，主要是指藏北高原、青南高原與塔里木盆地、柴達木盆地之間的山脈，分為東、西兩段。西段，橫貫新疆，呈西北——東南走向;東段，轉(zhuǎn)成東西走向，分三支伸入青海：北支祁漫塔格山;中支阿爾格山，東延為布爾漢布達山及阿尼瑪卿山;南支可可西里山，東延為巴顏喀拉山。

　　還有廣義一說，民國19年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說，昆侖山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海濱，長七千余里，為我國最長之山，包括橫斷山、南嶺、秦嶺、陰山、祁連山、唐古拉山、興安嶺及日本、臺灣等地山嶺。

　　如此廣泛的昆侖山，已經(jīng)越出了地理概念的界線，成為了文化概念，它是天下觀在中華山系上的反映，是用昆侖山來建構(gòu)中華山系大一統(tǒng)。

　　在地理上，最能表達大一統(tǒng)的，不是山脈，而是河流。山脈則相反，就其實際情形而言，它在歷史上，往往是割據(jù)之淵藪，起義之搖籃。而河流，它的流域，就是利益共同體，它像紐帶一樣，將生活在其流域中的人們聯(lián)成一體，對于河流的管理——治水，要求超越各個局部利益，表達統(tǒng)一的本質(zhì)。

　　因此，功利性的文明，還是要沿著河流走，開墾農(nóng)田，建造城市，成立國家組織。尋找河源，要上昆侖山去，歷史說不清楚，就往歷史的深處去，向神話追根問底。神話說：河出昆侖。昆侖山在哪里，河源就在哪里。反過來也可以說，河源在哪里，昆侖山就在哪里。漢武帝正是這樣說的。

　　尋找河源，其實是在尋找我們民族統(tǒng)一性的根據(jù)，眾多民族共處于一條大河流域，河流的屬性決定了這些民族的統(tǒng)一性。因此，河源之地，就是漢家天下的極地。漢武帝讀過《尚書》，也知道“積石”，但他并未在此小憩;他也知道酒泉以南有祁連山，知道有人以此為河源之地，但他只是一瞥而已。

　　河西四郡，固然表達了漢家天下的統(tǒng)一性，可他看來，還很不充分，他寫詩《西極天馬歌》：天馬徠兮從西極，經(jīng)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西只是起點，而非“西極”，張騫鑿空西域，告訴漢武帝，在漢帝國的西陲，有帕米爾高原頂天立地，堪稱“西極”，天下所有的河流都發(fā)源于此。因此，控制“西極”，就掌握了天下所有水系，以此“治水”，可謂登峰造極，遠遠超過大禹“導(dǎo)河積石”，河出昆侖理應(yīng)在此。

　　如果說司馬遷天下觀，還是九州島格局，武帝天下觀，已立于西極。從此治水，他把農(nóng)業(yè)文明的想象力，推向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