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本來只是周代的詩歌集，作者既有平民，又有貴族。它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歷史的見證，《詩經》具有當時社會生活的鮮明特色，既保存了部分國家大事的真實細節(jié)，又生動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面貌，同時也保存了上古史的某些重要資料。儒家學說將《詩經》加以引申發(fā)揮，作為道德說教的依據，有的固然合乎情理，有的則風馬牛不相及，有的簡直是誤解。但是由于儒家學說二千多年的正統(tǒng)地位，多么離奇的說法都被奉為圭臬！今天正本清源，正確認識《詩經》的歷史學地位，有重要的意義。

《詩經》共305篇?！靶⊙拧钡摹赌馅搿贰ⅰ栋兹A》和《華黍》三篇已經失傳，而在一些版本中，仍列出這三篇的題目?！对娊洝贩帧帮L”、“雅”、“頌”三部分?！帮L”以反映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的作品居多，敘述愛情、婚姻生活，歌頌人民美德，征人表達思鄉(xiāng)之請，沒落貴族抒發(fā)哀怨，奴隸勇敢地反抗剝削……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他們那真切的情感溢于言表。“雅”為周王畿內樂調。至于“大雅”與“小雅”的區(qū)別，《詩序》認為是王政有大有小，以此分為兩類?！按笱拧倍嘧饔谖髦茉缙?，“小雅”則是從西周后期到東周時期?！把拧钡闹饕δ苁窃谫F族宴會上歌唱，也有部分民歌?！绊灐笔羌漓霑r唱的，其中一部分是民族史詩?！妒酚洝た鬃邮兰摇氛f“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事實上，在孔子之前“詩三百”已經成形，孔子只是編訂這三百多篇詩歌的樂譜，親自演唱，目的在于復興禮樂，達到回歸傳統(tǒng)的目標?？鬃觿h詩的說法并不可信。周王朝有采集民歌的制度，將各地民歌與貴族、王室的作品合編為詩集，是由周王朝的樂官完成的，從《左傳》引用《詩》看，早在孔子出生之前《詩》已成為上層人士的學習內容，在談話中引用的《詩》，大部分見于后來傳世的《詩經》。

孔子把《詩經》作為自己講課用的教材之一，后學不斷發(fā)展孔子及其弟子的學說，使《詩經》成為一門莊嚴偉大的學問。學者根據楚竹書《詩論》，認為《詩論》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作者應為子夏。《詩論》經過了多次改編，最后成為《詩序》。戰(zhàn)國時代的毛亨和漢朝的毛萇（即大小毛公）所傳的《毛詩》，又由漢朝的鄭玄作注，唐朝的孔穎達作疏，終于使《毛詩》在經學中確立了至尊地位。兩千多年來，《詩經》研究既有訓詁，又有思想的探討，近、現代更有不少學者用于音韻學考證。在眾多的學術流派中，用現代的思想和方法去辨別，不僅是全面探究《詩經》的需要，還是把握中國思想史的需要。如《靜女》：

“靜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

洵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p>

很明顯，這是一首細膩傳神的愛情詩?！睹颉穮s認為“《靜女》刺時也，衛(wèi)君無道，夫人無德。”完全是南轅北轍！朱熹認為這是“淫詩”，看清了本質，可是定性不對，大概與理學的“偽君子”本性有關吧？理學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這種偽善的說教。

另一方面，從《詩經》的某篇引申出新義，也是確實存在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以《關瞧》為例，《毛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苯袢艘詾檫@只是一首愛情詩，從“夢寐以求”到“定婚”、“結婚”，很自然。但翟相君考證說，這是一首求賢詩。馬王堆帛書有這樣的內容：“（《關睢》）由色喻禮”，與屈原的作品一樣，用淑女喻賢士是合乎戰(zhàn)國時代觀念的。當時“鐘鼓”與今義不同，指編鐘和懸鼓，歡迎嘉賓、祭祀或有樂事時才用，鄉(xiāng)人不可能有鐘鼓。諸侯宴賓、祭祀時，規(guī)定用《關瞧》等詩。當時婚俗必須有媒人，除了“野合”之外，應依禮而行，就算詩最初如字面所述，是愛情詩，而引申的意義在戰(zhàn)國時代已經被人們普遍認可?！渡袝?、《易經》多有類似例子。

《頌》對于上古史有一些記載，十分重要。尤其《長發(fā)》關于殷人開拓海外業(yè)績的追述，已得到墨西哥考古發(fā)現的驗證，足以說明其真實性。可惜多數專家對此不屑一顧。作為《商頌》之一的《殷武》，記載“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是說商湯以德服天下，從氐羌到荊蠻無不朝貢?！对浇^書·吳內傳》：“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心歸之?！笨梢宰鳛樽糇C。《殷武》記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甲骨文對此事件有明確記載，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另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十二月”。是說十二月乙未就伐荊一事進行占卜，在我、曾、舉三國配合下，武丁親自率右、中、左三軍向荊楚發(fā)起進攻?？梢姟俄灐钒氖穼嵤莻鞒邢聛淼目煽坑涊d，可以補充正史的缺漏。

周代政治風云在《詩經》中有明確反映。王雷先生對“共和行政”的考證就利用了《詩經》的證據。他認為周朝史官有意隱瞞了發(fā)生公元前842年的大規(guī)模暴動，《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薄傲⑼酢辈豢赡苤冈谖辉S多年的厲王，而是指剛剛登上王位的宣王。厲王被逐后，宣王即位，國人掀起暴動（這一次是人所共知的），召公用自己的兒子替宣王受死?！皽缥伊⑼酢笔窃娮髡叩恼`解，他以為國人真的殺了新立的宣王，師毀簋作于共和元年正月丁亥日，“隹（唯）王元年”即宣***被擁立為王時。不久，國人暴動，宣王被召公保護起來，等了14年，到公元前827年再次即位。但史書中隱去了宣王第一次即位的史實?！吨駮o年》說：“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坐上天子之位，師毀稱他是“皇君”。這證明“共和”指“共伯和”，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周召二公共和?！读隆罚骸氨》涝?，以奏朕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睅熀透讣垂参涔?，也就是共伯和。宣王五年尹吉甫接替了他的職位?！肚f子·讓王》說共伯和“得乎丘首”，是有道之人，淡泊名利?！妒酚洝穼@段史實或隱或刪，責任在周朝史官身上，《詩經》則有真實的記述。

《詩經》在名物、地理、習俗等方面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可謂洋洋大觀。我們在欣賞其藝術成就之外，也應該深入發(fā)掘其中的史學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