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兩度到過西康地區(qū)，對《定格西康：科考攝影家鏡頭里的抗戰(zhàn)后方》中所錄的孫明經在1939年拍攝的膠片，有陌生、有熟悉、更有感觸。

在1939年，劉文輝出任省主席時的西康，結束了半獨立的游離狀態(tài)、正式納入國民政府的統(tǒng)轄和建制。作為抗戰(zhàn)后方的西康省，盡管每年向國家上繳稅款11萬兩白銀和3萬兩黃金，包括省政府，各級政府辦公處所卻均不及學校建筑的完善和優(yōu)良。劉明經曾好奇地問過那些縣長們?yōu)槭裁?，縣長回答是一致的：劉文輝有令狀，哪里的縣政府房子超過了學校，哪里的縣長就要被就地正法。劉文輝是行伍出身，說話、辦事也許軍閥習氣更多于法理統(tǒng)轄，從《定格西康》的照片證明，劉文輝不僅是這樣向下屬規(guī)矩的、似乎自己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不要說五明學院和明德中學，就是坐落在康定的西康省立小學的校舍，就比西康省政府處所來的氣派的多。德格縣立小學校舍的宏偉，在當時的滬、寧、京、穗、漢等內陸的一流大城市，也難找得到。現今，無論我們走到任何一個地區(qū)，包括那非常偏遠的地區(qū)，最有氣勢的建筑無外乎政府、法院、公安局等代表國家權力機關的處所。兩者的差別又豈在時間上。德格縣立小學校園的墻上有這樣的標語“漢話康話都要懂，漢文康文都要學”，反映了當時多民族雜居的西康，各民族文化和教育的相融狀況（西康各縣政府的牌額，大多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康定縣立瓦斯溝小學墻上“讀書救國”、“共赴國難”的標語，反映了抗戰(zhàn)后方的時勢地理背景。

劉文輝對教育的重視，不僅反映在學校硬件的建設上，也反映在他對官員的任用上。西康省的各級官員，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的還有海外留學的背景。西康省政府的秘書長是清末的秀才，巴安縣長義務到巴安縣立小學兼任教員，學校不僅有自己的棒球隊，還有美籍洋博士作教師。義敦縣長的書法完全可以用作字帖（他設計的義敦牧場公園天然與人工渾然一體，在內陸也是少見）。理化縣長（今理塘縣）親書“理化縣概況”木牌置于縣政府門側。德格縣長親書坐辦的旗子，流動基層辦公（旗子插在哪里，哪里即使縣政府）。西康各種機關與企業(yè)的牌額，均出自包括劉文輝在內的各級官員之手，其書法的功力遠在現今能夠看到的任何官員題字水平之上。西康各地大量的肱橋，是用原木建成的跨度很大單孔橋，其建橋原理出自擁有留學歐洲背景的官員們設計。

去年到康定，筆者曾在甘孜州行政學院門口佇留，看見中午放學回家的各族學生的各異服裝和容貌，筆者對三五女生提出拍照的要求，她們大方地擺出姿勢，盡顯出康人的樸實、健康與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