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經(jīng)常會碰到這樣的情況,即:一個人很有知識,但實際工作能力平平,工作起來舉輕若重,與此相反,也有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但沒有多少知識,工作起來卻舉重若輕,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二者雖有聯(lián)系,但不是必然的。從它們的屬性看,知識回答的是認識事物的問題,智慧回答的是解決事物的問題；知識在書本、課堂,智慧在生活、社會；獲取知識的基礎是智商,獲取智慧的基礎是情商；知識靠學習、記憶獲得,智慧靠實踐、參悟獲得。知道了這些道理,你就會明白知識與智慧的關(guān)系---知識是智慧的源泉,有待升華,智慧是知識升華的結(jié)果,反過來又會深化知識。

 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不僅需要知識,更需要智慧,智慧是解決實際問題、獲取財富的法寶。將知識轉(zhuǎn)化為智慧,一靠實踐,二靠悟性, 在獲取知識的基礎上,你有多高的實踐和參悟水平,你就有多大的智慧,實踐和參悟水平的高低,就是你知識與智慧之間的距離。

可惜,有的人只知開卷有益,埋頭苦學,卻不思吸收參悟,到頭來,重蹈“讀書萬卷不救貧”的覆轍,望“智”興嘆,甚至憤世嫉俗,埋怨社會,埋怨他人。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從人的個性上看,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與生俱來且伴隨一生的因素,相對穩(wěn)定,似乎難以改變,悟性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性格、注意力等,即使你認識到不足,而且努力去改恐怕也是如此,不信,等到晚年你回頭看看,一生改變了多少,是不是“個性天定三分”呢?“給你一個蘋果,你也不是牛頓”,以及“扶不起的阿斗”等,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留心的人們會注意到,從小學、中學、大學一起上學的同學,在同一所學校,學同樣的課程,同樣的老師授課,歷次考試分數(shù)也差不多,到社會參加工作后,用不了幾年相互就會拉開距離,發(fā)揮的作用和貢獻也會大不一樣。原因固然很多,但個體悟性的差異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種怪人怪事,這種人不讀書尚可,書讀的多了,惟書、惟圣、惟上、古板,自設禁區(qū),凡事要問個依據(jù)、先例什么的,反而束縛了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不敢越雷池一步,瞻前顧后,投鼠忌器,結(jié)果一事無成。相反,一些雖然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沒有多少知識,反而百無禁忌,敢想敢干,終成大事,愛迪生就是典型個案。試想,如果愛迪生擁有高深的物理知識,處處受到各種定律限制,恐怕他就不能稱其為愛迪生了。

 同樣一部書,有的人注重知識,有的人注重智慧,不同的人去讀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認識傾向,正如《禮記》所言,“《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濒斞赶壬谠u價《紅樓夢》時也指出了人們讀書學習的傾向性:“……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因為學習帶有顯著的傾向性,加之不知取舍參悟,不懂得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道理,把書中所言奉為圣明, 惟書、惟圣、惟上,自迷心竅,結(jié)果未得其益,反受其害。

 當今社會體制下,“以分數(shù)取人”、“以文憑看人”、“憑關(guān)系用人”的弊端還未革除,讀書學習與功利性緊密相連,為分數(shù)而學習、為功利而學習普遍存在,自然就出現(xiàn)了“不缺少知識,缺少的是智慧;不缺少教育,缺少的是教化”的教育局面。目前,國人衡量教育質(zhì)量的最高標準是分數(shù),“分、分、分是學生的命根,考、考、考是教師的法寶”,教師為知識而教,學生為分數(shù)而學,誤導了學習趨向,阻擋了智慧的形成和提升。因為智慧的特點,以及只可評估不易操作的特性,業(yè)界至今還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評估辦法,這怎么去啟迪學生的智慧使其成為人才呢?

 書是什么?誰人所做?書是作者對某些事物認識、議論、描述的記載,帶有顯著時代特色和局限性,即使圣人的書也是如此,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fā)展,所以不要過分迷信書,迷信作者。

 有益無益不只是看你讀什么書,下多大工夫,關(guān)鍵是看你怎么去讀,怎么去吸其精華、去其糟泊,怎么去參悟應用,“讀死書,死讀書,其人必愚;讀活書,活讀書,其人必智”。

 古之《勸學》,旨在勵志苦學,受其影響,荀子之后,多有迂腐者,誤國誤事。今天,我們的社會仍不乏迂腐者,知識轉(zhuǎn)化率較低,應用率更低,所以,應把悟書作為讀書學習的頭等大事,不要輕信“知識就是力量”,我看培根先生只說對了一半,值得懷疑,“讀書長知識,實踐出真知”更具科學性。

授之于父母的先天條件我們無法改變,只有把握好學習方向,按照“學而知之,知而悟之,悟而行之”的方針付諸行動,才能打開智慧的大門,成為智慧型人才,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