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無政府狀態(tài)和技術的濫用，是對人類和平的重大威脅，但戰(zhàn)爭還是和平，畢竟是由人來選擇的，這兩種威脅人類和平的事物，因此都還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無政府狀態(tài)和技術濫用，還有沒有其他威脅人類和平的東西?愛因斯坦顯然不滿意于只從外在來尋找原因，人類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種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種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難題和困境，因而也要從人自身的主觀性上來發(fā)掘，有什么樣的精神狀態(tài)就會有什么樣的人類行為。愛因斯坦找到了這樣的內原性因素：人類自19世紀以來在對待真理、知識、智慧態(tài)度上的轉變，也深深地參與了嚴重威脅人類和平的軍事主義的培養(yǎng)，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精神占據(jù)了人們的頭腦，才使人類正在一步步走向極端。

什么是科學主義?什么是科學精神?愛因斯坦沒有明說。然而，這并不影響愛因斯坦對科學的看法。對一個“精神貴族”來說，科學的價值自然更多還是體現(xiàn)在對人的心靈的擴充上，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愛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學技術及其功用的，他對人類政治的現(xiàn)狀持批判態(tài)度，對科學技術的濫用同樣持批判態(tài)度。我們將看到，愛因斯坦所反對的，正是科學主義。

愛因斯坦對科學主義的批判，包含在他對科學與社會關系的思考中。這也是晚年的愛因斯坦關切得最多的問題之一。他認為，科學通過兩種方式影響人類事務：“第一種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學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間接地生產(chǎn)出完全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工具。第二種方式帶有教育性質──它作用于人的心靈。”愛因斯坦?jié)M懷憂慮地指出：科學對人類事務的前一種影響方式，在給人類帶來功利的同時，也更給人類制造了無窮困難，“技術──或者應用科學──卻使人類面臨極為嚴重的問題。人類能否繼續(xù)生存，取決于這些問題的圓滿解決。”

在他看來，科學技術的破壞性體現(xiàn)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為商品生產(chǎn)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經(jīng)濟循環(huán)過程之外；其次，技術縮短了距離，并創(chuàng)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壞工具，它們被掌握在主張技術不受限制的、行動自由的國家手中，這就成為人類安全與生存的威脅；最后，通訊工具──印刷文字的復制過程與無線電──在同現(xiàn)代化武器結合起來時，就使肉體與靈魂被置于一個中央權威機構的奴役之下成為可能。愛因斯坦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實踐者，對科技的實際應用始終保持戒心。科學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對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靈。科學的善惡問題本來是不存在的，但科學一旦被應用于人間的功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遺憾的是，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人并不是從來和完全都是憑借理性來做著一切，人也喜歡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蓋了，科學因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學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開，科學的魔性一面也就統(tǒng)統(tǒng)顯露。

科學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chǎn)物，從其原初來說深深體現(xiàn)了人類心靈的崇高性，人類對科學的探索，在豐富了人類靈魂的同時也一點點切除了人類的自卑感。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對社會的第二種影響方式，所闡明的正是科學對人類所起的精神效果。

“科學通過作用于人類的心靈，克服了人類在面對自己及面對自然時的不安全感。”科學的這種影響，體現(xiàn)著的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是一種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種尋求智慧的精神。真理是獨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為的真理和脫俗的智慧拒絕對事物進行實用化審視，知識就是知識，不能單純?yōu)槭浪椎哪康亩嬖?，它可以服務于世俗但絕不應屈從于世俗，它與世俗共處是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愛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學，是和諧的、統(tǒng)一的，生于人間而不附和于人間的，它要喚起的是人類心靈的崇高與偉大，它可以與凡世共存共處并為之做努力，但這絕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說，它與世俗的好合是服從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靈魂更加充盈。

愛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懷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惡相形見絀，可是，罪惡卻也一直存在，而且有變本加厲的可能性。愛因斯坦對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發(fā)明之后，目睹大規(guī)模毀滅性物質被用于軍事目的，愛因斯坦一次次表達了他對原子武器的憂慮：“原子能的釋放并沒有產(chǎn)生新的問題，它只是使得解決一個現(xiàn)存的問題的需要變得更加迫切起來。”他還在廣島、長崎事件發(fā)生后警告世界：“原子彈的殺傷力已改變除我們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這樣，我們會逐漸陷入空前的大災難之中。” ──這句話后來廣為人知且被人們頻頻提起。愛因斯坦知道：技術的濫用來自我們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災難發(fā)生后卻并沒有改變，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經(jīng)受恐懼。這種把科學工具化、夸大科學的功利效果的思維模式，是科學和科學精神的異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沒有樹立起對科學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學的獨立性和精神意義，進一步說，它所造就的技術恐懼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實際上也是對人的不尊重。在科學被異化的時候，不幸的是，人也被異化了，人也淪為了工具。

愛因斯坦所深惡痛絕的軍事主義，正是人和科學被異化為工具的表現(xiàn)，當人和科技被充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國家統(tǒng)一、爭奪稀有資源、對外武裝恫嚇等等時，科學的獨立和精神之美不見了，科學單純被當做達成某種目的的手段；人的個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見了，人只不過作為大集體中的一個小符號。愛因斯坦因而強烈捍衛(wèi)科學研究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反對科學中的軍事介人，抨擊軍事主義的精神狀態(tài)。當軍事權力主導科學的發(fā)展方向時，他認為結果將是“普遍的政治主張置于文化關懷之下，而文化被腳踩于地的時候，人的道義、人的崇高精神、人對和諧與美的追求，這些純真的事物也都將統(tǒng)統(tǒng)遺失，愛因斯坦看到了這樣的危險。1947年，他忠告美國人：經(jīng)歷兩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的美國，正在激起軍事主義的“赤裸裸的權力”，在軍事主義的陰影下，個人已被降級為單純的工具，成為“人的材料”，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無關緊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種類型的武器、對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得至關重要。軍事主義所高揚著的是實用理性而非價值理性。當軍事主義席卷世界的時候，愛因斯坦悲傷地問：人在哪里?

晚年的愛因斯坦，他一邊在傷心著人類罪惡的升級，一邊在反思著人類思維模式的偏謬，這使他從未停止過追問和懷疑。這種懷疑態(tài)度是純正的科學精神的體現(xiàn)，因為科學精神從不放棄對自身的詰難，科學也因此而長期保持著理性的光輝。但愛因斯坦的懷疑是徹底的，即使是對科學精神所包含著的理性，他也沒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壇。愛因斯坦極其理智地提醒自己以及他人：人間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會現(xiàn)身于人間。在1948年世界知識分子和平會議組委會上，他指出：“通過痛苦的經(jīng)驗我們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常常具有悲劇性的含義。”理性──以及理性的成果技術，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卻又是人類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這樣一種困難中人類該如何做出選擇?是不是需要棄理性而去?愛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這時候又顯示了其超越一般人之處：不會有上帝來幫助人類解決困厄，人類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來解決。理性雖然不萬能，但是，丟失理性卻萬萬不能，在對理性也保持著距離、不忘審視的基礎上，合理地借助理性，人類才能試圖去化解困難、走出困境。有鑒于此，愛因斯坦號召人們：要“運用理性和謹慎來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向遠祖遺傳下來的本能和熱情投降”。

1948年，在接受一個世界獎的頒獎會上，他在演講中又說：“所有像我們這樣關注和平、關注理性與正義獲得勝利的人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理性與誠實善良對政治領域發(fā)生的事件具有的影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論這種影響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們未來的命運會怎樣，我們都可以確信：如果沒有那些關注整個人類利益的人們所進行的不知疲倦的奮斗，人類的命運比現(xiàn)在還要糟糕。”

在科學主義與科學精神之間，愛因斯坦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科學精神。的確，這是智者的智慧，這種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當時光忽而又過去半個世紀之久，反思人類的歷程，50年前與50年后，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什么變化?人類又在面對什么樣的生存境遇?科學是比過去富有獨立性了還是比過去更不自由?我們的思維模式是與過去相同還是有所改變?當我們對這些問題發(fā)問時，讓我們再次回味哲人在50多年前的聲音：“對真理和知識的探索與追求是人類最為崇高的品質之一” ──我們不斷地以此為資作著疑問，我們對所有的問題才能保有“頭腦的清明”(馬克斯·韋伯語)，我們對現(xiàn)世的歡樂或苦難才會有真切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