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個人而言，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誠先生的；在華人企業(yè)家中，能夠普遍得到國際認可與贊譽的，李嘉誠應當能夠排在前幾名。對這樣一位舉世矚目的領袖級人物，說他不是榜樣，那還有誰是榜樣？

假如我這樣說，“比爾蓋茨不是榜樣，美國才是”，可能就比較輕易理解了。為什么我希望中國企業(yè)家把目光從李嘉誠、從比爾·蓋茨這樣的英雄身上，轉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來？原因在于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環(huán)境中，而高速增長通常會有一個代價，那就是變得太快，快得我們搞不清自己是誰；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誰，于是我們就想從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嗎？

舉個例子吧。在一個論壇上，我曾經對著蒙?？偛门８?，當面質疑蒙牛的奇跡：我覺得在草場資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況下，在一個相對偏僻的地域，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億，作為一個治理專家，我提醒他，對這樣的奇跡還是警惕些好。

主辦方馬上就不干了，立即反問：在同樣的情況下，有那么多人也在從事這個行業(yè)，但為什么不是馬根生、張根生，而是牛根生成功？讓你姜汝祥去做做，你能超過牛根生？

的確，拿我與牛根生比，我是比不了，因為這本身就沒有可比性，農學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夠會種田，但這并不妨礙教授發(fā)表種田的道理。所以這并沒有可討論的價值，值得討論的倒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而別人不行？在功成名就這樣一個結果面前，我本人對蒙牛與牛根生是足夠尊敬與佩服的。商業(yè)是一個講究結果的地方，“成者王侯敗者寇”，理所當然。但完全以成敗論英雄，不就成了強盜邏輯？否則，你如何在十年前長虹倪端鋒、三九趙新先興盛時，或者現(xiàn)在在國美、蒙牛這樣的奇跡前，保持那怕一點點的理性與清醒？

所以，我們看蒙牛、國美這類公司成功的時候，要超越硬件的強大，去看一點軟件層面的東西。我是學社會學出身的，社會學有一句話：當人與文化對抗的時候，最后勝利的永遠是文化。在中國所謂沿海地區(qū)與偏僻內陸的差別，在我看來大多不是物質層面的差別，而是思維文化層面的差別，否則如何理解廣州、江浙地區(qū)普遍存在的整個村鎮(zhèn)性的“暴發(fā)”？

從軟件角度出發(fā)，我們才會超越財富獲得一絲清醒：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資源硬件與營銷的成功，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zhàn)略成功。因為在蒙牛的成功中，我們并沒有發(fā)現(xiàn)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超越機器設備上的現(xiàn)代化、超越在營銷上利用消費者的幼稚，在企業(yè)文化與團隊打造上（這是真正的軟件）獲得真正的進步。我本人從小在貴州長大，后來在摩托羅拉那樣的世界級公司工作過，我深知企業(yè)文化的進步與團隊打造，假如沒有大環(huán)境的支撐，絕對不是靠某個人能夠完成的。

所謂軟件的意思，就是說打造“百年基業(yè)”這個游戲，絕對不是賺取百億金錢（這是硬件）那么簡單。你可以很有錢，但你要想真正成為百年老店，那就與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有關--你有沒有打造出一個讓我們、乃至我們兒子孫子都愿意與你的企業(yè)一起成長的機制？所以，致力于改造腳下土地，讓中國企業(yè)的強大不再是某個人“悟道成仙”的奇跡，而是可復制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集體性成功，才是真正的道路吧？

講了這么多之后，再回答李嘉誠是不是榜樣就簡單了。人是靠不住的，機制與文化才是支撐。李嘉誠無疑是天大的榜樣。但對大陸企業(yè)家來說，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軟件可能價值更大！而在這一點上，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誠更重要，在香港這個大背景下，李嘉誠只不過是香港企業(yè)體制下的奇跡，就象比爾·蓋茨是美國新經濟體系下的奇跡一樣。

自己投資的長江商學院，組織了中國最聞名的一批企業(yè)家，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馬云與蒙牛的牛根生，還有一批壟斷行業(yè)的巨頭，到香港集體向李嘉誠取經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出現(xiàn)代版“買珠還櫝”的喜?。核麄兌荚诶罴握\的個人魅力前感嘆自己的渺小，都在渴望從李嘉誠那里悟到“九陽真經”，卻很少有人認真看一下自己腳下的土地--是李嘉誠造就了香港，還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誠、造就了包玉剛、造就了匯豐等等！當這種喜劇上演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現(xiàn)實，那就是中國企業(yè)家的整體素質，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國經濟的整體發(fā)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國政府進步的水平！

不信我們看看現(xiàn)實吧。與二十年前比起來，中國政府通過改革開放，使大陸與香港的差距大大縮短，民生與民權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然而中國的企業(yè)家們又如何呢？在銷售額上確實是進步很大，但在保障員工權利，促進員工合約意識與獨立意識等方面，我們做了多少？

有時候，企業(yè)的繁榮與農民意識并不天然矛盾，計算機系統(tǒng)與曾國藩、李鴻章的權謀思想照樣可以共存。有專家做過研究，制造業(yè)的繁榮對個人權利與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較低，金融地產等服務業(yè)的繁榮對個人權利與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較高。意思就是說，農民意識與權謀治理一樣可以把制造性企業(yè)管好，但在金融地產等服務上就會無用武之地！

中國企業(yè)家中，優(yōu)秀的大多出在制造業(yè)，而在金融地產等行業(yè)，稱得上企業(yè)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憐的那么幾個。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產業(yè)轉移的原因呀，我們的企業(yè)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業(yè)直接進入第三產業(yè)？但對比一下我們的鄰居印度吧，他們的制造業(yè)并不發(fā)達，但第三產業(yè)卻走在了中國的前面，這恐怕不是偶然。

我看過李嘉誠先生自己的一個講話，意思是他的治理思想是中西合璧。中國部分的是靈活、誠信與寬容，而西方部分的則是制度（system）、尊重（Respect）、檢查與平衡（checkbalance）。這似乎為中國企業(yè)家找出了一條“中庸之道”，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就會發(fā)現(xiàn)香港若干年來就是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地區(qū)。比如洛桑國際治理學院(IMD)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年度報告”中，2005年、2006年連續(xù)兩年都是美國是第一，香港是第二，第三則是新加坡，而中國內陸則從31上升到19位。

當香港的競爭力可以與美國相提并論的時候，在這種環(huán)境中經營企業(yè)的李嘉誠，他的所謂中西合璧真正的含義是什么？大家都是做企業(yè)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想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是如何生活與工作的吧！這樣你就明白了，為什么癡迷于李嘉誠個人謀略，是現(xiàn)代版的“買珠還櫝”？事實上，2002年5月17日李嘉誠在汕頭大學演講的時候，就明確聲明，他的公司組織是：“原則是西方治理模式，加入中國文化哲學?！?/p>

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在美國耶魯大學做教授的中國人，寫了篇文章《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這篇文章提醒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最勤勞的民族之一，但我們在近代的貧窮并不是因為我們不勤勞，相反，可能因為我們太勤勞了，那些勤勞之極的人就會“稱王稱圣”，用情感與倫理代替規(guī)范，形成人與人較勁的文化，結果勤勞就對沖了制度建立。用這位教授的話說就是：

“假如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也不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于自己，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于是市場發(fā)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xù)?！毕愀燮孥E，本身就是一個制度與文化變革的結果。在全世界投資環(huán)境評價中，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這就等于是說，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也許有人會說：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不錯，政府當然要承擔責任，但政府又是聽誰的呢？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吧？！當我們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時候，我覺得企業(yè)家要從依靠或抱怨政府，轉移到自救上了。也就是說，別的你管不了，但在你企業(yè)那一畝三分地，你大可與員工一起，建立起基于利益的個人權利與責任約束機制來。而要做到這些，首先需要你做“第一推動”--你有沒有膽量做一個公開透明的制度監(jiān)督體系，它不僅約束別人，也約束你自己？

我想，這樣一類制度一定可以大大減少企業(yè)運營的交易費用。事實上，國家或者地區(qū)的繁榮，與企業(yè)繁榮的道理是一樣的，假如沒有穩(wěn)固的員工個人權利與責任，員工就無法對自己進行投資，也無法與企業(yè)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于是企業(yè)發(fā)展就會停滯不前，企業(yè)增長也無法持續(xù)。

所以，我們大可以把香港當成一家公司來學習，在這個時候，李嘉誠就是香港這樣一個優(yōu)秀公司中的明星員工了。盡管一個員工的優(yōu)秀與他自己有絕對的關系，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員工，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香港無疑就是這樣一個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中，首屈一指的“優(yōu)秀公司”，而李嘉誠無疑是實踐“公司經營理念”最最徹底的一個，無疑是執(zhí)行“公司戰(zhàn)略”最最果斷的一個！我想，只有李嘉誠這樣行動，才會有李嘉誠奇跡的出現(xiàn)！舉個最近的例子吧，近來香港有商家欺騙旅游者，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業(yè)協(xié)會公布：“對消費者的新保護措施主要包括，將無條件退款期從目前的14天延長到6個月，取消退貨時貨物包裝須未經打開的限制?！逼渌胧┻€包括，禁止問題店鋪在1年內更改店鋪名稱；公布非誠信店鋪和旅行社名稱；將目前僅對旅行社開放的店鋪對公眾開放，以便接受大眾監(jiān)督。

據(jù)我個人接觸到的資訊，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業(yè)對商家最嚴厲的約束了吧？假如真的做到這種約束，那么未來香港出現(xiàn)李嘉誠這樣的旅游富豪你會吃驚嗎？這種時候，你真正的榜樣是李嘉誠還是香港？也許兩個都是？看看自己站的位置，自己選擇吧。